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杨

现在有一种趋势，就是评论写作越来强调“现场感”了。有了现场感，评论就不一样。

譬如，央视评论推出了“现场评”，人民日报推出了“来自新时代改革开放一线·现场评论”。评论员在现场，结合真情实感，让评论文章多了一些鲜活的故事。而且，我们还可以在现场将宏观的问题，与现场观察到的生动细节建立联系，以小见大，或通过纵向或横向对比，找到更多有价值的评论角度。

其实，红网评论也做过类似的尝试，推出了“哲学里的中国”现场评专栏，邀请了全国各地青年大学生、“好评中国”优秀作者一起撰写文章，强调以小切口，多写写“身边的事”或观察到的新现象、新问题。

评论如此从书斋走向现场，从以前评论写作往往是先组建一个写作班子的“闭关式”写作模式中走出来，我大体是十分认同的。因为，从词句到词句、从概念到概念、从文件到文件，久而久之，评论就会失去了它原本的生命力，变得乏善可陈而更缺共情力。

尤其是在如今的数字时代，没有更多的现实体验、生动故事，经验总结类的评论又哪有传播的可能？没有传播力，写得再好，也等于零。尽管当前的互联网舆论生态中，评论已成为最大的流量入口，已成媒体内容竞争的重要方面，但有感染力的评论，也得满足基本的前提条件——评论多少得有些知识附加值，要么是好的故事，要么是第一手的素材。

事实上，在机构媒体的评论生产模式中，评论员往往是长期坐办公室的，不像记者可以去报道采访获得第一手鲜活的素材，只能从网上找一些新闻事件来进行写作。而这些新闻事件报道，质量整体令人堪忧，这进而又会影响了评论的发挥。如前些天的“七人点一碗面”事件，国内不少知名评论员就被“坑”了，有些评论员在写作时已经对比了多家权威媒体甚至央媒的报道，做足了“核实”功夫——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但还是被带节奏，防不胜防。

如今，这种“反转新闻”越来越多，评论写作的风险也越来越高。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闻评论的职业化分化，使评论员越来越与现实脱节了。没有生动的故事，没有鲜活的素材，评论员陷入了“搜索即相信”困境，文风也备受诟病。

所以，评论员得改变写作方式，得多调研，多到基层一线了解实情。所谓调研，就是在调查中“发现事实”，在研究中“表达观点”。

像青年毛泽东那样，“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以游学调研的方式，吃住在农民家，也与地主、和尚等不同行业的人群交流，用他们听得懂的话，了解他们的心声。在那个时代，这应该是一个传统吧。

或者说，调研是为了找到更多的“问题”，而评论写作也必要回应现实中的“问题”。这些问题，代表特定人群的诉求和心声，而评论若能替这些人群表达，就是合格的。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力作《民众的大联合》，就是一则最好的案例。他是这样写的：

诸君！我们是农夫。我们就要和我们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别人不种田的，他和我们利益不同，决不会帮我们去求。种田的诸君！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这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应该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彰明较著的去求解答。

注意，这里有个关键人称代词“我们”——以我们的口吻，站在农夫的立场角度，来表达农夫们的诉求和声音，这样如民众说话，用他们的话来表达，这是赢得民意支持的密码。

还有毛泽东一一站在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的立场上发声，表达他们的诉求。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就在他深入群众，经常跟群众吃住一起，聊家常，了解他们的想法。替不识字的农民发声，说出了他们种种不满情绪，这是非常有力量的，有现实意义的。这也是评论最核心的本质意义所在。

现在许多人写文章，不知道写给谁看，而谁看了似乎也不知所云。这就是没有问题意识，没有找准对象，没有回应现实的能力。

同样是评论大家，梁启超和毛泽东都是十分重视通过宣传，尤其是评论来引导舆论。文笔、见识难分上下，但在群众观上，梁启超强调的是三个字“启民智”，把民众当成没有认知能力的群体，当成没有开化的有智力问题的群体，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评论姿态；毛泽东强调的也是三个字“群众观”，他真正做到了与群众打成一片，将群众当成自己评论服务的对象，用群众自己的话，来替他们表达心声。对比一看，便可知高下。

说了这么多，是想顺势表达一个观点，那就是，在多元的评论广场上，身处不同位置、职业，或有不同的评论角度，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评论优势。而身处一线的广大基层工作者，则拥有讲好“身边鲜活故事”的自然优势，他们扎根基层，了解真实的社情民意，也直面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只要胸中有大局，笔下有千秋，善于观察，政策解读多贴近民众所呼所需，相信自然就会有好文章。

所以，细腻风光我独知，何不从应景到应需，何不从天国到人间，好好挖掘这些鲜活的素材，使自己的观点更丰富可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