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向阳（湖南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一、引言

正当防卫是一种法定的不罚原因，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进行必要的、合理的反击。正当防卫是一种自救的手段，是一种正义的行为，是一种法律的保障。正当防卫的存在，体现了法律对人的尊重和信任，体现了法律对正义的追求和维护，体现了法律对社会的调节和平衡。

但是，正当防卫在实际运用中，却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正当防卫的证明问题。正当防卫的证明，涉及到证据的获取和评价，涉及到责任的分配和承担，涉及到标准的制定和执行，涉及到方式的选择和优化。正当防卫的证明问题，不仅关系到正当防卫者的刑事责任，关系到被侵害者的合法权益，关系到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也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

正当防卫证明问题，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正当防卫证明问题，需要运用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对正当防卫证明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价，从而寻求最优的解决方案。

本文将以张艺谋导演的《第二十条》为切入点，运用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影片中涉及的正当防卫证明问题进行分析，指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在处理正当防卫案件时存在的不足和困境，以及可能的改进方向。

二、《第二十条》的剧情梗概和主要观点

《第二十条》是张艺谋导演的一部正当防卫喜剧电影，讲述了三个不同的正当防卫案件，分别是王永强案、韩雨辰案和张贵生案。这三个案件都反映了正当防卫的难题和困境，也展示了法律与社会、理性与感性、规则与人性之间的碰撞与协调。

王永强是一个农民，他的妻子郝秀萍是聋哑人，他们有一个女儿。他们长期遭受村霸刘文经的欺凌和威胁，刘文经还强奸了郝秀萍，让她怀孕。王永强在愤怒和恐惧中，用剪刀刺伤了刘文经，致其死亡。王永强被控故意伤害罪，面临重刑。检察官吕玲玲和韩明认为王永强是正当防卫，他们努力为王永强寻找证据，保护郝秀萍和女儿，却遭到刘文经家族和村民的阻挠和干扰，他们陷入了法律和社会的两难境地。

韩雨辰是韩明的儿子，他是一个高中生，他在学校里制止了一起校园霸凌，却被霸凌者诬告打架伤人。韩雨辰坚持自己是见义勇为，拒绝道歉，这引起了霸凌者的父亲（学校的教导处主任）到派出所要求立案，威胁要影响韩雨辰的前途。韩明作为检察官，却无法为儿子提供法律帮助，他只能求助于自己的大舅哥（刑警队的队长），为韩雨辰摆平事情。韩明和妻子也试图教育韩雨辰，让他明白社会的复杂和残酷，让他学会避免麻烦和低调做人。但韩雨辰不理解他们的苦心，他认为他们是放弃正义和原则，他问他们一个尖锐的问题：以后我遇到同样的事情，就应该视而不见吗？韩明和妻子无法回答他的问题，他们不知道如何在教育儿子和保护儿子之间取得平衡，他们不知道如何在法律和人情之间做出选择，他们不知道如何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调和。

张贵生是一个普通的市民，三年前，他在公交车上制止了一个威胁女性的流氓，却失手将对方打成重伤，被判有期徒刑。韩明是当时的检察官，他认为张贵生的行为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而是故意伤害的犯罪，因此对张贵生提起了公诉。张贵生出狱后，一直在上访，要求检察院撤销对他的起诉，要求政府给他追授“见义勇为英雄”的称号，要求社会给他公道和尊重。韩明一直在劝说张贵生放弃上访，接受法律的判决，重新开始生活。但张贵生不愿意妥协，他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他认为自己是英雄，他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在最后一次上访的路上，张贵生遭遇了车祸，生命垂危。韩明得知这个消息后，心中充满了愧疚和怀疑，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办案方式和法律观念，他开始质疑自己的判断和责任，他开始怀念张贵生的勇气和正义。

电影通过三个案件，展示了正当防卫的难题和困境，也展示了法律与社会、理性与感性、规则与人性之间的碰撞与协调。电影的主旨是让我们认识到正当防卫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以及正当防卫的改革和完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电影的启示是让我们在遵循法律的同时，也要关注人性，寻求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和谐。电影的期望是让我们在面对不法侵害时，既要有自卫的勇气和智慧，也要有法律的遵守和尊重，不要滥用正当防卫的权利，也不要放弃正当防卫的义务。

三、《第二十条》中正当防卫证明问题的法律经济学内涵

正当防卫证明问题，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涉及正当防卫的事实、条件、结果、责任和标准等方面，它影响正当防卫者、被侵害者、司法机关、社会等各方的利益和行为。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正当防卫证明问题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证明成本。证明成本，是指为了证明正当防卫的事实和条件，所需的时间、精力、金钱等资源的总和。证明成本越高，正当防卫者越难获得法律保护，被侵害者越难维护权益，司法机关越难做出正确判决，社会越难实现公平正义。因此，降低证明成本，是正当防卫证明问题的一个重要目标。

《第二十条》中的三个案件，都体现了证明成本的高昂和影响。正当防卫者，往往是弱势的一方，他们在面对不法侵害时，不仅要承受伤害，还要承担证明的责任和风险，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去获取和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他们往往受到各种阻碍和干扰，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正义，他们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和环境，去争取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支持。因此，证明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正当防卫者的利益和行为，也直接影响到正当防卫的效果和效率。

（二）错案损失。错案损失，是指正当防卫的证明出错，导致正当防卫者被错判有罪，或侵害者被错判无罪，造成的各方损失的总和。错案损失越大，正当防卫者越受不公平的惩罚，被侵害者越受不应有的伤害，司法机关越受不可挽回的质疑，社会越受不可容忍的动荡。因此，减少错案损失，是正当防卫证明问题的重要目标。

《第二十条》中的三个案件，都体现了错案损失的严重和影响。正当防卫者，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是正当防卫，他们将遭受不公正的判决和不合理的惩罚，他们将失去法律的保障和社会的尊重。被侵害者，如果不能证明侵害者的罪行，他们将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和不应有的伤害，他们将失去法律的救济和社会的支持。因此，错案损失的大小，影响到正当防卫者的权利和自由，影响到被侵害者的尊严和安全，影响到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和权威，影响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三）激励效应。正当防卫的证明，不仅关系到正当防卫者和被侵害者的权利保障，也关系到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正当防卫的证明，会对各方的行为和选择产生激励效应，这种激励效应有正面的和负面的两种。正面的激励效应，是指正当防卫的证明能够鼓励合理自卫、法律救助、正确判决和尊重法律，从而促进正义的实现和社会的发展。负面的激励效应，是指正当防卫的证明能够导致过度自卫、放弃救助、错误判决和轻视法律，从而引发伤害的扩大和社会的动荡。因此，优化激励效应，是正当防卫证明问题的又一个重要目标。

《第二十条》中的三个案件，都体现了激励效应的作用。正当防卫者，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是正当防卫，他们将面临着不利的激励，他们将倾向于进行过度的和不合理的自卫，或者放弃必要的和合理的自卫，他们将损害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也将损害司法的效率和社会的秩序。被侵害者，如果不能证明侵害者的罪行，他们将面临着不利的激励，他们将倾向于放弃法律的救助和社会的支持，或者采取极端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将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和不应有的伤害，也将破坏法律的公正和社会的和谐。因此，激励效应的正负，直接影响到正当防卫的实施和结果，直接影响到不法侵害的发生和扩散，也直接影响到司法公正的实现和维护，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四）社会福利。社会福利，是正当防卫证明问题的最终衡量标准，因为社会福利的高低，决定了正当防卫的意义和价值，决定了法律的功能和作用，决定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福利越高，正当防卫越能够实现保护和救助的目的，越能够体现法律的尊重和信任的价值，越能够发挥法律的调节和平衡的功能，越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的发展。因此，提高社会福利，是正当防卫证明问题的最终目标。

《第二十条》中的三个案件，都说明了社会福利的重要性和影响。正当防卫者，如果能够证明自己是正当防卫，他们将获得最大的个人福利，也将为社会创造最大的效益，他们将实现保护和救助的目的，也将体现法律的尊重和信任的价值，他们将发挥法律的调节和平衡的功能，也将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的发展。被侵害者，如果能够证明侵害者的罪行，他们将获得最大的个人福利，也将为社会节省最大的成本，他们将实现法律的救助和社会的支持的目的，也将体现法律的公正和公平的价值，他们将发挥法律的惩戒和遏制的功能，也将促进社会的秩序和进步的发展。因此，社会福利的高低，决定了正当防卫的意义和价值，决定了法律的功能和作用，决定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四、《第二十条》中正当防卫证明问题的法律经济学建议

正当防卫的证明是正当防卫制度的核心和难点，涉及正当防卫者、被侵害者和司法机关的利益和权利，以及正当防卫的社会效益和成本。为了提高正当防卫的效率和公正，降低正当防卫的成本和风险，激励合理自卫，增加社会福利，我认为，我们需要从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的制定、证明方式的选择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

（一）调整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指在正当防卫的证明过程中，各方应承担的证明义务和证明风险的分配。我国现行的证明责任的分配是以被告为主，检察机关为辅，原告为参与的三元结构。这种分配不利于正当防卫者、被侵害者和司法机关的利益和权利，也不利于正当防卫的激励效应和社会效益。因此，我建议，我们应该调整证明责任的分配，以检察机关为主导，被告为协助，原告为参与的三元结构。这样的分配更符合正当防卫的性质和目的，更体现各方的利益和能力，更有利于法律的效率和公正，更符合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二）完善证明标准的制定。证明标准的制定是指在正当防卫的证明过程中，确定各方应提供的证据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判断证据的可信度和效力的规则和方法。我国现行的证明标准的制定是以“足以相信”为核心，以“无合理怀疑”为边界，以“事实清楚”为目标的一元结构。这种制定对正当防卫者、被侵害者和司法机关都不利，也不利于证明成本的分配和错案损失的控制，也不利于正当防卫的激励效应和社会福利。因此，我建议，我们应该完善证明标准的制定，以“高度可能”为核心，以“合理可能”为边界，以“事实充分”为目标的二元结构。这样的制定更符合正当防卫的性质和目的，更符合各方的利益和能力，更符合法律的效率和公正，更符合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三）优化证明方式的选择。证明方式的选择，是指在正当防卫的证明过程中，选择使用的证据的类型和形式，以及证据的收集和呈现的方法和程序。我国现行的证明方式的选择，是以书面证据为主，口头证据为辅，其他证据为补充的三元结构。这种选择对正当防卫者、被侵害者和司法机关都不利，也不利于证明成本的控制和错案损失的减少，也不利于正当防卫的激励效应和社会福利。因此，我建议，我们应该优化证明方式的选择，以口头证据为主导，书面证据为协助，其他证据为补充的三元结构。这样的选择更符合正当防卫的性质和目的，更符合各方的利益和能力，更符合法律的效率和公正，更符合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五、结论

正当防卫的证明，是正当防卫的核心和难点，关系到正当防卫的权利保障、司法公正、社会效益等多个方面。为了优化正当防卫的证明，降低证明成本，减少错案损失，激励合理自卫，提高社会福利，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调整证明责任的分配，完善证明标准的制定，优化证明方式的选择。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解决《第二十条》中正当防卫证明问题，也才能更好地实现正当防卫的法律经济学目标。

作者简介：姜向阳（1970— ），男，湖南省湘阴县人，四川大学管理学博士，湖南工商大学管理学副教授，湖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湖南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党委委员兼人力资源管理系支部书记。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法律问题；在《管理世界》《运筹与管理》《数理统计与管理》等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主持和参与课题研究10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