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烟波云水间，候鸟栖处认乡关。

大约三百年前，我的家乡应在烟波浩渺、俗称“八百里洞庭湖”的水中央。彼时，那里是鱼鳖栖养繁殖之处，也是江豚旅居的圣地，更是北方候鸟南来越冬的不二选择。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诗《望洞庭》：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他描绘了风和日丽、澜安静好的洞庭湖，诗境优美，但遗憾的是诗人并未意识到层山的存在。层山与岳阳楼、君山几近三点一线，与岳阳楼静静地隔湖相望。亦或是因为云水烟波笼罩，诗人不曾识得。在诗人成诗的年代，洞庭湖又何止“一青螺”！除了君山、层山还有赤山、团山等，都是屹立于洞庭湖中的独立岛屿，恳应是“白银盘里几青螺”更为贴切。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三百年后，层山跃出水域，周围水域竟成洲滩，层山不再是湖中孤岛，而是成为东洞庭湖西岸边的山岗。从此，层山迎来了她的新生。

新中国成立后，在“以粮为纲”的大背景下，经中央批准，湖南省开始有步骤地围湖造田工作，我的家乡——国营钱粮湖农场应运而生。层山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被选作场部行政机关和农产品加工企业所在地。

我离开农场近半个世纪，现已年届古稀，闲暇之际，考究了洞庭湖沧桑巨变的历史，回顾了农场围堤筑垸，建场兴业和撤场建镇的历史沿革，愈加体味到洞庭湖的万年沧桑、钱粮湖的百年兴衰，都是我此生挥之不去的浓郁乡愁。

洞庭之殇

据相关地质资料考证和《洞庭湖志》介绍，洞庭湖属扬子准地台江南地轴上的断陷盆地，形成于燕山运动，延续至喜马拉雅运动。白垩纪为盆地发展扩大时期，第四纪以来，洞庭拗陷盆地在新构造运动作用下，再次全面下沉，接受沉积，成为湖南省第四系分布最广、厚度最大、沉积层序最全的地区。在早更新世早期、早更新世晚期、中更新世及晚更世四个地质年代，相继发生四次以上凹陷成湖、凸起成陆的地壳演化过程。漫长的地质演化，鬼斧神工般地打造出洞庭湖雏形。

先秦之后，云梦泽逐渐解体，江湖关系转变，直接影响到洞庭湖的演变。汉晋以来，长江流域人口逐渐增长，垦植活动强度增大，自然植被受到破坏，长江的含沙量开始增高。随着荆江云梦泽的逐渐淤塞，荆江河床自动抬高，加上受西北——东南方向新构造掀钭运动的作用，荆江主洪道逐渐向南摆动。东晋永和年间，荆江南岸形成景口、沦口二股分流汇合成沦水进入洞庭湖，洞庭湖由于承纳两口分泄之江水，形成大小不一的湖群。唐宋时期，荆江统一河床形成，使边界条件发生重大变化。随着荆江堤防不断修筑，江面束狭，泄洪不畅，洪水位渐次抬升，每逢洪水通过荆江段时，极易形成决口。这一时期总计形成了“九穴十三口”。穴口大量分流长江洪水，使洞庭湖呈现明显扩张之势，使原来在汉晋时期彼此支离的洞庭、青草、赤沙三个湖泊在高水位时得以连成汪洋一片。形容湖水波澜壮阔的“八百里洞庭”一词便开始在这一时期的诗文典籍中出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成于这一时期，可谓是因楼而成记，因记而名楼。

宋代以后，荆江河床持续被泥沙淤积，洪水位逐年抬升，使魏晋时原“湖高江低、湖水入江”的江湖关系，逐渐演变为“江高湖低、江水八湖”态势。元、明、清三朝期，随着荆江堤防的不断修筑和穴口的时决时堵，江患加剧，荆江溃堤、湖区溃垸频发。江湖关系开始紧张起来，江湖关系背后的成因亦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由以前的自然演变状态逐渐转变化为人为因素起主导作用。

明嘉靖之后，朝廷采取“舍南救北”的治水方针，荆江北岸穴口尽堵，南岸保留太平、调弦二口与洞庭湖连通，清代仍沿袭明朝的消极治水方针，在长江来水有增无减的情况下，一遇洪水则湖水泛滥，其湖容必成扩展之势。西洞庭湖和南洞庭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扩大起来的。屹至清代中期以前，洞庭湖均呈扩展之势，到道光年间，为洞庭湖自先秦以来扩展至鼎盛时期。道光《洞庭湖志》记载它的范围是：“东北属巴陵，西北跨华容、石首、安乡，西连武陵、龙阳、沅江，凡四府一州，界分九邑，横亘八九百里，日月若出没其中。”洪水时节，君山、艑山、层山、寄山、团山、磊石山、赤山、墨山等地均成为挺立在湖中的岛屿，其水域面积超过6000平方公里，至此，洞庭湖完成了从“小湖”至大湖的蝶变。

物极必反，盛极必衰。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洞庭湖开始由盛转衰，进入有史料记载以来演变最为剧烈的阶段。从6000平方公里的浩瀚大湖，萎缩到目前2691平方公里的湖面，就是在这一百多年内发生的。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为因素的影响。咸丰、同治年间藕池、松滋相继溃口之后，藕池、松滋、虎渡、调弦四口分荆江洪水入洞庭湖的格局正式形成。湘、资、沅、澧四水和荆江四口洪水夹带大量泥沙在湖内淤积，直接推动洞庭湖由盛至衰演变。特别是荆江四口入湖泥沙形成的河口三角洲自西北向东南朝洞庭湖推进，加速了洞庭湖洲滩发育。伴随着泥沙淤泥和洲滩的迅速扩展，湖区便出现大量的围垦。湖泊变成洲滩，洲滩又被围成垸而造成田，洞庭湖开始出现有规律的“人进水退”状况。清代湖区堤垸的兴修可以分为两个高峰期：一是康乾时期，政府允许荒地围垦，还曾拨专银资助湖区兴修堤垸。到雍正、乾隆时期，湖区到了“无洲不垦”的程度。二是清末光绪年期，在荆江来水沙成倍增加、洲滩迅速扩展的情况下，再次出现筑堤建垸的高潮，挽垸呈恶性膨胀，至清朝末年洞庭湖区总计有堤垸1094座。

民国时期，荆江四口洪水入湖的格局未变，围垦态势没有遏制，洞庭湖进一步萎缩。由于政局动荡，堤垸管理更是乱象丛生。按堤垸性质分类，有官垸、民垸、私垸，（私垸系指未经政府批准，而私自修建的堤垸。）同时也是江北、江南区域矛盾最尖锐的时期。截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洞庭湖已是洲滩广袤，湖体支离破碎，港汊交织，滩地发育系数达04左右。

洞庭湖从浩瀚大湖演变支离破碎“小湖”的这种蜕变，究竟是谁之过？

有专家认为：洞庭湖的萎缩是人与水争地的结果。人要地种粮，水要地纳洪。事实上，在当时治水策略不当、治水能力低的背景下，水在客观上帮助人在争地。因洪水泛滥，水夹带巨量泥沙快速的、大范围的淤积，使越来越多的洲滩快速抬高，以致在秋冬季乃至初春都高出水面，为“人争地”创造了先决条件。

我们不妨设想：长江若按完全理想状态运行，即完全按水利学泥沙运动的理想模型运行，荆江段及其以上江段排泄的泥沙，不在长江、洞庭湖沉积，全部排入大海，则势必为我国在长江出海口再造一个上海。正是因为千年以来，历朝历代，治水不沙、治水不治流域生态环境、治水不治江河，将泄洪调蓄视为洞庭湖的唯一功能。这“三不治”的结果是泥沙入洞庭湖帮助人类在洞庭湖区造出了一大片良田。即使是不造成田，洞庭湖也会因泥沙淤积而抬高湖床，进而形成广袤的洲滩而使洞庭湖的库容量锐减，因此，洞庭湖萎缩的大势是无力逆转的必然结果。

荆江四口和湘、资、沅、澧四水，在“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的洪水季节夹大量泥沙入湖，这是洞庭湖难以治愈的伤痛。据荆江四口入湖总流量和洪水含沙量分析，历史上的华容河、藕池河、虎渡河、松滋河就像四条“土龙”，自西北向东南肆无忌惮地奔向洞庭湖，洞庭湖就如同一个巨型“沉淀池”，淤积的泥沙抬高湖床。即使实施包括“三治”在内的科学综合治理，也不能排除洪水冲刷江河河床带来的泥沙，因而其预期的结果，与其说是“还湖梦想”还不如说是尽可能地延缓洞庭湖的寿命更为客观。所谓“还湖梦想”，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

农场兴衰

钱粮湖农场位于藕池河与华容河尾闾之间、东洞庭湖的西岸，按区域内土地属性分类，有近五分之二的土地属于以前的老垸或溃垸后未曾复垦的废垸，其余部分为新围垦地荒洲湖滩。境内除洲土、老垸，还有星罗棋布，形状各异的湖泊和废弃的哑河，比较有名的湖，如北湖、七星湖、采桑湖等，比较有名的哑河，如横沟河、马颈河、悦来河等。钱粮湖农场虽属洞庭湖冲积平原，但区域地貌却较为复杂。原本属洞庭湖湖床，常年在水下，即无路，亦无名（300年前，可能层山因岛有名），形成洲滩跃出水面后，来这里讨生活人多了，这些无名的荒洲、湖滩、内湖便约定俗成的有了自己的名字。今天现存的这些地名，有的建场以前就有了，如层山、良心堡、采桑湖等，且一直沿用至今；有的则因围垦区划及建设的变化，被新名字取而代之，如六门闸取代旗杆嘴，二门闸取代望君洲等；有的则被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之中，已被人们忘却，如封锁、芝麻台、南剅口、苍悟台等；但更多的是建场后命名的，如高桥、三分店、向阳桥，特别是撤场並区后，原所有的分场、生产队均被新的村名所取代而生成众多的新地名。可谓是：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大地本无名，来讨生活的人多了，便有了名。

钱粮湖农场地域由洞庭湖湖床抬升至跃出水面的广袤洲滩，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前约150年内，由荆江洪水流经华容河、藕池河入洞庭湖的自然造化。这种造化，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钱粮湖农场围垦创造了必要的天然条件。

湖南省计委向中央政府提出的《关于洞庭湖区荒洲围垦新建国营农场的计划和请求国家投资的报告》（1958年4月17日）写道：“洞庭湖区域整个面积为17940平方公里，湖南境内约为12600平方公里，其中耕地660万亩，垸内湖泊面积约250万亩。区内土地肥沃，绝大部分为冲积土壤，含腐殖质多，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于各种农作物生长，向有‘粮仓’的称誉……

新中国成立后，虽对湖区水利进行了很大的整修治理工程，但因长江和四水未得根治，泥沙淤积成洲的现象仍在发展，如华容县的钱粮湖，1953年以前洲土面积不到10万亩，现在已扩大到60万亩……

在贯彻国家以增产粮食为中心，积极开展农、林、渔、牧、副业多种经营的总方针下，根据省委提出分别采取大围小恳、小围小恳，不围而恳的原则，对整片洲土，地面高，泄洪没有影响，蓄洪作用不大，拟进行大围大恳的，计有华容县钱粮湖33万9000亩，湘阴县……以上8处共计135万9730亩，均系成片洲土，地势平坦，宜于新办机耕农场……”

在获取中央支持后，湖南省委于1958年7月22日至28日，召开了全省大型水利工程施工准备会议，决定钱粮湖围垦工程是年冬季开工建设。同年8月28日，“湖南省常德专区钱粮湖围垦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华容县注慈口镇。整个工程实际按三期分三个冬春完成。至1961年春，在华容、南县、安乡、岳阳四县大力支持下，经过三个冬春的苦战，围垦工程终于胜利完成。特别是1958年冬，整个工地高潮时达到7万多人，一百多里长的战线上，人山人海、车水马龙、红旗飘飘、气势磅礴，指战员们战严寒、踏淤泥、爬高坡、筑湖堤、开河渠、建涵闸，不舍昼夜。这蔚为壮观的场面，似乎唤醒了沉寂千年的洞庭。

一个湖南省最大的国有农场，一个为湖南粮棉生产作出巨大贡献的大型企业就此成为历史而不复存在，这对那些为钱粮湖农场建设付出了一生、或半生心血的人，在情感上自然是难以割舍的。

首先，农场是企业性质，它不是一级政府，只有上缴利税的义务，没有获取财政优惠与支持的权益，不能享受国家和省级财政政策的支持和相关税费的优惠。其次，各种专项资金，如公路交通、水利、农田等无政策依据对农场予以支持。按当时《公路法》，农场公路属于场区公路，由企业自行负责进行建设和养护。当时在省政府、省交厅、省公路局，都有从钱粮湖农场走出去的人，总想为家乡做点贡献，但都很无奈。如采桑湖湖堤至岳华公路的联结段，地域属建新农场，公路的主要使用者是钱粮湖，成为三不管地段，最后不得不巧立名目，将此公路作为岳华公路支线，纳入岳华公路的建设范畴，由岳阳市公路局负责实施。农场并入君山区后，虽然降格为两个乡镇，但公路基础设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条省道S202通过农场中心地域，其他县乡道、村道，也获得了正常的资金支持渠道 。作为老钱粮湖人，我是为之欣慰的。

钱粮湖农场走过了围堤筑垸、建场兴业和撤场建镇的漫长历史，钱粮湖人跨入新千年后，正以“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雄心壮志，开始了新的生活。如今又恰逢乡村振兴的战略机遇，在新的历史时期，必将迎来她新的蝶变。

层山从万年前的崇山峻岭变为洞庭湖中央的孤岛，又从孤岛变成东洞庭湖西岸畔与陆地紧联的山岗，再从人迹罕至的蛮夷之地变为人间烟火鼎盛的江南明珠小镇，这种跨越万年的巨变，正恰如其分地佐证了洞庭湖的沧桑。

往事堪忆

钱粮湖农场成立时，我随家迁入农场，在农场生活了18年。离开农场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但对农场过去的人和事，尤历历在目。世人都说往事如烟，过去了就淡了、散了、忘了，而我却“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与我相知年年岁岁，长期储存在脑海，不曾忘却。现站在50年后的历史坐标点，回味过去，对比今朝，既感到世事变化的速度之快，也感到世事变化的范畴之广，更感到世事变化之巨，于是便想从几个侧面追寻社会变化、记录社会演进。

1958年我家迁至钱粮湖农场时，有我的祖父、祖母、五个叔叔和我的父亲、母亲及我的妹妹，全家共11人，父辈以上都是文盲。唯有最小的叔叔到农场后才完成高小学业。我到农场时仅四岁，1961年在六分场完小入学，上学要走6华里，高年级低年级学生，一条路，相继走，无须家长接送。中餐靠自带，且不能在学校加热，只能吃冷饭。那个年代尚没有胶鞋，春天和秋冬季，无论晴雨，均是赤脚上学。上学出门，布鞋放进书包，到学校后，擦去脚上泥水，穿上布鞋在教室上课，放学回家依然如此。雨具均是纸伞，大约到了上四年级时，我的祖父给我买了一把很高级的油布伞，这把油布伞，伴我走过了少年的时光。

大约在1962年，我家从六分场五队搬迁至六分场四队。这是一个继六分场五队之后新成立的生产队，紧邻现在的高桥，在南北渠道修建之前，还包括了后来成立的五分场十一队。南北渠道修通之后，原六分场四队一分为二，渠道以东为新成立的五分场十一队，渠道以西仍为六分场四队。四队有少部分地势较高的土地系原状黄土，土质坚硬，肥力差。只有地势较低的，靠近七星湖和小七星湖（现已成为稻田）的土才是洞庭湖冲积层，土壤肥沃。四队基本都是水稻田。人均面积接近10多亩。一年中，春耕、双抢、秋收三季是劳动强度最大，最艰苦的时节，每逢这三季，学校都要放农忙假参加劳动，特别双抢这一季，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气温高、劳作时间长，因当时为双季稻，既要收割早稻，又要抢插晚稻，这一季劳作历时近80余天。参加一次这样的双抢，人都要脱一层皮。

回首60年，水稻收割的机械化程度和劳动效率在不断提高，劳动强度在逐步减小。走过了四个发展阶段：60年代初，是传统的收割方式，即用扮桶扮禾；70年代是用人力打稻机；80年代中期采用电力打稻机；90年代初，开始研究采用收割机。耕田基本实现机械化。农业的机械化，为当代农业发展，为家庭农场、种粮大户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

农场的住房条件显著改善。刚迁入六分场四队时，住的都是稻草屋，芦苇织壁，泥巴粉墙。70年代住的土砖房，但屋面盖的仍然是稻草，这种住房冬暖夏凉，但土砖不耐风雨。80年代后，特别是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农场经济较为活跃，大多数职工家盖起了砖瓦房，极少数人家盖起了楼房。大约是十年盖一次新房，升一个档次。

建场初期医疗条件是很落后的。大约在1965年夏天，我得过一次疟疾，俗称“打摆子”，一冷一热很有规律，在发冷的时候，我抱一床被子睡在七月天的太阳下，依然全身发抖，连续三天依然如故，父母也没有办法，只能任之。三天后，我家隔壁邻居叶老伯对我说，你沿田间小路跑一大圈，在奔跑过程中，将小路左边的茅草与右边紧邻的茅草打成一个死结，然后从结上跨过去，全程共打三个结，跑的过程绝对不能往回看，跑回家后喝一碗开水，擦去身上的汗水后，盖上被子睡觉，连续做三天，病就会好。我真的这样做了，大概一周后，病就这样奇迹般地好了。建场初期，生产队的职工可以说是求医无门，求药无方。毛主席“6·26”指示发表后，六分场成立了卫生所，生产队有了赤脚医生，医疗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但80年代实行全面改革开放后，将医疗全部推向了市场，农场的医疗服务明显减弱。近年来虽实行了低水平的农村医疗保险，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没有较好解决，这应是发展中的短板吧！

迁入农场时，我祖父、祖母都年逾60，祖父只能做一些轻微的劳动，如棉花地除草，帮生产队养猪等，祖母是在旧社会裹了足的老人，只能做家务活。至80年代，祖父、祖母的生活基本不能自理，特别是祖母，眼睛几近失明，父亲辈六兄弟商议，每年每户住二个月，实行轮流供养。这是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典型模式，这种供养模式，用旧中国的理念评判，应该无可非议，但用今天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人的尊严标准衡量，则难免亦有令人伤感之处。每往满两月，刚熟悉环境与习惯，又要收拾行装、柱着拐杖奔赴下一个供养之地。古人常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意思是说老人随时都有致命风险，同时也隐含老人不宜频繁搬迁之意。孔子曾说，孝顺的本义有二，既要孝，更要顺。问题的关键是我祖父、祖母要顺从儿女的这种艰难的供养模式，不能不说是变相的“讨生活”，老人晚年没有固定的生活场所，不能不说是一种另类的“漂”！这种带有“漂”感的“讨生活”，是否有违当代老人“有尊严地老去”的愿望呢？

现已撤场并区，原农场职工都享有每月2000多元的退休金。尚健在的三个叔叔，都能做到居家养老，有自己固定的家，不需要儿女的供养。当我与满叔交谈养老问题时，我说：若不是社会进步，你们这一代恐怕是养儿不能防老的，一是他们都在外面打工，不能在家供养老人；二是经济能力有限，有孝心、无孝力；三是晚辈们观念起了质的变化，养老是社会问题，儿女不是老人的唯一。对比两代人的养老模式，叔父眼盈热泪，声音哽咽。

农场初建时，用了三个冬春的时间建设垸堤，采用的是团、营、连这种仿军事建制进行指挥管理，农业生产则是采用总场、分场、生产队三级管理模式。生产队开办集体食堂，发餐票定量供给，每家每户不能有小锅小灶。创业艰难困苦多，不仅劳动强度大，居住条件差，而且生活水平低，同时又恰逢三年自然灾害期。但客观地说，这种情况仅是温饱不足而已。大约在1966年后，就允许有自留地，居家有小锅小灶，自这时起，农场职工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不富裕。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以后，农场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家庭收入逐年增加，基本实现温饱有余，小康在望。至建党100周年之际，钱粮湖镇与全国乡镇一道实现了全面小康。

回首六十年，甲子话变迁。若将社会的今天与昨天比较，你可能觉察不到丝毫的变化，若将今年与去年比较，也许仅有丝毫的差异，但是，当你立足今天，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六十年以来的变化，则无论是教育、医疗、养老、住房，还是农业生产技艺、农民生活质量与健康水平，都已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自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以来的空前变化。

故乡的明天

自三峡水库投入运营以来，完全改变了荆江段、城汉段的水流状态，一是减少了江水的含沙量，二是改善了常年水流流态，从而使得江底河床标高因冲刷而逐年降低，四口入洞庭湖的总流量显著减少，又因含沙量减小，而有效地减轻对洞庭湖淤积，将有利于维持洞庭湖现有库容。三峡水库的削峰调蓄功能还将有效地降低洞庭湖区水患风险。惟洞庭之水利民安澜，社会风尚和谐安泰，民生福祉吉祥安康，是为游子之愿。

（作者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原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