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湖南省承办第二届中国湖泊论坛，我作为专家咨询组成员参与起草院士专家建议，得以深度参观访问鄱阳湖、太湖流域地区，并第一次登上石钟山，对江右、江左一带的人文历史有更为直观的感知，也加深了我对洞庭湖与中东部地区其他淡水湖泊在功能方面差异性的认识。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9年后，因为“诗联天下江西行”活动，乃有机会重上石钟山。看鄱阳湖水泱泱南来，万里长江滚滚东去，抚今追昔，念天地之悠悠，感青山常在，人生易老，几怆然而涕下。

石钟山是一座湖南人心目中英雄的山。彭玉麟在撰写昭忠祠对联中说：“忠臣魂，烈士魄，英雄气，名贤手笔，菩萨心肠，合古今天地之精灵，同此一山结束；蠡水烟，湓浦月，浔江涛，马当斜阳，匡庐瀑布，挹南北东西之胜景，全凭两眼收来。”石钟山、鄱阳湖，万里长江东去，都是先贤建立不朽功勋的广阔舞台，尤其是上联中“同此一山结束”给出高度概括和评价，用石钟山彰显湘军辉煌。

我的家乡既在洞庭湖畔，也位于长江边上，心中常常拿岳阳与九江掂量、比较。这两座城市是一对孪生兄弟，因为商周之际的巴人东迁，他们把“九江”这个描述岳阳洞庭湖一带地理绘声绘色的地名带到稍下游的鄱阳湖。这种作法，历史上常见，陶澍考证，是巴人对故园家山的一种缅怀和纪念。

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禹贡》起，用“河”专门指黄河，用“江”专门指长江。虽然这个概念的外延后来不断扩大，但我心中的江湖名城仍限定在长江流域找寻。长江之水天上来，这个说法由来已久。洞庭天下水，出自明代诗人魏允贞。岳阳襟长江而带洞庭，是真正意义的江湖名城。它下游的武汉，虽有“百湖之城”的美誉，但也只能称作江城，因为武汉的湖与洞庭湖相比还太小太小。能配上江湖名城这个名号的，除岳阳外，可能只有九江。亿万年来，庐山板块妥妥地镶嵌在长江和鄱阳湖之间，约束住滔滔长江不能向鄱阳湖泄洪，顺便为九江这座城市遮风挡雨。自然地理上看，岳阳居上游，九江靠下游；人文历史上看，岳阳有巴陵、巴丘之名在先，九江得名在稍后，这是地质运动和人类活动叠加所成就的江湖名城双子座。

长江伴大湖，惟我岳阳与九江。它们都是万里长江的重要节点：城陵矶是从枝城起、荆江九曲回肠下荆江的到达点，九江是长江由整体西东流向，转变为由西南向东北流向的起点。在这两座重要的城市观赏江湖并流，我们会发现，只有伫立石钟山上，眼底二水合一，江湖两色，所谓泾渭分明。而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岳阳楼虽然是远眺洞庭湖的最佳观景台，但却望不到长江。在岳阳看江湖会，只能去城陵矶三江口，但那里找不到石钟山这样的好平台。

江山留与后人愁。观自然之景致，看人文的历史，则两地各有千秋。以岳阳楼作岳阳的代表，它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李白杜子美的诗，岳阳楼内尽是以忧乐文化为主题的楹联。石钟山是九江的地标，有苏轼的《石钟山记》，陶渊明、李渤、曾国藩、彭玉麟的诗文。感谢吴人范仲淹，浓墨重彩描绘岳阳楼；也感谢眉山苏东坡，用工笔如此细腻去写石钟山。把《石钟山记》和《岳阳楼记》作一比较，其实是一件意味无穷的事情。

先看两位作者。

范仲淹是两宋第一流的人物，古今之完人，从朱子到毛泽东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曾参与庆历新政，终归失败。又以文臣领兵在延安固守边疆而声名鹊起，西夏人认为他“腹中有数万甲兵”而称之为“小范老子”。“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就是他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灾难的名句。他的文学篇什较少成就也不特别高，归于道德政治类人物相对适合。比范仲淹小近50岁的苏轼，则不一样。他虽一生为官，司马光、王安石等人都曾高看于他，但似乎政治上不老到，他既看不上改革派人士的人品低下而羞与为伍，其偏重守旧却又与保守派关系搞得很僵。他曾写诗讥讽王安石重返执政：“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他也曾与提携自己的前辈司马光争执不已，回到家中气呼呼地骂司马老头为“司马牛”。所以，在风云变幻的北宋政坛，无论新党旧党哪一家执政，他一肚子不合时宜而不太受待见。但政治功夫不深厚的苏东坡在其他方面却了不得，才情四溢，一枚标准的文豪。有人戏称如果世界上只准膜拜一位文化人的话，就礼尊苏东坡。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们家两代人在八大家中占有三席。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书法居“苏黄米蔡四家”之首，又是豪放词的开山，人称“苏辛”。

再看看两篇文章的风格、内容和影响力。

《岳阳楼记》的思想境界达到了儒家知识分子天下家国情怀的极致。曾经有多人在整个华人生活圈作过多次“最喜欢的文章”和“最喜欢的名言警句”调查问卷，票数最高的是《岳阳楼记》，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它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中国人认同，主要在于它的穿透力，它击中了所有中国人的天下家国情怀。我们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导向和范仲淹本人久宦磨炼的人生经历两个方面来考察，缺一而不可得。一是古之仁人志士，他们的上下求索，我们可以追根溯源。崇尚自然的老子这样开导众生，“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好一句“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真是不言利而有利，不念私而得私。到荀子那里，则变成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托名诸葛亮所著《将苑》，把荀子的思想向前再推进一步，“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爱护自己的儿女，有难自己先当，有功则让给子女，这是本能，生活中最普遍的常识，人人皆可为之。前贤的不平凡在于教育开导大家把对待自己子女的态度和方式转移到对待他人。这个说法距离“先忧后乐”，只差最后一公里，呼唤一位圣贤来破题。历史恰恰选择了范文正公来作总结，也为湖湘文化奠定了一块基石。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贬，沦落沉浮于宦海，写《岳阳楼记》时已58岁。这个时节是他人生最灰色的阶段，孤苦伶仃但不失青云之志；晚年倍受政治对手打击，官场失败但意志始终没有消沉。他与滕宗谅曾同事于泰州，在五言诗《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中用“君子不独乐，我朋来远方”赓续孟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个话题。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价值，儒家的人生目的又以积极用世为优先，强调通过人物自身的主观努力来改变客观现实世界。人能有自己合理的个人欲望吗？《岳阳楼记》给出了所有人都接受的方案，应该有，也可以有。但它会有一个前提条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散文既有法而又无法，初有法度而终无法度。苏轼是八大家之一，他当然不会循《岳阳楼记》的路径一直往下走，他的散文重说理，重视探求人生的哲学意义。比如《前赤壁赋》，“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尊重每一个生命的过程，这是王羲之《兰亭序》的姊妹篇，在看待生命的本源上，是对王羲之“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思想的接力和递进。苏轼对王羲之的超越，应该与他近佛崇佛的人生经历有关，也与他宦海沉浮、渴望回归自然有关。

苏轼的高明在于，他在政治上失意的时候，仍然一如既往地热爱生活，求索物之理、事之由，心中还有诗和远方。元丰七年，他涉江送子赴德兴任职，还饶有兴致地登临石钟山，一探山鸣的奥秘。他不满郦道元语焉不详而没有把石钟山的得名说清楚，也讨厌白鹿先生李渤多事反而将事情搞得复杂化，他反感“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他在一千年前，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当代共产党人也在探讨的一个命题，“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这怎么可以呢？元丰七年的时代背景就是王安石变法已走到日暮途穷，他反对新法是出于新党不顾实际妄用一刀切，他也反对旧党为反对而反对尽毁新法中的一些合理部分，他追求的是适应新形势的政府改良变法，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让政治的归政治，专业的归专业，这就是不太政治的苏轼，缺乏圆通，一生悲剧的根本所在。

关于石钟山的争论，并没有因为大才子苏东坡的文章而停止。到了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因为湘军和太平军在江西的军事对峙和拉锯争夺，长期在鄱阳湖和长江转战的水师将领彭玉麟对苏轼水石相击以致山鸣的说法产生怀疑，他观察到枯水时节石钟山就似倒扣的钟体，提出石钟山的得名并不是因为声音而是山之形体的意见，也顺便告诉了自己的儿女亲家俞樾和上司曾国藩，得到俞曾两人的大力支持。曾国藩曾多次驾小舟对石钟山洞穴进行考察，之后他在自己日记中写道，“石钟山者，山中空，形如钟”，“乃知钟山以形言之，非以声言之”，阐明了自己对此山冠“石钟”的见解。

李渤用“击石”说否定了郦道元的“水石相搏”说，苏轼用“窾坎镗鞳”说又否认了李渤的“击石”说，而曾国藩则用“山以形言之，非以声言之”的结论，推翻了历代人对石钟山山名由来的探究结果，并感叹“东坡叹李渤之陋，不知坡亦陋也”。山的冠名由来不能确定，千百年来困惑着无数人士。我重上石钟山，也为众多而又迥然不同的答案而迷茫。但观山之形状，大多可视为钟形，岂可都称为钟山？而风力击水，惊涛拍石，洞穴即是音箱，风声、水声、撞击声，交响而鸣，是自然之事。舍声音之说而从形状之说，那不是缘木求鱼、恰恰弄反了路径么？

范仲淹是伟大的，苏轼也是伟大的。散文的最高形式为无法，以艺术标准衡量，从骈文向散文的走向路径看，《石钟山记》似乎更高一筹。六朝以来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典故的文体中虽有优秀作品，但大量的已是形式僵化、内容空虚，在走向没落。用这一条对照，《岳阳楼记》不幸躺下中标：范文共计七十九句，对偶有二十二句，占二成八，散句占七成二。宋人已提出这个问题，诟病其骈文占比略高。《岳阳楼记》骈散结合，当然不是骈文，但也孜孜于对偶、声律、词藻等形式，兼具一定的固定程序法度。如果我们往鸡蛋里面挑骨头，它确实有违散文的最高形式。从古文运动的原则要求看，《石钟山记》则更代表中唐以来的一种发展方向，苏轼的文章生活气息浓厚，烟火味，接地气，文化人更喜欢。《岳阳楼记》则更有情怀理想，雅俗共赏，传播力更强大。

岳阳楼是幸运的，一位苏州圣贤用生命为它树碑立传。历代写岳阳楼记多少篇什，让我们记住的只有范仲淹。石钟山也是幸运的，虽然江西老俵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他们没有写自己家乡，但四川人苏轼写了它，为它书写一段传奇，为我们留下文坛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