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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理:湖南抗日战争时期军队的生活状态

2017-05-31 15:41:01 来源:红网 作者:任理 编辑:易木

  长沙的一把大火,瞬间吞噬了这个古老的城市。随之而来的战争终于降临三湘大地。面对日军强加给我们的战争,中国健儿选择了抵抗。不做亡国奴,是亿万中国人的呼声。在这个时期,中国军队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呢?

  一、当时士兵们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有饭没菜

  1938年12月17日,原本定为去广东任职的薛岳,听说白崇禧也去广东任职,顿生不快。其好友陈诚得知此情,力主薛岳来湖南代理其第九战区军务。这样,薛岳来到了湖南,同时接替因大火去职的张治中的省主席职务。

  集军政大权为一体的薛岳,按照自己的思路,对湖南进行治理,制定了空室清野、破坏岳阳至省内的交通要道,同时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销毁“左”倾报纸邮件书刊,排斥中共力量。

薛岳

  当时的长沙城,主要政府机关基本分散转移到省内各地,人们的心里都忐忑不安,有一天没一天过着日子。

  时在平江驻扎的十三军军需处长胡静如回忆,政府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是法律赋予通用的货币(称为法币)。而法币是在美国、英国印刷。

  中国的港口被日军封锁后,法币只有靠专机通过驼峰航线空运,每月约为150吨。美国十四航空队曾因运钞票就耗费燃油4500吨,这些成本合计5500万美元,列入美国给中国5亿贷款中支出,实在惊人。

  到1940年开始实行粮饷划分,士兵每人每天定量大米20两,吃饭问题算是解决了。士兵的饷项,上士是每月100元,上等兵80元,一等兵60元,二等兵50元,另外草鞋费50元,副食费每月350元。当时的白菜每斤30元,因此,几个月才能吃一次肉。可谓当时士兵们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有饭没菜。

  二、吃饭有时间限制,一般在十分钟内完成

  1939年9月14日,日军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日称湘赣会战),其作战意图是“摧毁中国军之抗战企图”,图谋将第九战区主力击灭于湘赣北境之内。

  战斗打响后,中枢大员们多不主力拼,薛岳被迫命令部队撤退。日军分三路长驱直入。29日,日军前锋距长沙只有20公里。白崇禧代表政府,要求薛岳放弃长沙,薛岳坚决表示可以一战。当日晚白、陈(诚)两人赶到渌口(株洲)面晤薛岳,薛岳表示以死抗命,最后得到蒋介石同意。

  1939年的仲春(3月期间),由于战事所迫,衡阳成了一个战区的心脏城市,热闹非凡。当时许多设立在后方的文武学校,均在衡阳招考。

  张赣萍清楚记得,在衡阳待考时,日机前来轰炸,一股白烟冒起,不知谁说了声“毒气”,大家立即按照防空知识的介绍,找手帕、脱衣服,用湿毛巾捂鼻。身边没有水,于是拉尿代替,捂住鼻子,后来才发现,是起火所致浓烟。

  日军的残暴激起大家的愤慨,许多人放弃升学的机会,报考军校四分校在衡阳招收的第十六期,报名者达二千余人,录取150名。

  张赣萍没被录取,直到军校二分校在萍乡招考,才如愿以偿。随后来到湖南的武冈接受军事训练。

  军训的生活十分艰苦,刚到部队就必须剃光头,然后发“背包”,所谓的“当兵当兵,四十八斤”,背包重量包括被服包、枪支子弹、圆锹、十字镐、干粮袋、水壶、刺刀、手榴弹的标准重量。

  吃饭有时间限制,一般在十分钟内完成。开集体餐,菜不多,饭不少,基本上吃菜靠“抢”。为了适应环境,经常在粪池边上开饭,即便这样,也没人因此没有食欲。

  军校的学习,因战事紧急,原来三年的课程压缩在一年半完成,学成之后,马上补充到部队担任下级军官。

  三、这里似乎远离战争,显得特别平和、温馨

  1938年11月底,武汉外围崇阳战失利后的五十八军,回撤到醴陵休整。

  当队伍到达的时候,发现街头的墙壁上有这样的滑稽标语“大批滇猪到了,姊妹们快来”。拖着疲惫身体的战士们,看见这让人啼笑皆非的标语,心里竟然有了一丝安慰。

  这里似乎远离战争,显得特别平和、温馨。一时间大街小巷摇晃着军人的影子,四处荡漾着如痴如醉的情绪。通宵达旦的麻将声,放荡的男女笑声掩盖住了战争的残酷。

  鲁道源将军临危受命,带病赶到醴陵,重整因失败而差点取消番号的新十一师(隶属五十八军)。当他见到这种情况,立刻颁布禁令,对人事进行调整,士气随之大振。整编后的队伍,开往赣北的铜鼓待命,隶属第九战区薛岳将军指挥。

鲁道源

  第二十七集团军军长杨森,也在长沙会战前抵达,司令部设在平江。为了建设好抗敌后援会组织,培训了大量学生,充当地方保甲长,取代了过去“世袭制”的保甲制度。当时湖南境内痢疾流行,杨森就买了大批奎宁丸,通过学生发放给百姓,稳定了后援队伍。

  有次杨森请部下丁治磐将军吃饭,粮食部长徐堪在座。丁治磐说他的部队士兵吃的是又臭又黄的米,里面还有不少是谷子。徐堪笑道:糙米有营养,官兵吃了身体好。丁将军回道:后方不吃糙米,长的也很好(讽刺徐堪是胖子)。时食盐供应紧张,有些部队还做走私盐巴的生意。

  四、杨森将军向以太太多而闻名

  1939年三八妇女节那天,杨森骑马去平江县城,途中经过一座木桥,看见一精壮男人,用竹鞭抽打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那女孩只顾低头哭泣,但也不肯躲避。

  杨森下马夺过竹鞭扔进河里,问明原委,却是该小女孩已经嫁人,一到婆家,就偷偷逃回家中。婆家很生气,上门要人,女孩家感到很丢脸。打人者是女孩的亲哥哥,这次就是逼妹妹回婆家,妹妹不从。

杨森

  杨森带着兄妹俩绕道去了他们家,邀请他全家人去县城,参加妇女界三八庆祝活动。在大会上,杨森做了即席发言,讲述了他今天看见的事情,要求平江革除这种童婚陋习。同时拿出1000元给女孩,要她去读书,此举得到与会人群的热烈欢迎与支持。杨森给女孩起了一个学名叫“谢平节”,意取纪念“平江妇女节”。

  杨森将军向以太太多而闻名,一天杨森请客,其随身带的那位太太正好回重庆办事。开饭的时候,二十多位高级军官携夫人前来赴宴。她们个个烫头发、穿旗袍,年轻漂亮,打扮入时。平江地方风气闭塞,从没见过这么洋气的场面,一时间乡民蜂拥而至,围在举办宴会的大坝边上,指指点点,都说,杨司令这么多太太啊,那么年轻漂亮。吃饭的时候,更有小孩钻到桌子下面,由下而上偷看那些太太们的大腿。卫士们将小孩抓出来,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小孩们说:是我姆妈叫我去看的,她说杨总司令的太太里面是不是都不穿裤子……

  可见当初民风淳朴,意识落后。也算是湖南城镇的一个缩影吧。

  五、1938年11月,临湘县沦入敌手,在沦陷区又是另一番景象

  杨森将军在湘北一待就是七年,由于他本人热爱体育活动,在平江组织部队与当地人举行篮球赛,到第二次长沙会战大捷时,已经举办了五次运动会。平江小镇,成了全省的体育中心。

  为了搞好军民关系,抗战期间,杨森所辖部队,每周还举行一次军民联欢晚会,节目由政工队担纲,请了一位法国太太指导。

  当时演出的节目以话剧为主,而部队几乎没有女兵,于是只好请特务营的年轻人易弁而钗,男扮女装。第二次长沙会战大捷,曾虚白、于斌代表政府前来部队慰问,观看了部队的歌舞表演,看见那些“冒牌货”唇红齿白、体态窈窕的样子,连连称奇,大声叫好。

  1938年11月,临湘县沦入敌手,在沦陷区又是另一番景象。汉奸王旦初出面组织维持会。1940年6月正式挂起了“临湘县政府”的牌子,办公地点设在长安北正街(原天主堂旧址)。

  伪县政府下属多个机构,其中有个“临湘县合作社”,1939年年底,由伪县府职员集股,每股日钞10元,共集1500元,经营日杂生意。先期是按月分红,后期按年分红。社长是伪县长兼任,副社长是日本人。

  伪合作社在当地大量收购粮食、牲猪以及铜铁等金属物质,去支援日军的侵华战争。

  为了安抚当地居民,日军在当地设立了“宣抚班”,这个机构主要是用于收买民心,调解日军与老百姓之间的小矛盾,同时还提供日本人编写的教材,用于当地的同化教育。

  然而,对县城以外的乡村,日军却经常骚扰,拉壮丁、强奸与抢劫,当地的保长,很多都是被逼收集物质送往“县政府”,以求当地平安。

  六、军队前方将士奋勇抗敌,军队后勤却有不少“安逸”人士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战争时期,军队前方将士奋勇抗敌,军队后勤却有不少“安逸”人士。

  据张赣萍介绍,战时军队的汽车司机,算是“天之骄子”,人称“身坐财神殿,脚踏风火轮。马达一响,黄金万两”。在副驾驶室上一般都坐着一个年青的漂亮女人。司机赚钱容易,花钱也大方,在大后方的城市中,穿着一套油渍布满的“裤连衫”,是他们的注册标识。在任何一个花钱的场所,他们的风头超过中、少将军官。

  其次就是掌握或管理汽车的部队机关人员,他们利用汽车做生意,平时许多军用汽车看不到,遇上大检阅,才会把汽车开回来“应卯”,平时的应负勤务,概以人力代之。这些人当中因分赃不匀,闹出的血案也不少。

  最后则是财经、粮食、银行、邮政储蓄机构的人员,他们是大后方不可一世的特殊阶级。待遇高,还可以利用职权赢利。被人戏谑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一族。

  另外“吃空饷”也屡见不鲜,军、师长的大吃是将整营、整连的编制吃掉。团部以下的则是小吃,一个连少十几个人也很正常。当上级长官派人校阅部队时,则想方设法,去地方团队将他们的官兵租借过来,应付点名。所谓的租借,只要请所来的官兵吃上一、二顿,打发一点“茶资”封口就行了。

  这种状况,多见于杂牌军,“中央军”情况相对好点,这些行为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平时嫌人多,战时嫌人少”,直到军需处独立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进。

  七、地方政府及社会状况

  1940年8月7日,苗培成担任国民政府湖南湖北监察使,时省政府设在耒阳,省内县长选聘考试也设在此,但监察区的使署设在芷江。

  10月8日,长沙第二次会战大捷,苗培成与11月8日由芷江乘西南公路区间车,几经周折,10日抵达耒阳视察。

  11日,访问耒阳县长李尚镜,得知地方情况如下:

  1.甲种乡公所经费,每月一百八十元,县府发九十元,其余自筹。乡长月支二十四元,股主任二人共三十元(文化股主任由中心小学校长兼,警卫股主任由乡队附兼),干事二人共三十二元,事务员十六元,户籍警二人(助理)十六元,乡警三人二十四元,办公费二十元。

  2.乡长多数还好,保长间有舞弊者,甲长还算负责。

  3.铲除土劣,曾枪毙大绅士李子涵。

  13日凌晨,苗培成搭粤汉铁路快车于早上七点抵达株洲,然后乘汽艇于下午二时到长沙,住励志社。次日访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得知:

  1.此次作战战场为宽八十里,长二百四十里。

  2.中央发各县赈灾款七十万元,其支配为:临湘、岳阳、长沙、湘阴四县各十二万元,湘潭、浏阳、平江、醴陵四县各五万元,外旅费二万元。湘省府赈灾款六十万元,八县平均分配。赈灾款主要用于购买耕牛,修理房屋,救济伤亡。

  3.作战时,有德国侨民韩理生、意大利侨民蓝泽民助敌。

  其间苗培成还走访了湘阴、汨罗等地,了解到军粮征收价过低,被日军杀俘的地方请求减少兵役,食盐供应不到位等等。

  返回芷江后,12月2日,湘省十师校长杨韶华告知,现在学生伙食费月12元,另加上津贴四元,仍不足用。

  由此可见,战乱时的湖南,政府还是能够有效工作的,条件也是非常艰苦,但部队的管理,显得薄弱。

  (本文来源于《文史拾遗》,作者系任理,作者单位:湖南省电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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