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智库从事的是高层次政务服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影响党委政府决策，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准确把握趋势才能谋求战略主动。前瞻预测是智库服务决策的基本技能，也是智库自身持续稳健发展的必然要求。放眼未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在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框架下，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聚焦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根本任务，分析面临的形势，看清潜在的走势，把握发展的大势。综合研判，未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将呈现六大趋势。

趋势三：突出科学方法支撑——核心词是“精准”

专业智库建设需要专业方法研究，不科学的智库产品反复实践必然带来巨大的社会代价。“智库研究要注重方法，讲求研究范式，提升政策建议的科学性。要加强理论研究，构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和模型，提升政策建议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当前我国智库政策分析的规范性、科学性，数字化、模型化，可循证、可追溯的程度远未跟上实践需要，“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必然成为未来突破的一个重点。

1、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将成为攻坚课题

“卓越的世界级智库均注重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应用工具的开发与使用”，其高度重视基于准确、完备的事实数据，建立客观的科学模型，通过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分析工具，给出战略咨询方案。目前，我国智库在研究方法论上仍缺乏自觉，较多沿用传统的经验式写作方法与思维方式，未来的智库研究必将高度重视知识、能力、方法的三维组合，建立起“广谱知识+专业知识、基础技能+专业技能、综合方法+专业方法”的智慧智库模型，要求善用实证研究、文本研究、比较研究，掌握系统分析、回溯性政策分析、信息数据挖掘分析，注重田野调查、调查问卷、专家咨询，植入规律、理论、模型；熟悉归纳演绎、分析综合、观察实验等多种方法。智库的技术性要求智库研究应具有可证伪性特征，政策模拟、政策沙盘、绩效评估、风险监控预警等政策实验室亦将增多，智库研究必将上升为智库科学，“形成符合智库研究规律的智库理论体系和系统化的智库研究方法，在研究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战略与决策。”

2、提升理论逻辑的支撑力将成为能力标配

“学理性解析、深刻性分析、系统性呈现中国发展的历史和理论逻辑才是智库的使命”。智库要为解决实战难题提供对策方法，为发展战略提供前瞻研究，就必须为重大决策部署提供理论支撑。当前我国部分智库研究仍存在“四重四轻”特征：重文字描述，轻量化分析；重经验性研究，轻规范性研究；重定性研究，轻定量分析；重追求真“像”，轻追求真相，缺乏理论论证、原理支撑。未来的智库建议必然是高度科学可靠的建言，要求智库研究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层面开展前瞻性理论研究，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层面开展支撑性理论研究，从政策操作层面开展应用性理论研究。要善于总结和提炼实践经验，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要为决策与实践提供理论依据、科学论证与学理解释，构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逻辑与模型；要讲清楚对策建议背后的道理、学理和哲理，提升政策建议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3、推进智库场景的数字化将成为核心手段

大数据时代正在重新定义智库，从调研数据到多源数据汇融，从通用统计模型到问题导向的垂直应用算法，从针对特定需求的分析报告产出到基于决策场景的数据智能模块产出，均对智库的数字化能力提出了现实要求。有“数”才能有“术”，数据已成为智库最核心的生产要素，数据能力已成为智库最核心的职业能力，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5G、移动互联网、信息系统平台等手段必将在未来智库研究中大范围地深度运用。目前，部分商业咨询公司已成功实现经验模型化、模型算法化、算法标准化，如“零点有数”能通过对游客流量规律、游客驻留、游客归属地、景点间游客游览线路、游客抵达交通工具、团散游客、游客消费能力及行为等分析，有力支撑景区营销推广、广告投放、效果评估与舆情监测，但我国智库在这方面较为滞后。未来公共咨询服务中，摸底调研、产业统计、动态监测预警、发展战略规划、可行性论证、公共数据治理、专业行政数据管理、数据分析垂直应用、智慧城市运营等，均为智库数字化转型拉出了任务清单，要求我国智库必须加强数字投资、实施数字策略、进行数字化部署，加速建立一支专门数据队伍，将行业领域专家与数据科学专家及信息技术人才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要自建共建数据库、知识库、方法库、工具库，以及政策库、案例库、题材库、专家库，加快发展出成熟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仿真技术、可视化工具等分析能力，为智库发展赢得主动、优势和未来。

趋势四：注重多方协同发力——核心词是“众创”

知识的民主化使进入智库的门槛大幅度降低，结构扁平化、边界模糊化、主体多元化成为智库发展的显著特征。跨界研究、学科融合、多重主体竞合参与政策众创，将成为献策供智的通行模式。在未来，智库不仅是一种机构，更可能成为一种机制。

1、主流智库机构的政策众创功能逐年提升，但地位仍需巩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党政部门智库、社科院智库、党校行政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军队智库、科研院所智库、企业智库、社会智库为主体的智库，以问题为导向，树立出成果第一目标，努力守好政治本色，厚实专业底色，展现智库亮色，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咨政辅治的主力军。但仍有一些智库重建立、轻建设，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亟待提升，有些专家随意跨界发表观点，智库与决策部门的互动亦有待深化，现代智库的体制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未来智库之路愈加需要摆脱浮躁情绪、克服粗放思维、下足绣花功夫，切实增强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坚持用优秀成果不断提升智库的话语权，养成不进虚言、不推浮术、不兴伪事的职业操守，做到“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要努力把咨政建言贯穿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注重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重大任务、重大问题精准提出研究选题，开展靶向研究，强化科技应用，重视数据理念及理论经略，努力提升综合能力。要切实强化成果质量把控，加强科研方向的聚焦、科研队伍的整合，少做“选择题”、多做“应用题”，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应用粘度，展现新的、更大的作为。

2、市场化咨询公司的政策众创功能逐日强大，但短板仍需补齐

我国智库“蛋糕”足够大，党政机关的需求多元化决定了咨政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咨询公司作为提供知识咨询服务的市场化组织，天然具有智库的部分属性。从咨询公司的人员结构而言，有些从业者本身就是党政机关和高校教授的创业者、兼职者或“旋转门”专家，一批从事智库业务但无法获得社会组织登记的机构成为既有智库功能又有市场咨询功能的“智库企业”。从实际情形来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咨询机构积极介入智库产品提供，参与政府的发展规划、信息服务、咨政建言、执行跟踪、智慧治理、业务培训以及指数排名、第三方评估、资源链接等服务，与智库共同参与政府决策服务的外包、众包、分包，服务价格甚至普遍比体制内智库服务价格高。市场咨询机构的加入，为我国智库建设注入了竞争性力量，催化了智库市场的活力，但咨询公司未来也应克服不熟悉政府部门运作、政府话语体系、基层实际情况等短板。

3、新兴智库功能主体的政策众创功能逐渐凸显，但空间仍需培育

除咨询公司外，我国正在迎来一些新的咨政服务主体与组织形态，这些新的进入者正悄然改变我国未来的智库格局，其功能主体大致包含6类：①新技术公司。以IBM、华为、腾讯、阿里、百度等为代表的大数据公司、互联网公司、软件公司等机构，以强大的数据资源及数字治理能力，正成为咨政服务的强有力竞争者。例如华为通过挖掘自身积累的政府数据资源扶持产业发展、带动行业创新，形成大数据驱动、智能化运行、多主体协同、内生性治理的“数字智库”；IBM已成长为巨型咨询公司，承担了许多政府咨询业务。新技术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造就的信息技术公司，必将越来越多地承担与替代传统智库部分功能。②新闻媒体。近年来，在传统媒体转型谋发展的大背景下，部分纸媒以强大的政治优势、内容生产优势、推广分发优势以及机制灵活优势，大力开拓智库功能，加速由纸媒向智媒蜕变，与智库不断加强对外影响传播力的塑造相映，呈现“媒体智库化、智库媒体化”的新图景，媒体型智库成为智库圈一个新锐而独特的存在，如光明智库、南都智库、广州日报数字与数据化研究院以及新近成立的湖南日报智库等。③虚拟智库。这类智库主要是一些基于网站、社交网络开展研究，分享政策知识与研究成果的网络型、在线化智库。在技术统治日益强势之下，未来还可能产生元宇宙技术加持的高能级、高智慧虚拟智库。④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飞速进步将对智库的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这种拟人化的智库将具备强大的自我学习能力和分析预测能力，并将具备越来越成熟的智能写作能力，一台人工智能机器就是一个移动的智库和高级外脑，未来更多的智库岗位可能被智能机器人所替代。⑤知识创业者共同体。一些非体制内的知识创业者群体普遍采用“IP专家+运营团队”形式介入智库服务，通过线上音频视频节目、短视频，线下讲座、专著、研究报告等形式发挥智库作用，越来越具有微智库的特点。例如，2021年7月12日，独立经济学者马光远受邀参加了李克强总理组织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并作专题发言。⑥基层智库。基于县区层级的科学决策压力日益增加，县域智库等基层智库也在逐渐升温，不断产生新的基层智库机构。从组织形态看，有实体型、平台型、实体+平台型；从功能角度看，绝大多数基层智库属于既有咨政建言功能也有引资引技引智功能的复合功能型组织；从主办部门来看，既有依托党委办、政研室、宣传部、统战部构建智库，也有依托政府办、政府研究室构建的智库，还有依托人大、政协、科协、社科联构建的智库，有的则依托智库连锁、乡贤众筹等途径构建智库。越来越多基层智库的出现，将为我国创造出一种独具一格的智库体系模式。上述新兴智库功能主体的产生和孕育，为我国未来智库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想象空间，但要成为智库的主流形态则尚需时日。此外，未来诸如社会调查、数据挖掘处理、智库产品可视化、高端PPT制作等辅助性智库事务，亦会越来越多地外包给非智库功能的市场主体，形成资源整合、协同互补、高效运转的智库生态伙伴圈。

4、文史哲理工医的政策众创功能逐步唤醒，但能量仍需激发

长期以来，文、史、哲、理、工、医六大学科智库功能发挥问题一直未被充分讨论与切实推动，智库专家学者、智库管理者以及智库学专家对六大学科是否能、如何能发挥智库功能不甚明了、认识模糊，一些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普遍质疑自身的智库价值与能力。随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相继被列入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建设单位，并取得了良好成效；决策部门充分重视上述领域咨政作用，以及新工科、新文科、双一流学科建设中，上述学科的实际应用价值与成果转化得到突出强调，这些领域产生的智库成果得到及时认定与大力激励，六大学科专家学者从事智库研究与转化应用的热情倍增，开始步入良性循环轨道，但基于六大学科智库成果的形成需要进行二次转化，对政策决策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生成特点，其咨政辅治能量有待进一步释放。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文献信息中心主任、研究员。本文系《智库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6期封面文章节选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