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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姣素:探寻古典美的现实思想与历史表情

来源:红网 作者:袁姣素 编辑:刘艳秋 2019-07-05 15:2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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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可散文集《背着故乡去远行》

散文是具有温度的写作,不仅是时代的转播器,人民的传声筒,在美学范畴的艺术层面需要更为真实的文本呈现,和思想的提炼。在当下的散文化时代,由于泥沙俱下、同质化的沉疴,散文在历史的行进中需要注入新鲜的血液,寻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从徐可倡导的传统回归,呼唤散文的古典美,可见其对时代巨变的深切思考。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刷,人们价值观的改变,传统文化在时代的洪流中面临“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迫切需要具有时代命题的担当精神和情怀风骨。其追崇先贤之路,融合现实思想,穿越时空,贯通今古,不失为一种新文化的历史表情;更新了“真、善、美”的精神旨归。

在散文创作上,徐可善于将古人风范融入现实文本,文风儒雅,底蕴深厚。他所言的“古典美”,即古君子之风、之节、之流。指的是古人的气节胸怀,和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再细看徐可的散文作品,其中大量的历史文化散文、思想大散文不可忽视,不仅史料详实,文采斐然,难能可贵的是有真知灼见,敢于用自己的思想和语言融入古人风采,跨越时空,还原生活,精神皈依。他的历史文化散文,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解构框架,自由无束,不落俗套,浑然天成;尤其是弘扬民族精神,发掘中华文明对当下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给人惊艳之感。譬如他的《司马迁的选择》写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担当;《郑和的海上和平之旅》传递海洋主权思想、和平外交思想;《汨罗江畔,屈原与杜甫的相会》热情讴歌以屈原、杜甫为代表的历代文人爱国精神,以及他们为中华文明传承所作出的历史贡献。《站在启功先生墓前》是一篇悼亡之作,更是一篇致敬之作,在文化传播与情怀气节上有一定的渲染之力,已成作家代表作之一;《启功先生的文化品格》全面梳理启功先生的文化品格,展现这位国学大师的高尚品德……这些创作题材各异,却在文风上形成了古典与现代交融的美学特征,在作家的自成体系上有了一定的辨识度。

抚古思今 回望传统

无论是乡土散文还是世情散文,包括抒情、议论、纪实、游记类的随心随笔之作,在经历过一个历史时期的创作高峰之后,尤其是改革大潮与商品经济大潮的双重冲击,让盛极一时的散文时代进入到了一种“文化苦旅”的困境。这个时期的散文兼容更大,各种思想碰撞与审美观照的相悖,当代的现实主义潮流,种种的文化现象等等都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某一种文化与哲学的焦虑,或是沧海桑田中的观念困扰。即便如此,作家们仍然有着当代人的使命和担当意识。用对历史的洞察,现实的忧患,未来的执着营造一座新的“精神道场”。用古先贤的话说,要摆脱“小人儒”,达到“君子儒”的境界。于此,便想到徐可的散文创作,正是用这种“精神道场”来召唤时代,感喟人心,重现中国文化的古典之美。

从徐可的散文集《背着故乡去远行》发现,其心如璞玉,书卷气息浓厚,情思缱绻,寓意深刻。或快意人生,或驻香清欢,或深情韵味……散发出淡淡的兰草魅香。其本真之味、睿智之思、古典之韵交融碰撞,呈现出散文的和弦之美。那里的人间烟火,悲欢离合,风情万种,演绎真善美的温爱,烙下深刻的印记。还有他的散文集《三更有梦书当枕》之系列,融合现实文化,独辟蹊径,探索未来。有里下河的湾湾道道,一方山水之风土人情,让人看到沉潜、汁浓、淳朴的独特风景,蕴含大音希声、大道至简的美学真谛。

三味之“情” 风华隽永

徐可以为,散文须情、须识、须学。这三点是古典美的内核,其中“情”应首当其冲,是散文三味的精髓。他的《站在启功先生墓前》

情感看似平淡,朴素,却能时空流转,产生心灵效应。在启功先生逝世一年之后,作者站在启功先生墓前仍然情感涌现,往事历历,有着心灵感应的磁场。“可两块薄薄的石板却将我们和先生生死相隔”这句话猛然点燃了情感的导火索,让人不受时间的束缚,悲痛之心如鲠在喉,触摸往日与先生的温馨场景,感念不已,潸然泪下。这是情之所至,不得不发的真情。在散文的精神内核上有着情感引爆的功能效应。

作者感悟生命,体验人生,超然物外,灵魂安然。所谓“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想必,启功先生仍然以他真实的人格魅力穿行在天地之间,以安静的力量活在人们的心中。徐可则用他真诚的文字,真挚的感情,留下了启功先生的脉脉余香,让人在真实中温暖感动,在阳光下深情缅怀。

在散文中,“情”的展现当然与“真”是息息相关的,一个“真”字可以是变形金刚,演绎出奥妙无穷的人生哲学。由人生之“真味”,自然便会联系起“情愫”。“真”与“情”的相辅相成,自然贯通,如孪生姐妹。诚然,只有情真意切,方能感人肺腑。这个简单的道理口口相传,已经成为社会经验与人生箴言。从徐可的《夜行》中,就可看到这样的抒情之美,月华如梦,云淡风轻,情归故里。其梦幻般的语言,诗意嫣然的境界,令人蓦然心动的瞬间,穿越时空,让人共享一次美妙而难忘的夜行之路——

“路边的刺槐树的枝叶在夜风中簌簌作响。田野里有许多小虫,那是乡村的无名歌手在歌唱。偶尔,从哪家的住宅里传出小狗的吠声,轻轻的,柔和的,仿佛被月光惊醒了清梦,又似乎不愿意惊动梦中的乡村……”

故乡,是我们每个人的出发原地,精神避难所。无论我们远行还是回归,故乡,永远都在那里,默默等待,静静守候。故乡,总用最原始的方式为我们洗尘,最动容的怀抱拥我们入怀。故乡之真,之美,之亲都如梅花一点红,烙在人们的心坎上。《夜行》中的呓语,牵引远方的游子,闻着熟悉的泥土芳香,在相同的月圆之夜,梦回故乡—

“湛蓝的夜空如月光下静静的湖水。虽有清风徐来,然而微波不兴,水平如镜。这湖水清亮而透明,罩着乳白色的月光,显得深远而神秘莫测”。

徐可对散文中的“情”是情有独钟的,无论是叙事的真情实感还是抒情的直抒胸臆,都心藏乾坤。

既然散文须有“情”。那么,“情”从何来?《庄子·渔父》有言: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情”的体现莫过于“真”了。前面已经说到“情”与“真”的密切联系。真情,古往今来,是能打动人的法宝,也是散文的魂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徐可的《父啊,我的父啊》有着一触即发的心灵感应,具有同样催人泪下的功力。作者陪伴父亲走完最后的人生道路,那份无奈、无助,与灵肉切割的痛感体验;眼看最亲的人,生命的旅途驶入了终点,那种苍白无力、痛彻心扉让人身临其境:

“我握着他的手,一迭连声地喊:‘父啊!父啊!’还是没有反应,我却哽咽地喊不出来了。母亲不让我哭……父亲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仿佛刚刚睡醒了一样。眼睛也睁开了,我多么希望他能看我一眼,但是没有。他的眼睛直视着天花板,目光呆滞,眼神空洞,对周围的人和声没有任何反应,我这才真切地意识到死神临近了……我终是克制不住,跑到屋外捂着嘴啜泣,生怕别人听到。”“我曾经很不喜欢‘父啊’这个称谓,觉得它土,乡里乡气的,当着别人的面都叫不出口。现在却特别怀念可以叫‘父啊’的时光。如果时间可以停滞,我多么希望一直这么叫下去。”

文中在场的痛感体验,朴实无华的文风品性,感人肺腑的真情流露,足见作者的至情至性,款款深情。那份对亲人血浓于水的脉脉

情愫,娓娓道来,感人至深。在需要用“情”抒写的地方,作者是匠心独运的,每每以庸常生活中的一个微妙细节,一句自然而然的话,一个真实的场景,一个细微的动作,抑或是一个有深意的眼神,出其不意地,就命中了“泪眼”,给人冲击心灵的震撼之力。

文以载道 气贯长虹

谈及散文须有“识”。《说文》曰:“识,知也。”《诗·大雅·瞻卬》:“君子是识。”在当下的写作中,人的品格塑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重,扬世间浩然之气,弘扬“真、善、美”,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情怀,风骨,担当精神,融入“文以载道”的江湖河海。在徐可的《先器识而后文艺》中,作者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人文合一的道德标准,“文章关乎世道人心,为文须有担当。作为一名作家,‘器识’永远重于‘文艺’。当我们提笔写作时,绝对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又如他的《朱湘的洒脱与不洒脱》中说到,“朱湘一生中干得最洒脱、最漂亮的,当推他被清华开除那一节——不,准确地说,是他开除了清华……诗人以一种抗争的姿态迫使清华开除了他,并非存心要惊天动地,惊世骇俗,实乃诗人的天性使然。”徐可对朱湘的评论有着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他消极的对立面,即朱湘的洒脱与不洒脱。洒脱的是朱湘以拯救世人的悲悯之心,对诗歌艺术的痴情挚爱,在穷困潦倒之时,仍然挤出资金办刊,这种诗人的孤傲和对艺术追求的高贵之心,徐可是赞许的,也表达了他的公允之心。在徐可的理解中,朱湘的这种行为从另外一种视角来看,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和时代担当,是难能可贵的。再如他的《在启功先生离开的日子里……》:

“也许有人会奇怪:启功先生给了你什么恩惠,你会这么悲痛?这也是我有时会扪心自问的一个问题。对于一些世俗的猜测,我一笑置之。也有人善意地解释为对老师情深意切,对此我也不敢完全领受。我在北师大读书期间,确曾受过启功先生的教泽,宽泛地说,应该是先生的学生……我想最主要的,还是先生的人格魅力对我的深刻影响。人们谈到启功先生,除了他的诗书画以外,更多的还是他的为人。我长期与先生交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下,在为人处世方面深受先生非凡人格的影响。”

从这段话中,不难觉察出徐可对启功先生的景仰之心。启功先生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到身边的人,这两者互为作用,相辅相成,既体现了启功先生的高尚情操,人格完美的境界,又可看到徐可的为人为文的高度真诚与文以载道的深刻哲思,值得深深品鉴与玩味。而徐可的《贼子》一文则用另一种视角去观照社会,审视人性。取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段物质匮乏,社会普遍穷困潦倒的大环境为背景,叙述了那个年代的贼子形象与人情世故。其中多处传神细节都表现出作者作为时代在场者和历史见证者的无奈嗟叹与悲悯之心:

“哪有肉,都是黑皮,瘦骨嶙峋的。他低垂着脑袋,嘴边被打破了,鼻涕、口水和着血,一起往下流。一直在哼哼,看上去可怜巴巴的,谁都可以上去踢他一脚,打他一巴掌,一点也没有想象中的凶狠。”

徐可虽是谦谦君子,却并非胸中无风雷,涉及胡兰成,他就怒形于色。“如果问哪个作家让我最憎恶、最鄙夷,那就非胡兰成莫属了。”他用了“恶心”一词来表达对胡兰成的感觉。但他肯定胡的文章确实写得好。“尽管如此,我并无一丝欣赏之情,没有一点儿阅读的快感,心情复杂而矛盾。这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是绝无仅有的。”①可见徐可的性情与爱憎分明。所谓“管中规豹可见一斑”,种种迹象都折射出徐可为人为文的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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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可

天地氤氲 万物化醇

散文大众化时代的到来,给人们带来新的思考和命题。徐可提出的“须情,须识,须学”是散文中的现实思想,亦可称之为散文“三味”。在其精神内核上,再贯以古典美的历史表情,这种探寻现实思想与历史表情的融合,是一种文化上的创新,也是新的文学经验。孔子说过:“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章的风华文采,自然离不开学识与修养。徐可则用古典之美融入现实生活,提炼生活经验,消化和吸收,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

散文的“学”,归集起来就是文化底蕴的积蓄,是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换言之,便是学问的博大精深。“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首先提出了“美文”的概念,确定了散文的精神实质,使散文出现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浪潮高峰。所谓“美文”,当然是思想与语言的高度与纯度的发酵提炼。散文的意蕴之美就需要语言的炉火纯青,只有惟妙惟肖的语言才能烘托出全文的立意和灵魂在场。汪曾祺说,“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从《诗意横峰》看到

“月光洲,梦一样的名字,梦一样的小岛,轻轻地泊在信江上,绿树成荫,水禽翔集。石桥村,大片的紫云英正在盛放,层层的梯田像翻卷的大海,乡间绿道曲径通幽……”

一幅绿涛汹涌的画卷,泊在澄澈的水面上,安静而祥和,仿佛一个入睡的梦,轻轻地,在眼前云卷云舒。再看《我的四季歌》里的诗情画意——

美的极致是朴素,是真实。如果说四季也有极致的话,我想秋天应该是这种的极致。”晓畅而韵味十足的语言,浪漫的情愫,营造出一个梦幻般的世界。

自然,语言之美,归于“学”。没有丰厚的文化积淀与发酵,没有空灵的悟性与点化,也难以抵达语言的神秘高地,艺术的纯臻升华。这种民间的,又不失儒雅的语言,源自民间,又在经验中水到渠成。

《秦岭二章》里因地制宜的自然生发与一气呵成,可以领略到这种风景,“自古以来,历代文人咏秋多是悲凉之声。战国时代宋玉在《九辩》中就发出这样的哀叹:‘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是一幅凛冽的悲秋图,读后让人心寒。”其满纸厚味,余味无穷,充满了诗性的力量,文化的厚重,衍生一种迷人的思想魅力。他的《恋上秋雪湖》如风景隽永的文化长廊,让人乐不思蜀,流连忘返。作者抚今追古,文思悠远,洞见芸芸众生,感喟纷繁世事。而《敦煌守护神》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用丰富详实的资料,更新思想,勇担使命,记录时代,铭刻历史。其对一代代守护敦煌、保护和研究中华文明古国的文化遗产毕其一生精力,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学者们的敬仰,用饱含深情的笔墨,直抵人心。这样专情的抒写让人身临其境,切身体会到那场浩渺的历史烟云,漫漫黄沙,给人灵魂的洗礼,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重现文化诗学的古典之美。

海纳百川 兼容并蓄

历数历代风流,中国文化的古典之美意义深远。中国从《诗经》开始创立传统文化的源头,《楚辞》新诗体的出现,到后来应运而生、如雨后春笋冒出的诗词歌赋,戏曲,小说,散文等文体的风格形成,可谓是百花齐放,各有千秋。

在历史的行进中,当代散文遭遇瓶颈之时,徐可对于散文的探索有着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散文从上古延续到晚清,是一座内涵丰富、数量庞大的文化宝库。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散文承担着其他文体难以取代的巨大的社会作用。”事实上也是如此,自散文时代的到来,社会潮流中的心灵鸡汤、伤痕文学等等,让散文遭遇了瓶颈。徐可呼唤散文写作的古典之美,是适应文化潮流的,是一种时代的召唤,精神家园的回归。徐可追求的古典之美应是中国文化诗学的融合,是可纵横今古的理性探索,是时代洪流中迫切需要的“真善美”旋律。这种探寻现实思想中的历史表情,集“大气、精气、灵气”于一身,以多维叙事的丰富性浓缩时代,穿越时空,感悟人生之真谛。比如他的《司马迁的选择》——

“司马迁没有忘记先贤的教诲,他也不怕死。他之所以在这生死关头选择屈辱地活下来,是他想起了自己肩负的使命:他还有大业没有完成。他心里有一个伟大的任务,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他要写一部在他之前还没有过的、贯通千古的史书。”

司马迁正是为了完成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在接受了宫刑的屈辱下,呕心沥血,完成了终生的终极目标,然后再慷慨赴死。他这样大义凛然的精神,对文化传承的责任和担当,让人感佩之余潸然泪下。梁启超说:“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徐可在触摸这个伟大、不屈、孤独的灵魂时,突破时空的距离,与古人青灯黄卷,促膝谈心,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庄重神圣的灵魂对话。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有千万个默默的时代进行者,用自觉的社会责任和自省意识担当历史使命,记录时代,忠于职守。正如丰子恺散文奖授予《司马迁的选择》的颁奖词,“徐可的散文,谈文品人,论古道今,堪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情理相生,文理并茂。其文字的优雅具有老派散文的质地,也是人、文高度一致的体现。《司马迁的选择》中,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自省意识,抒写了知识分子的风骨。”王兆胜在谈到历史散文的写作态度时严肃地指出:“在李国文非常惬意地解构司马迁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自己也被解构了。也就是说,更多的人从世俗角度去理解司马迁,而司马迁这个高大形象则被他压低了,更不要说用‘同情的理解’来看待司马迁了。……所以,这样一种历史文化散文写作,我觉得要认真对待,尤其是在对于历史散文的书写中,作家一定要有敬畏之心,因为历史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如果对历史没有研究,那么硬伤会很多,观念也会产生偏向,这就会影响作家将来的散文创作。”

在散文创作的经验探索上,其“三更有梦书当枕,千里怀人月在峰”的灵魂修行与诗意追寻让人回味,与人深思。其以朝圣者的虔诚姿态,时空碰撞的灵肉交融,至真、至善、至美、至纯、至朴的精神皈依,以及吐故纳新,顺应时代的召唤,摸索今古文化经验,探寻散文艺术的真诚抒写,对古典美的现实思想与历史表情进行了深入挖掘,同时,在经验的探索中力求“人文合一”。

众所周知,散文是门易写难工的艺术。在散文遭遇时代的诘难时,徐可却用井喷式的状态给散文创作导航指引,注入新鲜的活力。他用哲人的智慧,农人的躬耕,孜孜不倦地寻找和开辟新的道路。他的《散文是真诚的艺术》《呼唤散文的古典美》阐述精辟,旁征博引,把脉时代,给散文创作奉献出智慧的结晶。

在散文创作上,徐可不仅奉献出宝贵的理论经验,在现实的创作中,他也是身体力行地表现出散文创作的最高机密。他的文字素净明亮、张力十足,意蕴深远;叙事真切,不煽情,不滥情,不矫揉造作;节制,内敛,引而不发。他的情怀风骨,书香雅韵,中国经验,似清风徐来,芙蓉花开。正如贾平凹所言——“徐可的文字,取法自然,明净无尘,真诚剀切。是至高的书写,也是人生的法度。”

(原载《东吴学术》(双月刊)2019年第3期)

      【作者简介】:袁姣素,女,湖南洞口人,中国作协会员,《湘江文艺》编辑,湖南散文学会理事,省诗歌学会理事。自1992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出版和发表作品200余万字。获《人民文学》征文奖、第二十五届全国东丽杯鲁藜诗歌奖三等奖等;入选多种选本选刊,有作品收入中学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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