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的一把大火，瞬间吞噬了这个古老的城市。随之而来的战争终于降临三湘大地。面对日军强加给我们的战争，中国健儿选择了抵抗。不做亡国奴，是亿万中国人的呼声。在这个时期，中国军队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呢？

　　一、当时士兵们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有饭没菜

　　1938年12月17日，原本定为去广东任职的薛岳，听说白崇禧也去广东任职，顿生不快。其好友陈诚得知此情，力主薛岳来湖南代理其第九战区军务。这样，薛岳来到了湖南，同时接替因大火去职的张治中的省主席职务。

　　集军政大权为一体的薛岳，按照自己的思路，对湖南进行治理，制定了空室清野、破坏岳阳至省内的交通要道，同时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销毁“左”倾报纸邮件书刊，排斥中共力量。

薛岳

　　当时的长沙城，主要政府机关基本分散转移到省内各地，人们的心里都忐忑不安，有一天没一天过着日子。

　　时在平江驻扎的十三军军需处长胡静如回忆，政府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是法律赋予通用的货币（称为法币）。而法币是在美国、英国印刷。

　　中国的港口被日军封锁后，法币只有靠专机通过驼峰航线空运，每月约为150吨。美国十四航空队曾因运钞票就耗费燃油4500吨，这些成本合计5500万美元，列入美国给中国5亿贷款中支出，实在惊人。

　　到1940年开始实行粮饷划分，士兵每人每天定量大米20两，吃饭问题算是解决了。士兵的饷项，上士是每月100元，上等兵80元，一等兵60元，二等兵50元，另外草鞋费50元，副食费每月350元。当时的白菜每斤30元，因此，几个月才能吃一次肉。可谓当时士兵们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有饭没菜。

　　二、吃饭有时间限制，一般在十分钟内完成

　　1939年9月14日，日军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日称湘赣会战），其作战意图是“摧毁中国军之抗战企图”，图谋将第九战区主力击灭于湘赣北境之内。

　　战斗打响后，中枢大员们多不主力拼，薛岳被迫命令部队撤退。日军分三路长驱直入。29日，日军前锋距长沙只有20公里。白崇禧代表政府，要求薛岳放弃长沙，薛岳坚决表示可以一战。当日晚白、陈（诚）两人赶到渌口（株洲）面晤薛岳，薛岳表示以死抗命，最后得到蒋介石同意。

　　1939年的仲春（3月期间），由于战事所迫，衡阳成了一个战区的心脏城市，热闹非凡。当时许多设立在后方的文武学校，均在衡阳招考。

　　张赣萍清楚记得，在衡阳待考时，日机前来轰炸，一股白烟冒起，不知谁说了声“毒气”，大家立即按照防空知识的介绍，找手帕、脱衣服，用湿毛巾捂鼻。身边没有水，于是拉尿代替，捂住鼻子，后来才发现，是起火所致浓烟。

　　日军的残暴激起大家的愤慨，许多人放弃升学的机会，报考军校四分校在衡阳招收的第十六期，报名者达二千余人，录取150名。

　　张赣萍没被录取，直到军校二分校在萍乡招考，才如愿以偿。随后来到湖南的武冈接受军事训练。

　　军训的生活十分艰苦，刚到部队就必须剃光头，然后发“背包”，所谓的“当兵当兵，四十八斤”，背包重量包括被服包、枪支子弹、圆锹、十字镐、干粮袋、水壶、刺刀、手榴弹的标准重量。

　　吃饭有时间限制，一般在十分钟内完成。开集体餐，菜不多，饭不少，基本上吃菜靠“抢”。为了适应环境，经常在粪池边上开饭，即便这样，也没人因此没有食欲。

　　军校的学习，因战事紧急，原来三年的课程压缩在一年半完成，学成之后，马上补充到部队担任下级军官。

　　三、这里似乎远离战争，显得特别平和、温馨

　　1938年11月底，武汉外围崇阳战失利后的五十八军，回撤到醴陵休整。

　　当队伍到达的时候，发现街头的墙壁上有这样的滑稽标语“大批滇猪到了，姊妹们快来”。拖着疲惫身体的战士们，看见这让人啼笑皆非的标语，心里竟然有了一丝安慰。

　　这里似乎远离战争，显得特别平和、温馨。一时间大街小巷摇晃着军人的影子，四处荡漾着如痴如醉的情绪。通宵达旦的麻将声，放荡的男女笑声掩盖住了战争的残酷。

　　鲁道源将军临危受命，带病赶到醴陵，重整因失败而差点取消番号的新十一师（隶属五十八军）。当他见到这种情况，立刻颁布禁令，对人事进行调整，士气随之大振。整编后的队伍，开往赣北的铜鼓待命，隶属第九战区薛岳将军指挥。

鲁道源

　　第二十七集团军军长杨森，也在长沙会战前抵达，司令部设在平江。为了建设好抗敌后援会组织，培训了大量学生，充当地方保甲长，取代了过去“世袭制”的保甲制度。当时湖南境内痢疾流行，杨森就买了大批奎宁丸，通过学生发放给百姓，稳定了后援队伍。

　　有次杨森请部下丁治磐将军吃饭，粮食部长徐堪在座。丁治磐说他的部队士兵吃的是又臭又黄的米，里面还有不少是谷子。徐堪笑道：糙米有营养，官兵吃了身体好。丁将军回道：后方不吃糙米，长的也很好（讽刺徐堪是胖子）。时食盐供应紧张，有些部队还做走私盐巴的生意。

　　四、杨森将军向以太太多而闻名

　　1939年三八妇女节那天，杨森骑马去平江县城，途中经过一座木桥，看见一精壮男人，用竹鞭抽打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那女孩只顾低头哭泣，但也不肯躲避。

　　杨森下马夺过竹鞭扔进河里，问明原委，却是该小女孩已经嫁人，一到婆家，就偷偷逃回家中。婆家很生气，上门要人，女孩家感到很丢脸。打人者是女孩的亲哥哥，这次就是逼妹妹回婆家，妹妹不从。

杨森

　　杨森带着兄妹俩绕道去了他们家，邀请他全家人去县城，参加妇女界三八庆祝活动。在大会上，杨森做了即席发言，讲述了他今天看见的事情，要求平江革除这种童婚陋习。同时拿出1000元给女孩，要她去读书，此举得到与会人群的热烈欢迎与支持。杨森给女孩起了一个学名叫“谢平节”，意取纪念“平江妇女节”。

　　杨森将军向以太太多而闻名，一天杨森请客，其随身带的那位太太正好回重庆办事。开饭的时候，二十多位高级军官携夫人前来赴宴。她们个个烫头发、穿旗袍，年轻漂亮，打扮入时。平江地方风气闭塞，从没见过这么洋气的场面，一时间乡民蜂拥而至，围在举办宴会的大坝边上，指指点点，都说，杨司令这么多太太啊，那么年轻漂亮。吃饭的时候，更有小孩钻到桌子下面，由下而上偷看那些太太们的大腿。卫士们将小孩抓出来，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小孩们说：是我姆妈叫我去看的，她说杨总司令的太太里面是不是都不穿裤子……

　　可见当初民风淳朴，意识落后。也算是湖南城镇的一个缩影吧。

　　五、1938年11月，临湘县沦入敌手，在沦陷区又是另一番景象

　　杨森将军在湘北一待就是七年，由于他本人热爱体育活动，在平江组织部队与当地人举行篮球赛，到第二次长沙会战大捷时，已经举办了五次运动会。平江小镇，成了全省的体育中心。

　　为了搞好军民关系，抗战期间，杨森所辖部队，每周还举行一次军民联欢晚会，节目由政工队担纲，请了一位法国太太指导。

　　当时演出的节目以话剧为主，而部队几乎没有女兵，于是只好请特务营的年轻人易弁而钗，男扮女装。第二次长沙会战大捷，曾虚白、于斌代表政府前来部队慰问，观看了部队的歌舞表演，看见那些“冒牌货”唇红齿白、体态窈窕的样子，连连称奇，大声叫好。

　　1938年11月，临湘县沦入敌手，在沦陷区又是另一番景象。汉奸王旦初出面组织维持会。1940年6月正式挂起了“临湘县政府”的牌子，办公地点设在长安北正街（原天主堂旧址）。

　　伪县政府下属多个机构，其中有个“临湘县合作社”，1939年年底，由伪县府职员集股，每股日钞10元，共集1500元，经营日杂生意。先期是按月分红，后期按年分红。社长是伪县长兼任，副社长是日本人。

　　伪合作社在当地大量收购粮食、牲猪以及铜铁等金属物质，去支援日军的侵华战争。

　　为了安抚当地居民，日军在当地设立了“宣抚班”，这个机构主要是用于收买民心，调解日军与老百姓之间的小矛盾，同时还提供日本人编写的教材，用于当地的同化教育。

　　然而，对县城以外的乡村，日军却经常骚扰，拉壮丁、强奸与抢劫，当地的保长，很多都是被逼收集物质送往“县政府”，以求当地平安。

　　六、军队前方将士奋勇抗敌，军队后勤却有不少“安逸”人士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战争时期，军队前方将士奋勇抗敌，军队后勤却有不少“安逸”人士。

　　据张赣萍介绍，战时军队的汽车司机，算是“天之骄子”，人称“身坐财神殿，脚踏风火轮。马达一响，黄金万两”。在副驾驶室上一般都坐着一个年青的漂亮女人。司机赚钱容易，花钱也大方，在大后方的城市中，穿着一套油渍布满的“裤连衫”，是他们的注册标识。在任何一个花钱的场所，他们的风头超过中、少将军官。

　　其次就是掌握或管理汽车的部队机关人员，他们利用汽车做生意，平时许多军用汽车看不到，遇上大检阅，才会把汽车开回来“应卯”，平时的应负勤务，概以人力代之。这些人当中因分赃不匀，闹出的血案也不少。

　　最后则是财经、粮食、银行、邮政储蓄机构的人员，他们是大后方不可一世的特殊阶级。待遇高，还可以利用职权赢利。被人戏谑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一族。

　　另外“吃空饷”也屡见不鲜，军、师长的大吃是将整营、整连的编制吃掉。团部以下的则是小吃，一个连少十几个人也很正常。当上级长官派人校阅部队时，则想方设法，去地方团队将他们的官兵租借过来，应付点名。所谓的租借，只要请所来的官兵吃上一、二顿，打发一点“茶资”封口就行了。

　　这种状况，多见于杂牌军，“中央军”情况相对好点，这些行为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平时嫌人多，战时嫌人少”，直到军需处独立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进。

　　七、地方政府及社会状况

　　1940年8月7日，苗培成担任国民政府湖南湖北监察使，时省政府设在耒阳，省内县长选聘考试也设在此，但监察区的使署设在芷江。

　　10月8日，长沙第二次会战大捷，苗培成与11月8日由芷江乘西南公路区间车，几经周折，10日抵达耒阳视察。

　　11日，访问耒阳县长李尚镜，得知地方情况如下：

　　1.甲种乡公所经费，每月一百八十元，县府发九十元，其余自筹。乡长月支二十四元，股主任二人共三十元（文化股主任由中心小学校长兼，警卫股主任由乡队附兼），干事二人共三十二元，事务员十六元，户籍警二人（助理）十六元，乡警三人二十四元，办公费二十元。

　　2.乡长多数还好，保长间有舞弊者，甲长还算负责。

　　3.铲除土劣，曾枪毙大绅士李子涵。

　　13日凌晨，苗培成搭粤汉铁路快车于早上七点抵达株洲，然后乘汽艇于下午二时到长沙，住励志社。次日访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得知：

　　1.此次作战战场为宽八十里，长二百四十里。

　　2.中央发各县赈灾款七十万元，其支配为：临湘、岳阳、长沙、湘阴四县各十二万元，湘潭、浏阳、平江、醴陵四县各五万元，外旅费二万元。湘省府赈灾款六十万元，八县平均分配。赈灾款主要用于购买耕牛，修理房屋，救济伤亡。

　　3.作战时，有德国侨民韩理生、意大利侨民蓝泽民助敌。

　　其间苗培成还走访了湘阴、汨罗等地，了解到军粮征收价过低，被日军杀俘的地方请求减少兵役，食盐供应不到位等等。

　　返回芷江后，12月2日，湘省十师校长杨韶华告知，现在学生伙食费月12元，另加上津贴四元，仍不足用。

　　由此可见，战乱时的湖南，政府还是能够有效工作的，条件也是非常艰苦，但部队的管理，显得薄弱。

　　（本文来源于《文史拾遗》，作者系任理，作者单位：湖南省电信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