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走访岳麓书院。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岳麓山不高，却声名远播。如果说湘江、浏阳河是长沙城的血脉，那岳麓山就一定是这座城市的肺和脊梁。一座岳麓山，红色、绿色、古色“三色”有机结合，革命文化、生态文化和人文历史文化相互交融。这种资源的叠加，是造物主的丰厚馈赠，与其他名山大岳相比，毫不逊色。

地因人显，名以文传，伟人为名山加持增色，名山与伟人相映而同辉。一代伟人毛泽东与名山岳麓的渊源，我们大致可以分为毛泽东年轻时代求学、早期革命活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几个时间段来梳理。

毛泽东在1911年春天来到长沙，在湘乡驻省中学堂求学，时年18岁，到1927年离开长沙，大概17年。长沙是除北京外他一生定居时间最长的地方。他熟悉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但其第一次登临岳麓山是什么时候，已无文字考据。

有文字记载的，毛泽东与岳麓山结缘有以下几次：

第一次记载：1915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化名“二十八画生”在长沙各学校发布征友启事，相约到爱晚亭见面，这是毛泽东与岳麓山结缘的文字实证。当时毛泽东共交到“三个半”朋友，其中“纵宇一郎”罗章龙是一个，李立三为半个。他们后相约在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见面，结为“管鲍之谊”。1980年代初，罗章龙回忆，当年深冬的一天，毛泽东邀罗章龙共攀岳麓山。他们从朱张渡泛舟过江，在茶亭讨论“朱张会讲”对湖南的学术影响。至自卑亭后，两人议定，从凤凰山、天马山南北两路登云麓宫，先到为胜。正值大雪封山，两人在凛冽朔风中，踏着积雪冰泥前行。足足两个来小时，始到北海碑亭会合，再一同登上云麓宫，指点江山，直至傍晚时分下山，留下了《初登云麓宫》的联句诗：“共泛朱张渡，层冰涨橘汀。鸟啼枫径寂，木落翠微冥。攀险呼俦侣，盘空识健翎。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赫曦联韵”应指朱熹与张轼唱和的往事。

第二次记载：1916年暑假期间，毛泽东通过杨昌济老师的介绍，寄居于岳麓书院故址半学斋。1917年至1919年，毛泽东又两度寓居于半学斋。他有充足的时间与这座名山交集、过从。这一时期，岳麓书院已停办，国立湖南大学尚未成立。宾步程在担任湖南省工业专科学校校长期间，把“实事求是”作为“校训”，1917年该校由河东落星田迁往河西岳麓书院故址，所以，悬挂“实事求是”匾应该在这以后一段时间。在毛泽东的早期求学生涯中，熟悉前四史的他应该读到《汉书·河间献王传》的“实事求是”，而在毛泽东就读东山学堂时湘乡县知县陈吴萃所撰《东山书院记》中也已提到“用能实事求是，以称雄于五大洲”。必须指出的是，现在一部分文章把“实事求是”认定为岳麓书院的院训和湖南大学的校训，也许是不妥的。

第三次记载：1917年，张昆弟曾在日记中记载两次出游，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的《张昆弟记毛泽东的两次谈话》。1917年9月16日：“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芝、彭则厚作一二时之旅行。余与毛君先到渔湾市。”游昭山，夜宿寺庙。9月23日：昨天下午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慨。”实际上是两次游岳麓，但出自于同一份记载。

第四次记载：蔡和森外甥女刘昂回忆，有一天傍晚，毛泽东来到岳麓山下周家台子的蔡和森家中，然后与蔡和森一起爬岳麓山，走到禹王碑，大雨骤下，他俩干脆在山上洗了个“天水澡”，第二天才回家。这种在大风大雨中爬山的体验，后来成为他们的共同爱好。他们经常从爱晚亭出发，爬到云麓宫，再从云麓宫返回，既不张伞，也不戴笠，让雨水淋湿全身。穿着全身湿透的衣服到半学斋或蔡和森家里畅谈一番，再回到自己的住处，他们称之为“雨浴”。毛泽东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他用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营、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体育项目，锻炼身体，磨炼意志。张昆弟日记、刘昂的回忆可以佐证。

第五次记载则出自毛泽东本人在30年后的回忆。1955年他游览岳麓山，与周世钊唱和的七律末句提到“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表明30年前即1925年曾有一次壮游岳麓山，与填词《沁园春·长沙》所指应为同一次。

毛泽东与岳麓山的交集，绝不止有文字记载的这几次。岳麓山是毛泽东早期活动的重要根据地，这个说法是能够成立的。

这里需要纠正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胡适曾对友人谈起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一事，说以毛的资质，即使想上学也考不上北大。胡适这番话既有失厚道，也不符合事实。少年毛泽东是标准的学霸，他以外县籍身份进入东山学堂和湘乡驻省中学堂，靠的是真本领。他在参加全省高等中学堂考试获得第一名，其小学、词章、国文等已是公认出类拔萃水平。毛泽东在一师毕业后如果选择继续深造报考北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为什么毛没有报考大学呢？我认为有三层原因：一是毛毕业时已25岁，年龄偏大。毛来自偏僻的韶山，在东山上小学时已有17岁，岁月蹉跎，这位不断求索的年轻人在每一个年龄段都是朋友圈中年纪较大者。二是毛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允许他报考费用不菲的外地大学。父亲毛顺生一心期待长子接他的班，他用断供毛泽东在长沙学费的方式逼迫儿子就范，所以毛只好改报不需要交费的师范学校。三是毛已形成注重自学和实践的价值导向，迫切需要在社会大课堂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早已不屑于读死书虚度光阴。

年轻时期的毛泽东求知若渴，对各种流派的思想和主张非常热心和关注。他在延安曾回忆说：“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对无政府主义如此，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也很向往。他计划在岳麓山建设新村，这是青年毛泽东走向社会从事实践的一个重要规划，尽管它无疾而终。

五四时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一度盛行的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政治思潮，其主要内容是指望通过工读结合这一渐进的和平途径，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理想，达到改造旧社会的目的。1919年12月王光祈在北京《晨报》上倡议，要进行“城市中的新生活”的实践，并把这种新生活小组定名为“工读互助团”，很快得到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罗家伦等广泛支持，上海、南京、天津、武汉、广州、扬州等地先后成立了工读互助团或类似的组织，实行半工半读的集体生活，至1920年前后达到高潮。但由于经济困难和思想分歧等原因，至1921年初失败。工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使大量的先进分子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

1918年，从一师毕业的毛泽东来到北京，受到这个思潮影响颇深，如何半工半读，他甚至拜访过周作人。1919年12月1日，毛泽东在《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发表《学生之工作》。

“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而发生这种想像，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对于学校的办法，曾草就一计划书，今抄出计划书中《学生之工作》一章于此，以求同志的教诲。我觉得在岳麓山建设新村，似可成为一问题，倘有同志， 对于此问题有详细规划，或有何种实际的进行，实在欢迎希望得很。”

他“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在这份潜心构想、极具理想色彩的“新村”计划中，他设计了新学校、新教育、新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构架。毛泽东希望，新学校里的学生，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他设想，“新村”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细胞；“村民”一天的作息时间：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4小时工作包括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6项；在这个新村里，设“工读同志会”，有生产、消费、储蓄诸部门，包括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共公园、公共博物馆等等。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信周世钊，向老同学描绘他的理想，“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法，约定为下列几种：（1）教课（每人每周六小时乃至十小时）。（2）投稿（论文稿或新闻稿）。（3）编书（编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4）劳力的工作，（此项以不消费为主，如自炊自濯等）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蕴真）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

“新村主义”实际上是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工读主义为一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它被中国的先进青年普遍接受，湖南又是《桃花源记》的发生地，青年毛泽东当然也受其影响。但1920年12月后，新村主义逐渐沉寂了。工读互助团的路也不好走，半工无法维持半读，这种空想的社会主义走到尽头。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人员各奔东西，毛泽东的这份计划也就“无限期地推延”，岳麓新村梦最后草草收场。但毛泽东的这个集体生活集体工作的情结在建国后再一次实践，把农民组织起来，大办食堂，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在失败中再探索，在再探索中又选择，不找到一条实现“改造中国与社会”和实现个人价值有机结合的道路，决不停下探索的脚步。

在新旧两个时期，毛泽东与岳麓山的深度交集还表现在文化方面。曾有人戏言，评价这位伟人，文章第一，事功第二，思想第三。毛泽东本人品评历史上的风流人物，用的是“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说他们文治武功盖世却输文采，实在是饶有味道。毛并没有拿自己的功业与前人比划，但在文上却是自信满满。我认为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诗人，他又是目前传播力、影响力最大的诗人。他创作的体裁完备，举凡古风、律诗、词、联、赋等，均有名作留世。自屈原而后，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以下，唯毛泽东一人而已。公认其可以视为千古名作的有：七律两首，即《长征》《和周世钊同志》；词两首沁园春，即《长沙》《雪》。而与长沙岳麓山有关者，一为《沁园春·长沙》，一为《七律·和周世钊同志》。

1925年晚秋，毛泽东32岁时，离开故乡韶山，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途经长沙，重游橘子洲，感慨万千，作《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词中“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指点江山”，成为吟咏岳麓山的名句，用“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来回答上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表现毛泽东改造旧中国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壮志豪情。它与《沁园春·雪》一起，成为毛词高踞词史的双璧。

比较毛泽东在人生前后两个阶段的创作活动，大体前期佳作迭出，异彩纷呈，而后期趋于平淡。但平淡中又续有高峰的，是建国后毛泽东返湘第一次游览岳麓山的七律创作。

195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离开长沙近30年之后，回到湖南调研考察，在周小舟、周世钊等人的陪同下，畅游湘江，重访白鹤泉、云麓宫，登临岳麓山。此后，周世钊兴致盎然，夜不能寐，作《七律·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寄到北京：“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南巡已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华。”当年10月，毛泽东给周世钊回信，并附上《七律·和周世钊同志》：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

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

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七律为律诗的金字塔顶尖，向来为诗家所重。我们可以从1965年7月21日写给陈毅的信中，看到毛泽东对写律诗和近体诗的态度：“陈毅同志，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又说：“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公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律诗特别是七律在诗人毛泽东心中多么神圣，可见一斑。所以毛一生写七律甚少，产量不高。在《七律·长征》的创作中，毛泽东还为我们留下了“一字师”的佳话：山西大学历史系罗元贞教授提出“金沙浪拍云崖暖”一句，同“五岭逶迤腾细浪”中“浪”字相重了。毛泽东从善如流，并在作者自注说明了这一情况：“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中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有意味的是，恰恰是毛泽东所写七律诗知名度非常度，这里面当然是各种因素叠加所致。就文学论文学，我们把《和周世钊同志》看成毛泽东七律中最为成功之作，则是近年来不少诗家的最新看法。因为我们过去太集中关注毛诗中的革命叙事，而忽略了诗人对生命和人生意义的感悟。这首七律，近景与远眺，空间由近及远，再由远返近，从眼前到国外，铺陈恰到好处，既景中含意、意景结合，又朦胧无边、充满生机，艺术手法已炉火纯青，有如杜甫登上岳阳楼。取得人生巨大成功的毛泽东，故地重游，当然也有韶华易逝，往事如烟之感，但他一扫刘邦回到老家沛县高唱《大风歌》的悲壮，也没有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怆然而涕下，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贯彻始终。当然，把《和周世钊同志》看作毛泽东七律诗作的最高成就，主要是从艺术标准来衡量，它的知名度并不最高，其影响力不如《长征》，甚至不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送瘟神》，为很多人包括毛诗的拥趸所忽视。但是，这首毛泽东在62岁时的作品，确是他衰年的巅峰之作，可以和他青壮年时期的作品比肩。从一个人的艺术生命上讲，这种说法是一件好事，尤其是相对于词整体上强于诗的毛泽东而言，是正面的。

岳麓山作为毛泽东的重要革命活动纪念地，以诗文与岳麓山结缘，可传为佳话者还有他的笔墨。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应好友李达校长的请求，题写了3幅校名供湖大选择。次年1月1日，湖大在岳麓书院正门举行隆重的校匾升悬典礼。1952年重修爱晚亭，毛泽东又应李达函请，亲笔题写亭匾。题写校名又题亭匾，证实了毛泽东与岳麓山结缘超过半个世纪的情谊。

(本文作者李跃龙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党组副书记。本文为“麓山讲坛”党史故事分享会视频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