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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状元不多,或许是湖湘历史上,一块难得的瑕疵。
我们有辈出的人才、秀丽的文化、甚至“半部中国近代史,都由湖南人写就”的神话……唯独在教育方面,湘人的成就却近乎空白。
以至于,湖湘有人及第,竟成了典故,据《北梦琐言》记载,“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蜕以荆州解及第,号为‘破天荒’”。
可“破天荒”之后,湖湘大地上的教育成果仍旧“惨不忍睹”。据统计,科举一千多年来,湖南地区仅产生了5名状元——北宋的王世则、南宋的王容,明朝的黎淳,清朝的彭浚、萧锦忠。
寥寥数字,就数清了明清以来的教育成果。都说湖南人会读书,可这状元的数量,着实是一首状元的悲歌。相比某些地域动辄几个状元府邸的盛况,湖南的状元们,想凑桌麻将,还得保证宋、明时期的几人,活得足够“长久”。不知清朝的彭浚和萧锦忠,是否会在“二缺二”的麻将桌上,倍感孤单寂寞,继而产生一点惺惺相惜之情。
然而,历史上状元不多的锅,不该湘人来背。
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华夏文明的核心区,从关中到中原再到江南,从来都是富庶地区锦上添花的代表。可湖南古时属“蛮夷之地”,除了洞庭湖区还算衣食无忧,湘西、湘中的大多数人们,还奔波于温饱,以至“湖南人物,罕见史传”。
及至宋朝,生活逐渐富足起来的湖南人,才开始注重人文追求。岳麓书院的建立使得湖湘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尊师之风也逐步在湖南社会兴盛。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赵恒亲自召见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周式学行兼优,真宗要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留在宫中讲学,但周式无心做官,坚持要回岳麓书院执教。真宗为其精神所感动,答应其回山请求,并赐给对衣鞍马、内府书籍,还为亲书“岳麓书院”匾额。这种礼遇,在当时是少见的,对推动全国特别是湖南尊师重教风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清中叶之后,岳麓书院在罗典、欧阳厚均等山长主持下成为湖南人才兴起的大本营,陶澍、魏源、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刘蓉、胡林翼、唐才常、陈天华、杨昌济等都曾就读于岳麓书院。“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成为湖湘人的骄傲。
此时的湖南巨室富户无不设家塾以课子弟,宗支祠堂无不设族学以教后代,市井村落无不设村塾以育童稚,未入仕途的士人和丁忧、罢黜在家的官吏,也都乐于开设门馆以授生徒。
戊戌维新运动中,湖南成立时务学堂,成立一大批学会组织,成为培养人才和研讨学问之所。林圭、蔡锷、秦力山、范源濂、杨树达等一批湘籍名人都是时务学堂的学生。
20世纪初,湖南大力兴办新式学堂,并渐渐形成了一师、长郡、雅礼、周南、广益、楚怡、明德等一批名校,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罗学瓒、刘少奇、李维汉、李立三、夏明翰、任弼时等都是从这些名校中走出来,走上革命道路的。
重教向学之风,还促使湖南在清末民初的留学热潮中走在全国的前列。
1902年湖南抚院首次官费派遣学生12人赴日留学,此后,官私费并举,到1904年湖南留日学生达373人,占全国留日总数的11%。
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首批留法89人,湖南学生43人,到1920年底,赴法湖南学生364人,占全国赴法学生1576人的22%,仅次于四川,占第二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蔡和森、李立三、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蔡畅等都是从这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脱颖而出的。
改变世界的,永远都是剑和卷册。而湖南人聪明地把学术、哲学和军队,结合在了一起。从曾国藩带兵打仗仍不忘看书,到毛泽东研习历史典籍,湘人在剑和书卷的助力下,改写了近代中国的进程。
而今,这一片三湘大地仍传承着湘人对卷册的执着。
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湖南教育事业总规模位居全国第7位,全省有各级各类学校近2.7万所,在校学生约1250万人,在职教职工约84万人,截至2015年底,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提高到73.22%。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4个百分点,小学和初中适龄人口入学率分别达到99.97%、99.94%。
特殊教育三类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到90%,提前一年达到国家规定目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0%,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0.21%,实现了从全国平均水平线下到线上的跨越。
从起初的“湖南人物,罕见史传”,到后来的虽有状元,却凑不齐一桌麻将的窘境,再到如今人才辈出,教育事业总规模位居全国第7,湖南这片沃土上的人们,正用“霸得蛮”的开创精神阔步向前。
后来居上的湖南教育事业,见证了一块璞玉上的瑕疵,如何开出一朵花的史诗般征程。
文/雁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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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网
作者:雁丘
编辑: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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