(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徐守盛)

　　今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负责人座谈会，就加大力度实施精准扶贫，推进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四个切实”的具体要求，为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明确了目标方向和方法路径。省委常委会第一时间组织了传达学习，并于7月20日召开省委十届十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全面部署和推动精准识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审议通过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实施精准扶贫加快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的决议》。下面，我谈几点认识、思考和想法。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增强扶贫攻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扶贫开发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作为关乎党和国家政治方向、根本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大事，对扶贫攻坚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据有关方面的初步梳理，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先后20多次就扶贫开发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在25次国内视察调研中，有14次涉及扶贫工作，有7次把扶贫工作作为视察重点，连续3年第一次国内考察都是到贫困地区看真贫。2013年11月初，在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战略，并部署了发展产业、扩大公共服务、加强基础教育三件大事。今年以来，总书记先后到云南、陕西和贵州调研考察扶贫工作，并两次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研究部署扶贫工作。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既与我们党长期以来关于扶贫开发的方针政策一脉相承，又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经过初步学习，我体会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扶贫开发具有政治性、战略性、全局性的思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也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职责”，强调“‘三农’工作是重中之重，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在‘三农’工作中要把扶贫开发作为重中之重”“扶贫开发是我们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是最艰巨的任务”。这些重要论述，把扶贫开发提到了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党的执政根基的战略高度，更加凸显了抓好扶贫开发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二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科学扶贫的思想。总书记深刻指出，“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功之举在于精准”，强调要加快转变扶贫开发方式，实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做到“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总书记指出，“推进扶贫开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好思路、好路子。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理清思路、完善规划、找准突破口”，强调“扶贫开发要同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结合起来，同发展基本公共服务结合起来，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这些重要论述，准确把握了扶贫开发的基本规律，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是内外结合、以内为主的扶贫思想。总书记指出，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如果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简单改变村容村貌，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一个地方必须有产业，有劳动力，内外结合才能发展。总书记还强调，“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要保证贫困家庭孩子受到教育，不让贫困地区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扶贫开发的根本动力，把准了根除贫困的关键。四是凝聚合力的扶贫思想。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完善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此外，总书记还就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管好用好扶贫资金、加强扶贫机构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我国扶贫开发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新时期扶贫开发的战略思想，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强大武器和重要遵循。我们一定要学深悟透，切实以讲话精神统一思想行动，进一步增强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紧迫意识。
　　
　　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中，第一步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方先富起来，第二步是先富帮后富，第三步是实现共同富裕。现在，我国已总体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应该说到了先富帮后富的历史阶段。但实事求是地讲，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我们的任务依然艰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上世纪80年代初是0.3左右，2014年是0.47，目前主要发达国家一般在0.24~0.36之间，我国属于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从湖南来看，1990-2014年，全省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从900多元扩大到16510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4:1扩大到2.64:1。如果不妥善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就难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甚至还将影响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这方面，国际上也是有深刻教训的。近年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家相继发生“颜色革命”，其中固然有外部政治势力插手、意识形态渗透等因素，但也与这些国家经济不景气、民生保障乏力、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是分不开的。我们在实现“三步走”战略中，必须加快贫困地区发展，缩小贫困地区发展差距，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从而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推进扶贫开发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迫切需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一，也是我们党作出的庄严承诺。总书记讲，“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14年湖南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为88%，长株潭地区达到95%，而51个贫困县市区只有80.9%，大湘西地区仅为77.8%。湖南是全国贫困人口超过500万的六个省区市之一，如果一边宣布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另一边还有成百万人口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那这样的全面小康就没有说服力。实事求是地说，新中国成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有目共睹，成就举世公认，但在一些偏远山区、高寒山区，确实还有一部分群众的生活依然非常困难，穷根难治、山河依旧。只要我们真正深入到这些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家中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应当感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深深的愧疚。
　　
　　推进扶贫开发是新常态下稳增长、促发展的内在要求。实践证明，加大扶贫投入，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增加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对于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市场需求、稳定经济增长、拓展市场空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深刻提出，“欠发达地区不是包袱，要给予政策，赋予观念，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条件，把欠发达地区当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培育。”贫困地区总体上群众收入低，基础设施欠账较多，发展相对滞后，这给扩内需稳增长促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比如，对产能过剩、供大于求的问题，我们也要辩证地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在广大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基础建设、产业培育、公共服务配套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差距，恐怕就不是“过剩”的问题，而是“不足”的问题。据省扶贫办测算，一个1000人的贫困村要实现整体稳定脱贫，大约要投入900万~1200万元，湖南还有8000个贫困村，投资需求非常大。比如，拉动消费方面，由于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人口的收入不高，消费需求还没有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实际上这一部分人的消费弹性比富裕阶层更大一些。扶贫开发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抓扶贫就是抓发展。通过深入推进扶贫开发，把贫困地区巨大的内需潜力挖掘出来，对需求结构、区域结构等进行战略性调整，本身就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应有之义。
　　
　　推进扶贫开发是践行“三严三实”的重要检验。党和政府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归根结底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最核心的要求就是要把严的精神和实的作风树起来，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让党员干部受教育、让人民群众得实惠。现在抓扶贫攻坚面对的都是“硬骨头”，如果抓而不紧、抓而不实，是难以取得成效、实现突破的。可以说，对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态度和感情，抓扶贫攻坚的力度和成效，与贫困群众一块干、一块苦的决心和意志，是对践行“三严三实”最现实最直接的检验。我们一定要紧密结合正在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带着责任和感情来做扶贫工作，以从严从实的精神，真扶贫、扶真贫，以扶贫脱贫的实际成效检验专题教育成果。
　　
　　科学研判扶贫开发面临的形势任务，进一步坚定向贫困宣战的信心和决心
　　
　　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扶贫开发形势怎么看？总书记讲了两句话，一句是“我国扶贫工作成就很了不起，可以载入人类发展史册”，一句是“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面对现实，无论是立足全国还是着眼湖南，都印证了总书记的这一科学判断。
　　
　　从扶贫历程看，扶贫开发已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1949年，我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据联合国统计，当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到亚洲平均水平44美元的三分之二，不到印度57美元的一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各项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但直到1978年，我国仍有2.5亿农村人口处于未解决温饱的贫困状态，占农村总人口的30.7%。这一年，实行了改革开放，真正意义上的扶贫开发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30多年来，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一是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1978-1985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序幕，以家庭承包取代了人民公社，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缓解了农村贫困问题。1978年到1985年，全国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25亿；湖南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1152万下降到551万，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5.2%下降到11.7%。二是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3年）。这一阶段，农村反贫困行动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设立扶贫专项资金及政策，扶贫正式成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政府行为，推动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下降至8000万人；湖南贫困人口下降到433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8.58%。三是“八七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年）。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颁布实施，明确用七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到2000年底，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3209万；湖南贫困人口下降到130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81%，基本实现了八七扶贫攻坚目标。四是巩固温饱成果夯实发展基础阶段（2001-2010年）。这一期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颁布实施，明确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针，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五是以扶贫开发促进全面小康阶段（2011年至今）。2011年5月，中央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等目标，确定11个连片特困地区等为新时期扶贫攻坚主战场，大幅提高扶贫标准至2300元（据新标准，2011年底全国贫困人口为1.28亿，湖南为908万）。30多年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历史性巨大成就，贫困地区面貌发生显著变化。根据联合国《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情况报告》，我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历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要求，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取得新的显著成效。近3年，全省累计减少贫困人口376万；2014年，国家重点贫困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3.1%，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从扶贫实践看，我们已探索走出了一条体现中国特色、具有湖南特点的扶贫开发路子。从全国层面看，主要体现在“五个历史性变化”：一是扶贫标准上，从1986年年人均收入206元，提高到2008年底的1196元，再到2010年底的2300元，国家扶贫标准增长10多倍。二是扶贫任务上，从以解决温饱为主，逐步转入巩固温饱成果、提高发展能力、加快脱贫致富、保护生态环境、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三是扶贫方式上，从“输血式”的生活救济扶贫向提升贫困地区内生动力的“造血式”开发型扶贫转变，从“大水漫灌式”扶贫到“精准滴灌式”扶贫转变，方法路径更加科学。四是扶贫重点上，从确定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到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的力量资源进一步向重点区域集聚发力。五是扶贫保障上，更加注重动员各方、综合施策，既有效发挥专项扶贫和行业扶贫的作用，又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实现了从政府主导向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历史性转变。从湖南来看，近年来，我们在扶贫开发实践中也探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在总体思路上，坚持精准施策，对贫困对象实行一家一户一本台账、一个脱贫计划、一套帮扶措施，推动水、电、路、气、房、环境改善“六到户”；在产业扶持上，实行差异化扶持政策，积极探索“资金跟着贫困对象走、贫困对象跟着能人走、能人和贫困对象跟着产业项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的“四跟四走”新路子；在重点区域上，坚持分类指导，以武陵山、罗霄山片区为重点，突出把湘西自治州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在助学就业上，实施雨露计划和“一家一”助学就业工程，帮助每户贫困家庭至少有一个孩子接受免费职业教育、优先推荐就业；在考核导向上，提高对重点贫困县扶贫开发考核权重，由注重“人均”向强调“人人”转变，防止以平均数掩盖大多数，等等。各地、各有关部门也都结合实际，取得了一批新的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这些经验弥足珍贵，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
　　
　　从面临挑战看，扶贫开发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具体到湖南，主要体现在“四个依然”。一是脱贫任务依然繁重。从贫困总量看，目前全省共有51个国家和省级扶贫工作重点县市区、8000个贫困村、59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10.4%，要实现到2020年整体脱贫，今后几年每年需减少100万人，难度不小，而且越往后越难。从扶贫对象看，大多属无文化（或少文化）、无技能、无劳力、无资源的“四无户”，其中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约50万人，涉及41.8万户，占总户数的18.2%。从地域分布看，全省还有70万余贫困人口生活在高寒山区、石漠化地区、地质灾害多发区，一方水土富不了一方人。二是发展基础依然薄弱。2014年，全省51个重点贫困县市区GDP、公共预算总收入、公共财政收入分别仅占全省总量的18.6%、9.82%和10.22%；人均GDP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49.4%。三是公共服务依然滞后。特别是上学难、看病难、出行难等问题仍然突出。武陵山、罗霄山两个片区仍有2.2%的自然村未通电，16.2%的自然村未通公路，18.5%的自然村不能接收电视节目，12.4%的行政村无卫生室，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88%，村级小学危房面积达119.6万平方米。四是贫困群体增收压力依然较大。2014年，51个贫困县市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省平均水平的66.8%，这充分反映了湖南扶贫开发形势的艰巨性和严峻性。
　　
　　从当前环境看，扶贫开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主要体现在“三个前所未有”：一是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党中央、国务院把扶贫开发提到了战略全局高度来谋划、部署和推进，传递出举全国全党之力推进扶贫攻坚的强烈信号。中央层面的许多资源要素都在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倾斜，一系列支贫扶贫、惠民利民政策逐年加力加效，扶贫机制创新的改革红利正在加速释放。二是发展基础前所未有。一方面，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后发优势明显，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特别是随着现代交通网络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信息化的深入推进，湖南贫困地区已全面融入全省4小时经济圈，打破封闭、打开山门的“大通道”更加畅通，城乡之间的信息鸿沟逐步缩小。比如，随着沪昆高铁的开通运营，以及黔张常铁路等交通大动脉的建设，对湖南大湘西地区的科学发展和扶贫攻坚有着巨大的辐射带动效应。前不久，湘黔两省还专门就建设高铁经济带进行座谈，协力推动相关合作项目。目前来看，“高铁时代”的倍增效应正在初步显现。另一方面，全省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我们更有条件和能力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帮扶。三是社会氛围前所未有。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委政府到全社会，各级各方面都动起来了，特别是广大贫困地区干部群众不甘落后、致富奔小康的愿望越来越迫切，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共同推进扶贫开发的氛围越来越浓厚。这些，都是我们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的底气和动力，必须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未完待续）
　　
　　（《新湘评论》2015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