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李跃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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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一个相结合”到“两个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认识的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论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一个结合论发展为两个结合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维度，提升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任务的高度，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认识的升华。

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并在生产力已达到较高水平基础上进行新社会建设。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也是通过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进而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还没有提上议程。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以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科学回答。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个理论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这种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有必要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建立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终取得全国的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第一项伟大成果。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通过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在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一是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实现了由以政治革命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这是对传统文化中关于“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思想的赓续与发扬。通过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并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发生重大转变，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三是形成了改革创新的理论，实现了由以阶级斗争为动力到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科学揭示了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他指出，加快发展必须大力推进改革，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深化了我们党对于社会发展动力规律的认识。四是作出了对外开放的决策，实现了由关门搞建设到打开国门开放发展的转变。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拓展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空间。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第二项伟大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全面坚持了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原则、基本要求，紧紧抓住当前制约我国发展的根本矛盾，围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断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既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又集中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理论勇气、政治智慧、远见卓识和独创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重大飞跃。九年的实践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立足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待，通过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五大发展理念等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使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使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不仅如此，它还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我体会，“一个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两个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管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补充，也是新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切入点和接口。“七一讲话”把一个结合论发展到两个结合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始终从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深厚精神追求的深度看待优秀传统文化，从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从推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创新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这“四个讲清楚”，既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建设基于传统、跨越时空、融通中外、贴近当代、富有魅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方向，又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明确了路径。我们要科学运用唯物史观判断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社会进步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致力于为人类求解放，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合乎人民利益的正确选择；它又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选择；它还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立于时代潮头，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合乎时代要求的正确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运行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途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巍然矗立的一座思想高峰。

当今世界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当前，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世界的发展并没有偏离马克思当年所描述的发展轨迹。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普遍交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深刻转变，这些都充分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科学预见，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向正在继续为马克思主义作“注脚”。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无论世界如何变化，马克思主义依然充满着科学思想的伟大力量，依然占据着真理的制高点，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2020年经济总量100万亿，稳居世界第二位。40年来，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事实胜于雄辩，马克思主义始终是社会主义中国最厚重的底色，构成中国奇迹的关键密码。

三、中国共产党有两个“祖宗”：一个是马克思，一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尊为老祖宗，这是一种通俗和形象生动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取得的最高思想和技术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此外还有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等。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吸收了当时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和思想，不仅没有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且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是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当然继承者”。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称呼马克思为老祖宗，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因为近代以来的传统文化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以农耕文明为母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明和西方列强面前不堪一击，而马克思主义能解决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问题。

中华传统文化在近代以来没有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那为什么又说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老祖宗呢？早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就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共产党人首先都是炎黄子孙，是中华优秀儿女。五千多年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基因，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每一名共产党人都是吸吮中华文明的乳汁成长的，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都谙熟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其深厚的旧学底蕴。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43年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文件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不灭的胎记，这种联系是先天的。公开承认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老祖宗，是还原真相，尊重事实。

这两位老祖宗的关系，是主体思想与文化根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旗帜、是方向，是占主体地位的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根”表达的是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文化基础和精神基因，“魂”表达的是支配中国人行为习惯的深层次价值观念和言谈举止中凸显的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决定着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方向，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会像苏联那样人亡政息，而是不断走向新时代，从根本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丢掉了马克思主义这位老祖宗，我们就丢掉了旗帜、迷失了前进方向，共产党就不是共产党;如果不承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位老祖宗，我们就丢掉了“根”和“魂”，共产党人就不是炎黄子孙，中华优秀儿女。只有把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举，在发展中不断激活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有所保障。

四、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对于解决现代社会的一些固有问题仍有广泛的空间和作用

对待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态度，毛泽东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毛泽东的科学严谨态度为全党树立了榜样。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礼记•礼运》中“小康”社会理想相结合，规划了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他还汲取《周易•乾》中“保合太和，乃利贞”的智慧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江泽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相结合，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治国理政领域的重要体现。胡锦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相结合，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是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更加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价值的挖掘阐发与传承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述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以高超的中国智慧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贯通、相互提升、相互融合，明确提出了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丰厚滋养和广泛现实基础。

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化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矛盾，也是有可能的。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领导人对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宗旨的承诺，包括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公平、开放、包容、共赢的发展观，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以及尊重自然、环境友好的生态文明。这中间包含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是农耕文明底色的中国智慧补充调和以工业文明为中心的西方文化困境的另一种选择。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尊重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

五、青年毛泽东与“实事求是”的交集

毛泽东在1963年的一篇文章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确立的思想路线，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的一条适应中国实际的正确路线。它绝非一开始就有的，也不是哪一位先知先觉托梦教诲的。

我们考察毛泽东年轻时代与“实事求是”的交集，也要遵从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的早年求学道路和读书生活，与“实事求是”的交集节点，有如下几次：一是在韶山私塾，17岁之前的毛泽东，在邹春培、毛润生、周少希、毛宇居、毛简臣、毛麓钟诸老师指导下，阅读范围基本上是旧学，包括《三字经》《幼学琼林》《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纲鉴类纂》、前四史以及四书五经一类。酷爱历史的他与《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实事求是”可能会有交集。其二，曾国藩是他敬重的乡贤，曾文正公集子是湖南读书人的必读书，《圣哲画像记》《翰林院庶吉士遵义府学教授真君墓表》等文章中，曾国藩不只一次提及“实事求是”，毛泽东可能会上心。三是1910年秋，毛泽东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学堂进门处即刻挂有湘乡知县陈吴萃撰写的《东山书院记》，其中“能用实事求是，以称雄于五大洲”这句话，也许令他印象深刻。其四，1917年间，毛泽东曾一度寓居原岳麓书院故址半学斋，对于已作为湖南公立工业高等专门学校校园内所悬挂的“实事求是”匾或许有过交集，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但目前，还没有发现以上四种情形中直接的证据，实事求是在青年毛泽东心中的印象或者影响力，仅仅是一种推测。

有个别文章或者自媒体把“实事求是”匾解释为岳麓书院院训和湖南大学校训，则是没有依据的。从研究的角度上看，它缺少必要的证据链接。严格意义上，湖南公立工业高等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题写的“实事求是”匾，也只是题词，算不上“工专”的校训；它与岳麓书院没有关联，也与湖南大学无关，它们如果有联系，充其量也只是一种间接的关系。其一，湖南公立工业高等专门学校成立时设在长沙中心城区落星田，位于河东。它于1917年搬迁来河西原岳麓书院故址，其时距1903年岳麓书院解散已有14年之久。岳麓书院与“实事求是”的瓜葛只有山长王先谦转引过光绪二十二年清廷礼部的一份改章手谕，中间提到过“实事求是”这一词，无任何特别的实际意义。其二，国立湖南大学至1926年才正式成立，它也没有把“工专”宾校长题词定为湖大校训的文字记录。其三，作为一种旧式教育制度平台之一的书院，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走进了死胡同，是清末新政中废科举、开办新式教育的体制改革彻底终结了书院的历史。即使半个世纪后湖南大学偶然恢复了岳麓书院研究所，到今天作为湖南大学二级学院的岳麓书院，都不能与历史上的岳麓书院划等号，它们不是一回事。我们可以吸纳书院教育中合理的元素为今天所用，也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我们不能因为今天的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进而来全盘肯定书院或者私塾，否定由旧式教育向近现代教育的历史性转变。追求书院教育的现代复兴是不合历史潮流的。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