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后疫情时代”?在疫情结束之后，国内许多专家与教授，都对这个词进行了诠释，但笔者个人认为，中山大学的王竹立老师文章《后疫情时代，教育应该如何转型》中对于这个词的论述，是较为准确的：所谓后疫情时代，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疫情完全消失，一切恢复如前的状况，而是疫情时起时伏，随时都可能小规模暴发，从外国外地回流以及季节性的发作，而且迁延较长时间，对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的时代。

2020年4月8日，武汉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制措施，中国新冠疫情防控进入以外防输入为主的阶段。纵观全球，中国疫情控制花的时间最短，在疫情后经济复苏的起点上，中国站在了最前列。国家统计局5月31日发布的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显示，中国复工复产效果明显好于其他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疫情造成衰退后开始增长的大经济体。在同一年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该组织总裁认为，中国将是2020年世界上仅有的两个经济增长为正的国家之一，并预测2021年中国经济将增长9.2%。

国外经济学界也认为，随着疫情的结束，中国经济将迎来反弹，将在未来全球经济恢复中扮演引擎的角色。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伤害。为应对危机，世界各国均举债印钞，美国推出了4轮近3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2020年美国的财政赤字率和广义货币M2增速，接近二战时期的历史峰值。与此同时，中国在财政货币政策上进行积极应对。并在后疫情时代，抓住机遇，为加快推进经济快速前行，推出了“新基建”政策，并使其迅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市场刺激因素。

“新基建”是立足于高新科技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 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新基建”背靠巨大的投资需求，同时紧盯不断升级的消费市场，对稳增长和促转型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面对全球经济恶化大局面以及美国肆意印钞的挑战，中国政府审时度势，高瞻远瞩，通过“修炼内功”，寻求到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经济上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而在政治上，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百年变局加速演变，风险挑战有增无减。后疫情时代，能否有效应对挑战事关各国共同利益，事关世界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冲击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重创全球治理机制，削弱全球化进程，大国关系面临重组，其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国际体系出现“领导缺失”。面对史无前例的疫情，西方联盟没有发挥出应有的领导力。世界第一强国美国自身抗疫不力，不仅没有引领全球抗疫斗争，未能成为提供全球抗疫物资的大本营，反而四处抢夺抗疫物资以及新冠疫苗专有权和优先使用权。其国际形象和战略信誉受损，全球领导力迅速下降。

第二，全球治理机制遭受重创。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欧国家疫情管控效率低下，暴露了西方国家治理机制的内在缺陷。在全球抗疫关键时刻，美国停止向世卫组织提供资金，宣布退出世卫组织，对全球治理机制造成重大冲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导致民粹主义与“本国优先论”盛行，破坏了世界各国团结，致使全球化进程遭遇“寒潮”。

第三，世界整体格局发生变化。疫情大流行导致全球经济停摆和金融市场震荡。世界经济面临大衰退和大萧条，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世界中心东移”可能加速。

第四，大国关系面临重组。疫情暴发后，美国抗疫表现不佳，国际领导力明显下降。中国在抗疫过程中遵循和维护国际体系和规则，积极支持联合国、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充当了引领国际合作抗疫和为各国提供大量抗疫物资的重要角色，国际影响力有所上升。美国不能接受这一新态势，并对中国全方位打压。中美关系转变为战略竞争关系，对未来国际新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政府并没有退缩，更没有被美国的恫吓所吓倒，反而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塑造自己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就后疫情时代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全面深入阐释，为国际社会应对后疫情时代诸多挑战指明方向。各国对此深表欢迎，并期待中国在应对挑战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从物资援助到疫苗研发，从诊疗技术分享到构建更强有力的卫生治理体系，中国展现责任担当，为促进全球卫生合作、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不断注入新动力。

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实业报》总编辑谢利克·科尔容巴耶夫说，中国承诺在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其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回应了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能否得到疫苗的关切，将为提高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做出贡献。

巴基斯坦《时代之声报》专栏作家阿斯拉姆·汗表示，中国从全人类的利益出发，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并支持联合国事业。只有坚持多边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才能战胜新冠疫情等全球性挑战。

后疫情时代，人类需要拥抱新型全球化，以实现均衡普惠发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陈向阳说：“‘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有利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疫后复苏，有助于全球化向着均衡普惠方向发展。”

但和中国政府在应对政治与经济上的挑战，交出圆满答卷不同，在对外舆论宣传上，我们应该客观认识到，目前整个世界的话语权依然大部分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舆论中。

对此，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运全认为，在后疫情时代中，面对复杂多元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对外传播工作应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守正创新，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深入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全球感召力影响力，为中国在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支撑。

同时，疫情期间，以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儒家文明圈国家的抗疫成效明显好于欧美国家，很大程度上在于儒家文化服从权威、提倡克己、重视集体、崇尚奉献、尊重知识。在中美两国分别经历过隔离的美国格林内尔学院教授珀曼以亲身经历表示，在中国有一种明显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精神，相比之下，崇尚个人自由、缺乏政府领导使美国人暴露在病毒之中，“我们可以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很多经验，包括个人必须接受自己的责任，要为集体利益牺牲某些权利”。

但是，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也越来越引起西方国家的担忧和警惕。此次疫情动摇了数百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西方优越论”的根基，与西方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至上为圭臬的政治价值观不同，超出了西方社会的理解与认知范畴。近年来，在西方的民主理念和普世价值纷纷跌落神坛的背景下，西方对中国政治制度产生了不安和恐惧，因此，“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的噪音可能加大。尤其在遏制中国发展方面，美国两党的意见是高度一致的。美国对华发起的外交战、舆论战、信息战正在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惯性。

对此，我们应进一步把握对外传播工作特点和规律，拓展传播渠道方式，创新对外话语体系，避免简单、直白的“说教式”宣介，从人类道义和共同价值出发，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讲好当代中国故事，进一步缩小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的差距，有效化解西方话语对我国文化安全造成的冲击和侵蚀，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更好展现新时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作者单位：湖南省土地综合整治局 第三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