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糍粑照亮乡愁。

　　几缕清瘦的寒风，不经意间便吹落了满树秋声。稻田里空余一片白茫茫的禾梗，幸好还有几处绿油油的菜垄点缀其间，给隆冬的原野添了些许生气。

　　每逢此刻，我就会想起过年的一些旧事，虽过去已有数十年，却如同一幅杨柳青画，那些光影和色彩深深地印刻在脑子里，任凭岁月洗刷，也擦不净、抹不去，总是无法忘怀。

　　还记得家乡有一句老话：大人盼插田，细伢子望过年。显然，大人盼插田是因为禾苗下了田，一年的收成就有了指望。而细伢子不懂事，他们一年的期盼就是逢年过节有好吃好玩，巴不得天天过着热热闹闹无忧无虑的日子。

　　年货中，糍粑是必不可少的美食。打糍粑，更是家乡的一场盛事，远比杀年猪打豆腐的阵仗要大得多，不是两三个人就搞得定的。

　　那时，都是以生产组为单位，由组长选定“里手”的青壮劳力15人左右，按居民线顺序从一端到另一端，一家一户轮着来。一个组约30户人家，一天是打不完的，所以要提前安排到户。

　　打糍粑的主要工具是一个用整块麻石戳成的石臼，当地叫“碓臼窝子”，是一个很厚的钵状器物。另外，还需十多根坚实的带柄木棒，用于捣插臼中蒸熟的糯米饭。

　　糯米要提前一两天淘净泡好，到打糍粑这天捞出来，用箩筐沥干水份待用。接到通知后女主人立即开灶点火，将木甑放置于一口装有水的大铁锅里面，然后倒入事先准备好的糯米，锅里的水粘不到甑里的米粒，但水蒸气可以从甑底细孔渗入而将米蒸熟。这样蒸出来的米饭才不会“烂”，软硬适度。

　　不一会，外面一阵吆喝喧天，前面两个青壮劳力用粗麻绳抬着“碓臼窝子”，十多个扛着木棒的汉子紧随其后，一路小跑进屋，后面一大拔男女老少一窝蜂涌进堂屋。霎时，冰冷的屋内一下子热乎了起来。

　　一人一根棍子，前脚提起，后脚撑地，全身用力，木棒沿臼边自上插下，一步一落围着“碓臼窝子”逆时钟移动。由慢而快，就像一副旋转的石磨。越转越快却步伐不乱，随着手中木棍一起一落的节奏，口中“嚯嗨”之声不绝于耳，宛若一曲雄壮的船工号子，同那浓郁的饭香传遍十里八乡。

　　这活看起来简单，却非常讲究彼此间的配合，首先是步伐不能乱，口中的号子就是脚下的口令，只要一个错了，就会前后踩脚，乱作一团。另外，就是手中的棍子要插得准，不能碰到别人的棍子。因为力度大，只要相互碰撞，用不了几下，就会手臂酥麻，无力继续。可以说，其配合度要求不亚于打场篮球赛。

　　待糍粑打“熟”，掌堂师傅便会叫停，手抹菜油挨个轮流紧握木棍前端，然后再将棍子抽出，让粘在上面的糯米勒尽。

　　棍子上留下的糯米称为“欠子”，这就是边上看热闹的细伢子的唯一。他们看热闹是其次，最主要的还是想吃这香喷喷的“欠子”。

　　糍粑是拜年的上好礼品。讲客气人家会趁热时在中间打一个可以穿过麻绳大小的圆孔，拜年时，一根扁担一头穿一个糍粑，一头挂几块腊肉，在当时，走在路上定然是一道吸睛的风景。

　　糍粑的吃法多种多样，可烤可炒可煎可煮。甜酒糍粑、糖油糍粑和糍粑炒腊肉是用来待客的上品，平日里我们很少能吃到。

　　记忆最深的还是烤糍粑。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会早早地到堤坡上挖两个大树蔸，放在屋檐下晒干。年饭过后就开始在堂屋中间点燃晒干的树蔸，因为树蔸木质紧，故火力好燃烧时间长，一般来说一个蔸子可以管一天一夜。

　　我自小性子急，一烤就糊，父亲便会把他烤好的糍粑和我交换。并告诉我烤糍粑要细火慢烤，受热均匀，待一面烤好后再烤另一面，急不得。这样烤出来的糍粑两面金黄，中间高高鼓起。用筷子从一端穿一个孔，再灌入细砂白糖，白糖受热融化，一嘴下去，香甜可口，绵软怡人。

　　我问父亲，为何那用磨子磨出来的粑粑，原材相同，怎么就烤不起来呢？父亲说，磨子磨出来的颗粒细没有间隙，而打出来的糍粑颗粒粗间隙大，中间充满了气体，受热时气体膨胀，自然鼓得起来。

　　细想起来，一块小小的糍粑除了寄托乡情外，还包含有好多学问和哲理。

　　做糍粑事前要有严密细致的组织，制作更是一个团队良好配合的表现，烤糍粑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糍粑之所以能烤得鼓鼓的，是因为给自己留有空间，正所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做人、做学问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月是故乡明。家乡的糍粑形状大气，挂在堂屋中的吊钩上，恰似一轮悬空的皓月，时常点燃我的记忆，照亮我的乡愁。

　　文/刘懿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