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多家银行相继出台了碳账户计划，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发展战略和路线，推动金融科技赋能绿色金融实现碳达峰，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绿色金融”即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经营政策、经营过程进行再设计，以达到保护社会环境和促进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的。如银行业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通过贷款、投资扶持具有环境污染属性的企业或项目，从而造成间接的污染，引发严重的环境问题。而环境问题又会对银行的运营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一些具有重大环境问题或潜在环境风险的投资项目，如果受到政策的制约和社会舆论的阻挠，将会对银行的运营造成不利的影响，甚至衍生金融风险。当前，一些国际组织、政府部门、学术机构、金融机构主要从环境风险与机遇的辨识、资产定价与审核、环境风险管理以及金融模式创新四个问题对环保金融发展策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环境社会风险是风险语境下的新概念，研究者并未就其概念界定达成学术共识。检诸以往，既有研究呈现出一种“家族式”的概念谱系，环境风险、环境矛盾、邻避事件、环境冲突和环境运动等概念混用不加区分。有关称谓分布在“科技风险-环境风险 -金融风险-社会风险”的风险链条上，不断扩大环境金融风险的内涵与外延。

针对风险因素关联性与相依性的研究学界形成了一些具有穿透力的观点，如风险的多米诺效应、诱发效应和叠加效应等，主要是指一种风险事件的爆发引致另一种风险爆发。环境风险到金融风险的转化是由于政治空间中社会行动者主观性转变的结果，将其归纳为两种形态：一是经济增长置于环境问题之上，利益相关者的风险认知动机主要是为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公众的担忧并没有与更广泛的政治和伦理原则挂钩，更接近于“邻避”的立场。二是环境问题置于经济增长之上，利益相关者的风险认知的动机主要是有尊严的生活，对经济发展并没有要求。公众把生活方式定义为与环境紧密相连、相互尊重，这种情况下的公众环境诉求代表着共同的价值和利益，往往超越了环保主义本身。由此可见，环境风险到金融风险的转化不是其金融机构所服务对象本体意义上所包含技术层面的环境污染等，亦不是金融机构在具体的金融交易活动中出现的风险，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由上，环境风险到金融风险的转化过程就是环境金融风险的衍生过程。

需要直面的一个理论命题是：环境金融风险因何缘起？基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笔者认为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社会公众的环境利益诉求多元化，当前，全球大部分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者已达成共识的是：环境风险是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因环境污染问题迫使企业进行生产调整或产业转型等措施，是导致企业财务损失的潜在因素，会造成市场波动加剧和金融部门不稳定。

从技术风险来看，“科技风险-环境风险-金融风险”是环境金融风险形成的一条重要路径。间接风险源、直接风险源和风险的后果等金融环境风险的内容是相互关联的，科学技术在被运用于解决环境风险的同时，不断地制造环境风险。科技内在的不确定性，可能引发环境风险的累积，加剧环境风险的再生产。专家基于客观判断的风险评估结果与公众非理性的认知形成明显差异诱发环境金融风险产生。

从利益归因看，利益受损是环境金融风险形成产生的重要根源。伴随个体主体性实践而生的环境风险，却按整体性原则绝对平等分配，财富分配逻辑与风险分配逻辑迥然差异性，决定着在环境冲突领域自始就存在公私利益的对峙，因为公私利益分裂与对峙才转化为社会问题，进而产生金融风险。

从制度结构看，制度要素使得部分社会弱势群体承受着发展带来的负面环境后果，政府自身的环境决策及监管行为是触发环境金融风险形成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环境风险转化为金融风险不能只是纯粹地考量政策调整或是公众环境抗争行为，应该深究背后所隐含的意义和其他的驱动因素。从风险参与人员的实际参与者、一般行动者、特殊行动者三类角色出发，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交易时需建立环保意识，将环境风险作为一个重要影响判别因素纳入其金融交易的评估中；金融机构服务所企业应懂得“审时度势”及时作出战略调整，万事预则立，政策出台再匆忙转型并不可取；与此同时，在环境问题爆发前期，应做好风险沟通，将因环境风险的“涟漪”效应所引发的金融风险降到最低。

（本文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2021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