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以一种先锋精神、探索精神和创新精神激发了中国现代文学活力，推动和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它孕育和造就了一批湖湘作者，他们以独特不羁的精神开拓启蒙文学的领地，以经世致用的情怀引领革命文学的发展，以浪漫思乡的情致构建了乡土文学的人性关怀，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形态和审美趣味，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湖湘”一词作为独立的行政地域及人文地理概念，最早出现在唐代，王勃在《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中写到“虽复苍梧北望，湖湘盈舜后之歌”。但湖湘文化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三苗”人创造的苗蛮文化，后经过与楚文化、中原文化的融合，在南宋时期由胡安国、胡宏父子在周敦颐的基础上开创湖湘学派，明朝时期经王夫之的继承发展，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并存的复杂的文化系统，湖湘文化是指历代（包括现实）湖湘民众在湖湘大地上所创造的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的总和。湖湘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已经积淀在湖南人心理深处，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演化为湖湘人士独有的性格特征和精神特质，影响湖湘人士的价值取向、思维模式、审美情趣和社会心理等多个层面，并形成了一种生机盎然的文化环境，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严家炎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

在现代文学史上，湖湘文化孕育和造就了大一批优秀的作家，如田汉、欧阳予倩、丁玲、周立波、沈从文、向培良、黎锦明、彭家煌、白薇、陈衡哲、谢冰莹、张天翼、蒋牧良、叶紫、朱湘、刘梦苇、萧三、袁昌英、易君左等，形成了独具一色的湖湘作家群。他们在戏剧、小说、诗歌、散文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坚力量。如陈衡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人用白话文进行小说创作的作家；谢冰莹以女兵身份执笔书写了一系列军旅题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兵作家；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五四”以来发出的第一声真正女性的绝叫；沈从文以颇具特色的乡土文学在现代文坛上独树一帜；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白薇是中国现代女剧作家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位；田汉和欧阳予倩是中国现代戏剧革新的先导，推动了中国现代戏剧的改革。朱湘、刘梦苇对诗美的自觉追求，成为格律诗的先导；毛泽东激越豪迈的诗词堪称是一部中国革命史诗，廖沫沙犀利尖锐的杂文在揭露了国民党统治者的卖国行径方面发挥了战斗作用。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丰富了现代文学的艺术世界，对现代文学各个时期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独立不羁下启蒙文学的拓荒

湖南是中国南部的一个内陆省份，东、南、西三面环山，山地丘陵居多，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贫瘠的土壤、恶劣的生存环境养成了湖湘人士坚韧、倔强、独立的性格。独特、丰富的地貌特征形成了湖湘人士浪漫激越的情怀。钱基博论道：“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围。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屈原“宁赴湘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的豪迈之情，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的独立精神，谭嗣同“横刀向天笑”的壮烈悲歌，都彰显了湖湘人士不甘于屈服现实，以叛逆、倔强的性格傲然于世。

20世纪初期，“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潮波及到湖南，湖南的地理位置和独立叛逆的革命精神使得湖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深受“五四”思潮影响的湖湘知识分子在湖南掀起了一场文学革命，涌现了一批文学社团和文化进步刊物，其中最有影响是杨树达发起的健学会和毛泽东创办的新民学会，他们提倡白话文创作，关注人生观问题，注重人的自我改造，促进了和推动了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形成与发展。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湖南出现一批用白话文创作新诗的先驱，他们有意识地运用新形式表现新精神，与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对接，抨击封建礼教、反映社会疾苦以达到改造社会现实的目的，如萧三的《节孝坊》、沉沉的《我和你》、罗承烈的《离婚啊！》、祝华的《毒蚊》等批判封建礼教的婚姻制度，呼吁恋爱和婚姻自由；承志的《苦力》、张石樵的《三个毫子》、樊晓云的《车夫泪》等反映民众苦难，歌颂劳工神圣；书农的《纪游》、汉三的《送老钟去法国留学》等借新事务表达对改造社会的期望，他们的实践活动推动了中国新诗运动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后，湖南新诗创作进入成熟阶段，涌现了一批有才华的专业诗人，他们开始自觉的进行创作，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创作风格和个性，如黄衍仁以深邃的情感聚焦时代主题，借景抒情；周世钊以清新的手法抒写友情和纪游写景；邹蕴真以含蓄蕴藉的风格表达悲哀，诗歌饱含哲理；苏哥以激越的诗情表现五四启蒙理想。在新诗发展初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还有朱湘和刘梦苇两位新月派诗人。他们不断探索新诗的艺术表现形式，自觉追求诗歌的韵律美、形式美和语言美，被称为格律诗的先导人物，给中国新诗运动增添了一份亮丽的色彩。朱湘注重诗歌的形式、结构、语言和音律，用恬静、柔美的诗句抒写大自然的美，给人一种音乐般美的享受，如《摇篮曲》以舒缓的韵律在柔和的声音中让人的灵魂飘荡起来翩翩进入梦乡。《采莲曲》以优美的曲调和节奏写尽采莲的美。刘梦苇开拓多种诗体不断追求诗歌的词藻美和建筑美，被称为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

另外，小说是启蒙民众的一种利器，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曾中谈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湖湘作家积极探索新小说这一文体，发挥敢为人先的精神，在“文学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大胆突破旧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以白话文进行创作，实践着“为人生”的文艺观，解剖现实社会，关注下层民众的疾苦，表现知识分子的苦闷人生，关注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表现出强烈的五四启蒙精神。陈衡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率先用白话文从事小说创作的第一人，她的《一日》开启了白话文小说的先河。陈衡哲的小说跳出了个人的狭小生活圈，把视野转向对社会与人生等广阔领域的关注，思考妇女问题、家庭问题及人生问题，被称为是“我国早期问题小说的女性尝试者，”开启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先河，如《络绮思的问题》写知识女性爱情与事业之间的矛盾冲突，《巫峡里的一个女子》写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出路。陈衡哲以博爱和人道主义式的启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拓荒价值。孙俍工以启蒙理性探索社会人生问题，关心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探索人生价值与意义，作品带有鲜明的“问题小说”的烙印。向良培以狂飙的精神发出时代的呐喊声，以觉醒者的眼光谛视社会人生，他的《我离开十字街头》以反抗者自述的方式喊出了对社会的愤懑和憎恶，吹响了启蒙的号角。丁玲以女性觉醒者的身份一直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思索女性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塑造了一批叛逆、倔强、勇敢、独立的女性形象群，如梦珂、莎菲、阿毛、贞贞、陆萍等，她的作品中总是闪耀着启蒙之光。上世纪20年代丁玲塑造的“莎菲女士”发出了背负时代苦闷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声。上世纪30年代丁玲“左转”后仍没有放弃对女性的启蒙，塑造的丽嘉、玛丽、余曼贞、陆萍、贞贞的形象仍带有浓厚的“莎菲式”精神，上世纪40年代发表的《“三八”节有感》这篇杂文可以说一篇有力的妇女宣言，批判封建残余思想对女性的压迫与伤害。

在戏剧创作和革新方面，湖湘作家以叛逆倔强的精神义无反顾地推动了中国话剧运动的发展，欧阳予倩和田汉是这方面的代表。欧阳予倩出身于官宦之家，在背负着社会和家庭的沉重压力下，一生致力于戏剧创作和改革。他对中国传统京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突破性别禁区，提倡男女演员同台合演的新样式，推动了京剧的发展。田汉立志做“中国的易卜生”，一生都在追求艺术的美，焕发了中国戏剧艺术的生命，推动了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并以独特的“田汉味”占据了现代剧坛泰斗之位，被称为“现代的关汉卿”。他早期的作品以浪漫主义的笔调抒写爱情，探寻“人生的渊底”，启蒙色彩较浓，如《获虎之夜》写猎户之女莲姑与表哥黄大傻的凄美爱情故事，批判封建家长制和门第观念，表现了女性对自由爱情的追求与反抗，表现青年人在灵肉冲突中迸发出一种荡人心魄的悲凉的、热烈的美。

二、经世致用下革命文学的激越

湖湘文化融合了儒家政治文化中经邦济世的爱国精神，并由胡安国、胡宏父子创建自成一派的湖湘学派，他们以“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在康济时艰”为己任，强调身体力行，匡时济世，形成了忧国忧民的经世情怀。一代代湖湘志士在湖湘文化浸润下，“以天下为己任”，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为复兴民族，不惜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中华民族的历史篇章。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情怀到王船山研究以复兴国家与民族大业为主旨；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曾国藩、左宗棠发起洋务运动，谭嗣同献身于维新变法；从黄兴、蔡锷献身辛亥革命到毛泽东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忧国忧民、经世致用成为湖湘文化特有的精神品格。

20世纪20年代后，五四的落潮，大革命的失败，中国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湖湘知识分子为挽救国家危难，革除弊政，匡扶社稷，在“救中国自湖南始，济天下自我始”精神的召唤下，积极地加入到中国革命的队伍中，用手中的笔为革命摇旗呐喊。沈从文说湖南人的反应，表现于抗日爱国行为，激烈程度在全国首屈一指。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湖湘作家的创作道路不约而同地向革命文学转变，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湘籍革命作者群，如丁玲、周立波、田汉、欧阳予倩、张天翼、叶紫、白薇、谢冰莹、蒋牧良、彭家煌、杨沫、吕亮耕、陈辉、柯蓝、萧三、康濯、彭柏山、朱子奇、欧阳山尊等，他们的气质、性格、禀赋等方面都带有湖南人的特色，在创作轨迹上呈现同质性的特点。他们以政治为人生第一要义，以政治视角进行创作，注重文学的宣传功能和政治价值，创作对象以工农群众为主，创作主题集中表现为工农群众的积极抗争，审美风格向激越迈进，语言向大众化转变，他们以丰富的文学实践活动和文艺思想引领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使中国现代文学沿着“为政治而艺术”这条轨迹而发展。

20世纪30年代初，湖湘作家成为引领左翼文学运动的中坚力量。在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有着忧国忧民经世情怀的湖湘作家纷纷加入“左联”，如丁玲、田汉、周立波、萧三、欧阳予倩、叶紫、蒋牧良、白薇等，占据了左翼文坛的重要位置，创作了大量代表革命文学方向的作品，为革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丁玲在“左联”的两年多时间内，创作了20多篇革命小说，如《法网》《消息》《夜会》《水》《田家冲》《奔》《韦护》等，其中1931的《水》被认为是丁玲向左转的一个标志，作品表现了农民在水灾中从与洪水搏斗到集体性觉醒和反抗的过程。茅盾指出，《水》的发表对丁玲个人和文坛全体而言，意味着对过去“革命+恋爱”公式的清算。丁玲自觉肩负起革命的使命，宣称她的创作是 “为人生，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为人民的民主，为社会的进步而从事文学写作的。”田汉在加入左翼文学阵营后，他告别了过去的浪漫主义，自觉地运用戏剧活动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以革命现实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国防戏剧”配合抗日战争宣传，如《梅雨》《顾正红之死》《年夜饭》《洪水》《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他以自己在戏剧界的影响力推动、组织和指挥左翼文艺运动。周立波加入“左联”后，政治倾向更加明确，和周扬提出“国防文学”这一概念，主张“我们的文学应当竭力发挥它的抗争作用，应当防卫疆土，帮助民族意识的健全成长，促成有着反抗意义的弱国的国家观念，歌颂真正的民族英雄。”他说“我的笔是停不了的，这归根结底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抗战爆发后，他又加入抗日救亡文艺宣传的工作中来，以报告文学的方式记录了战争血与火的光辉，如《晋察翼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及《南下记》真实记录了战争时代，塑造了聂荣臻、王震、李先念等一批鲜活的八路军将领的形象。叶紫以火样的热情书写血和泪一样的现实，他的《丰收》以谷贱伤农为主题，描写了农民在地主的残酷剥削下被迫揭竿起义，走向了革命斗争的道路。作品表现一种昂扬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鲁迅在为叶紫《丰收》作序时说：“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谢冰莹身体力行以女兵的身份加入到革命斗争中，执笔直书军旅题材，在抗日烽火中，写下了《在火线上》《第五战区巡礼》等作品，表现了中国百姓在日寇蹂躏下的苦难和中国军民奋起反抗的斗志和决心。张天翼以讽刺的手法酣畅淋漓地表现社会的众生百相，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成为与老舍齐名的讽刺小说家。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湖湘作家再次以自觉的革命意识和文学实践活动统领了解放区文坛。在文艺理论方面，毛泽东的“讲话”成为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秉承经世致用的湖湘精神，把文学与政治结合起来，1942年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论述了文学与政治、革命的关系，明确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目的，开创了解放区文艺的崭新的局面，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新方向。

在文艺创作方面，湖湘作者丁玲、周立波、萧三、毛泽东等在小说和诗歌领域创作一批有影响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成为无产阶级新文学的典范。丁玲1942年在 “讲话”精神的召唤下，自觉进行自我的思想改造，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1946年，她深入河北涿鹿县温泉屯进行土改活动，将党的农村土地改革政策、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农村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用革命现实主义的手法成功创作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了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地主进行各种斗争最终获得土地翻身做主人的故事，塑造了一批典型的新农民形象，如张裕民、程仁等，反映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被认为是“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了土地改革、带来了一定高度真实性的、史诗似的作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带有决定性质的巨大胜利。”周立波一生都以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来从事文学创作，强调力行践履，自觉地把文学事业与革命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反映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1947年周立波创作的《暴风骤雨》“想藉着东北土地改革的生动丰富的材料，来表现我党20多年来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雄伟而艰苦的斗争，和当代农民的苦乐和悲喜。”它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共同成为解放区实践毛泽东《讲话》的新的小说范式的典型，代表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新模式”，成为整个文学创作的主导型模式。周立波的创作将用科学意识和革命意识融合起来采用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形成自己特有的美学追求，展现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重践履的文化品格。萧三将诗歌作为革命的匕首，创作了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如《我的宣言》《两首歌》等，诗中充满了浓厚的革命精神，他说：“我的几乎全部的微薄的作品都是反映国内外人民斗争的，是为这个斗争服务的。我是文艺上的功利主义者，一开头就抱着这个主意来从事文艺。”萧三的诗词以激越的情感和简洁有力的节奏奏响了爱国之歌。毛泽东把文艺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结合中国旧体诗词的精髓，创作了大量反映各个革命时期重要历史事件的诗歌，如《西江月秋收起义》《井冈山》《长征》《沁园春·雪》《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等，描绘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史诗般的革命画卷，表达了作者的豪情壮志及坚定的革命理想。另外，在解放区成长起来的湖湘新作家，如康濯、陈辉、柯蓝、朱子奇、吕亮耕等，他们在湖湘文化基因的影响下，以政治为人生价值取向，热心于政治工作，创作了大量歌颂光明自由的革命诗歌和反映革命斗争现实和农村新生活的小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奇特的景观。

三、浪漫情致下乡土文学的厚重

奇异的风光、蛮夷的血性、巫风的盛行、道家的逍遥、屈原的骚辞孕育了湖湘人士神秘、浪漫的宗教气质和赋予幻想的性格，开创了湖湘文化的浪漫主义传统。屈原的《天问》《离骚》《九歌》等作品都充盈着神奇瑰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另外，湖南历史上无论在地理位置还是文化上都是处于一个边缘地带。作为一群边缘文化的边缘人，乡土情结成为湖湘人士内心无法抗拒的诱惑，即使是远走他方，但对故乡的思念是无法忘却，乡情表现得特别执着，在他们的一生中显得特别重要，甚至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湖湘人士浪漫的情致和浓厚的乡土情结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独具湘韵的乡土文学，它们以原始、神秘、浪漫的特点给乡土文学增添上了一抹瑰丽色彩，同时又以对乡土的眷念来叩问民族命运和重构民族性格，给乡土文学增加了一份厚重和理性。

湖南最早的乡土文学可追溯至1923年前后，以晓翥、洣翁、闻凉、黄醒、叶鼎洛等为代表，他们以客观冷静地手法描写地方淳朴的乡情乡俗和农村底层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在艺术手法上还未成熟，缺乏深层次的思想内涵。真正开创了具有独特湘韵气质的乡土文学的是黎锦明和彭家煌，他们激活了伏潜在身上的楚文化基因，以一种楚人激越浪漫的感情来书写楚地奇异的风光、彪悍的民风、野蛮的习俗、淳朴的爱情等，乡土情结成为他们写作的一种原始意象和情感底蕴。黎锦明的《复仇》描写方氏家族因与乡里霸王黄七爷打官司而被灭族，他的遗腹子为洗家族之冤屈而复仇的故事，小说表现了楚人敢作敢为、豪情万丈、追求正义的血性和楚地强悍野蛮的民风；《高霸王》塑造一位为反抗压迫揭竿起义的草莽英雄形象，小说充满了浪漫传奇的色彩，体现了楚文化中神秘、诡异、奔放、热情的特点。另外黎锦明的《出阁》《株守》等作品描写了乡村纯净的爱情故事，爱的真情与乡野气息交织在一起使其充满了乡情湘韵。彭家煌以活泼的方言土话描写乡村的风土人情，反映乡村社会的宗法制度对人的残害，作品充满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其中以《怂恿》和《活鬼》为代表，《怂恿》以肉猪的买卖为线索展现乡间豪绅们之间的倾轧，表现了乡村社会宗法势力、豪绅地痞是造成社会无序落后的根源。《活鬼》批判乡村社会“小丈夫”陋俗和迷信观念。彭家煌通过对乡村社会丑的暴露来反思乡村社会落后的根源，给中国的乡土文学注入了一份理性精神。

沈从文以田园牧歌式的方式给中国乡土文学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使乡土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沈从文从小在湘西长大，湘西奇秀的风光、盛行的巫术、淳朴的民风、坚韧的生命力让他对故乡有一种近似崇拜的心理，他以“乡下人”的身份去体验这个世界并进行创作，以具有浓郁原始色彩的湘西世界为参照系，通过乡村与城市的对比来书写湘西世界纯净的自然美和人性美，鞭斥都市世界人性的肮脏与丑恶。沈从文在他的大量作品中描写了原始、神秘、浪漫的湘西世界以及人们旺盛的生命力和纯净美好的心灵，讲述了男女之间纯美的爱情故事，如《神巫之爱》《龙珠》《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边城》《三三》《阿黑小史》等，其中以《边城》为代表，可以堪称为一曲乡村牧歌。在《边城》中，青山绿水、白塔、黄狗、渡船构成了一幅恬静的田园风光，端午节赛龙舟、对歌定情展现了浓郁的乡风民俗，老船夫的豁达宽容、翠翠的勤劳善良、傩送的重情轻利、天保的热情固执等表现了人性的质朴与美丽，小说通过讲述少女翠翠的爱情故事，展示了湘西世界的自然美、人情美和人性美。同时沈从文也不是一味的沉浸在自己构建的理想世界中，他以一种理性之光来看待乡村社会贫穷落后的根源，如《丈夫》描写了湘西农民在不堪生活的重压下，让妻子去码头以卖身为生，批判了现代商业文明对乡村社会的侵蚀；《边城》中渡船与碾房之争反映了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与。《萧萧》讲述一位12岁女子萧萧在“大媳妇小丈夫”传统陋俗下的人生悲剧，批判了湘西社会落后习俗对人性的压抑。他通过塑造乡土世界中悲剧式的人物命运，如翠翠、三三、萧萧、夭夭等来表达他对中华民族前程的“忧思”。沈从文以一种既浪漫又沉重的基调，将个体的生命自由与民族的生命自由统一起来，将现代的生命意识与民族的忧患意识统一起来，对“人生远景凝眸”，从人性和道德两个向度重建民族品格和精神内核以达到振兴民族的目的。

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30年，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到左翼时期的“革命文学”再到抗战文艺、解放区文学创作，湖湘作家以一种独立不羁的精神、经世致用的情怀、浪漫思乡的情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特有的足迹，以一种先锋精神、探索精神和创新精神激发了中国现代文学活力，以共同的地域特点和各自的创作风格创作了大量的各种文体的作品，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形态和审美趣味，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作者简介：凌菁，女，汉族，衡阳人，博士，副教授。本文是2021年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新技术赋权下的性别‘数字鸿沟’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2021年湖南省妇女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自媒体中女性形象自塑视角下女性价值观的重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