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士峨（1904年—1931年）是我党我军早期一位军政兼优、骁勇善战、爱兵知兵、战功卓著的杰出将领，也是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英勇牺牲、英年早逝的名将之一。在其短暂而又壮烈的革命生涯中，在那些血与火交织的峥嵘岁月中，他以金子般的赤子初心为“大众之生息”而战斗，始终不渝地拥护、追随、支持毛泽东，不仅深受毛泽东的信赖、赏识和倚重，而且得到了毛泽东的引领、栽培和赞誉，更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为我们留下了一段至真至诚、可歌可泣、可亲可敬的历史佳话。

一、曾士峨是毛泽东早期军事生涯中最坚定的追随者

1927年秋收起义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工农武装起义，标志着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开端。从秋收起义的失败困境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开辟，这可以说是毛泽东早期军事生涯中独具匠心、富有传奇的一个妙笔，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深邃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带着满身书卷气、第一次执掌帅印的青年毛泽东之所以能把起义军余部带上井冈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以自身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军中一大批青年才俊的拥护和支持。其中，同为湖南老乡的曾士峨就是最坚定的追随者之一。

曾士峨毕业于黄埔军校长沙三分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曾在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卫团任连长，1927年9月随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并担任营参谋长。在起义军接连遭受重大挫折后，面对革命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负伤的曾士峨与宛希先、张子清、伍中豪、罗荣桓等一批怀有满腔热血的青年军官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公开表态坚决支持和跟随毛泽东，从而帮助毛泽东稳定了这支队伍。随后毛泽东亲自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可以说是在紧要关头挽救了起义部队，也为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曾士峨是“三湾改编”的重要见证者、参与者、支持者，其中有两件大事与他直接相关。

其一，部队缩编整顿。毛泽东把原来的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下辖七个连，其中把最精锐的力量组成特务连，顾名思义，特务连就是在行军作战中执行特殊任务的连队，其主要任务包括探敌情、当尖刀、担任警卫等，连队成员从士兵到军官，不仅军事素质过硬，具有以一当十的战斗力，而且政治上靠得住，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毛泽东慧眼识珠，从近千人的队伍里选中了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都十分拔尖的曾士峨担任连长。

其二，支部建在连上。为了有效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总结经验教训，把党组织设置从原来的团级下沉到连队，首创“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之法，在连队设立党代表，担任党组织书记，专做思想政治工作。担任首批连党代表的有后来成为“开国元帅”的罗荣桓。三湾改编20多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亲自主持特务连第一批8名士兵党员的入党仪式，向大家讲解了党的任务和入党的意义，并带领大家面向党旗宣誓。会后连队三名支委即党代表罗荣桓、连长曾士峨、副连长张宗逊怀着激动的心情，挤在同一条红毛毯里召开了一个“被窝支委会”，随后党支部带领连队官兵坚定不移跟随毛泽东走上了井冈山。

从永新三湾到井冈山，一路上并不顺利，途中起义部队再次遭到敌人突然袭击，只好分散撤退。曾士峨和罗荣桓率领特务连的两个排掩护毛泽东一起转移，到达遂川黄坳后，一面停下来休息，一面收集失散人员，并担任一营的集结任务。当时，毛泽东身边随行的士兵只剩下三、四十人，稀稀落落散坐在地上，饥肠辘辘，由于撤退时跑丢了炊事担子无法埋锅做饭，大家只好到附近群众家里买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也和大家一样用手抓着吃。对此，罗荣桓晚年在一篇题为《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的回忆文章中详细记录了这样一个清晰的场景：“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都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文中所提到的“曾连长”正是曾士峨，这位高大威猛的特务连长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令，整整衣帽第一个站了起来，大步跨前，迅速集合队伍，与后来赶来的一营汇合，紧跟着毛泽东向井冈山进发。

特别一提的是，当队伍到达井冈山脚下的荆竹山雷打石时，毛泽东在曾士峨所带领的特务连作了一次重要讲话，首次宣布了三项行军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要归公；第三，不乱拿农民一个红薯。”他还特别强调：“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严格遵守这三项纪律，我们才能搞好同山上群众和王佐部队的关系。”这就是后来人民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源头。

曾士峨烈士陈列馆。

二、曾士峨是毛泽东初上井冈山最信赖的忠诚卫士长

在革命战争年代，部队领导机关及最高指挥员的警卫工作至关重要。从三湾改编到初上井冈山，工农革命军所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队伍内部情况复杂多变，外部环境也十分险恶，各种敌情险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时任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警卫工作，光荣地落在了曾士峨和特务连的身上，这既是专门成立特务连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基于对特务连军事战斗力和政治忠诚度的考虑。从相关的史料来看，在当时的起义军队伍中，特务连的连长曾士峨和党代表罗荣桓无疑是毛泽东相识较早、交往最多、最为信赖的人，所以毛泽东才放心大胆地把自身的安全保卫工作交由特务连来承担。

从1927年9月底三湾改编到扎根井冈山开创革命根据地再到1928年4月“朱毛会师”，期间无论行军打仗还是安营扎寨，毛泽东基本上都是和曾士峨的特务连在一起，尤其是初上井冈山，毛泽东的驻地就是曾士峨的特务连扎营的地方，其中曾士峨亲身经历的四件事情是值得纪念的。

其一，派兵护送毛泽东上井冈山。从永新三湾出发，经古城、宁岗、茅坪，再上井岗，在长达20多天的行军途中，曾士峨、罗荣桓命令副连长张宗逊带领一个排的战士，专门担任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工作，根据张宗逊晚年的回忆，一路上他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形影相随，晚上宿营时也是同住一个房间，毛泽东睡在铺板上，他打地铺睡在跟前，彻夜守候、随时待命，多次护卫毛泽东从枪林弹雨中突围，最终安全到达井冈山。张宗逊因此被誉为毛泽东的“首任卫士长”，后来毛泽东本人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十年前你护送我上井冈山，现在又护送我去延安，这是缘分”。

其二，陪同毛泽东首次会见袁文才。1927年10月6日，古城前委扩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来到位于井冈山脚下宁冈大仓村的林风和家中，与当地农民武装首领袁文才进行首次会见。面对袁文才出于戒备而设下的“鸿门宴”，为了取得他的信任和支持，毛泽东既没有带警卫部队，也没有随身携带武器，陪同毛泽东赴约的只有赤手空拳的六人，其中就包括曾士峨。毛泽东在会谈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用自己的真情真意、大智大勇打动并征服了袁文才，把“鸿门宴”变成了“同心宴”，从而为工农革命军成功走上井冈山打开了大门。

其三，支持毛泽东与陈浩等人的叛变行为进行坚决斗争。上井冈山后，受毛泽东的委派，曾士峨率特务连随一营出兵湘东，并于1927年11月18日攻占茶陵，工农革命军在茶陵建立了第一个县级工农兵政权，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时任团长陈浩等四人进城后腐化堕落，并企图暗地拉走部队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曾士峨和宛希先、张子清、罗荣桓等人，对这一叛变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危急关头，曾士峨带领特务连解救了被扣押的宛希先、张子清等人，并亲手抓捕了陈浩等四名叛徒，协助毛泽东把处在险境的队伍安全地带回了井冈山。

其四，率部担任龙江书院朱毛会晤的保卫工作。1928年4月25日，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余部到达井冈山下砻市，4月28日担任掩护任务的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队伍也回到了砻市，实现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井冈山胜利会师”，毛泽东和朱德在龙江书院进行了第一次会晤，商讨了会师后军队建设的有关问题，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并决定于5月4日召开军民庆祝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曾士峨率部担任了整个会场的保卫工作。

三、曾士峨是毛泽东十分倚重并高度赞誉的军中骁将

到达井冈山后，在毛泽东的亲自栽培和悉心教导下，曾士峨在实战中迅速成长起来。从1927年到1931年，他率部转战井冈山、赣南和闽西等地区，先后历经大战、恶战、苦战数十次，多次负伤，立下了赫赫战功，屡获提拔，从连长、营长、支队长升至纵队司令员、师长和军参谋长，尤其是当年在红四军，每当军长林彪有事外出时，都是由曾士峨代理军长职务。他爱兵知兵，善于带兵，能够与战士同甘共苦，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战士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自身军政兼优，才华出众，对上级战略意图领会透彻，具有很高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团结协作能力，他带出来的红四军二纵及以后的11师，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军事过硬、勇猛顽强，创造了一系列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经典战例，是当时红军中最能打硬仗的劲旅之一，被称为“钢军”，也是毛泽东最放心、最为倚重、最喜欢使用的一支主力部队。对曾士峨这位有血性、有肝胆、有头脑的青年将才，毛泽东始终充分信任、厚爱有加，多次为他创造的经典战例和突出业绩给予点赞。

其一，黄洋界保卫战的具体指挥员之一。1928年8月30日，乘毛泽东和朱德分别率领的红军大部队前往湘南未归、根据地后方兵力空虚之际，湘赣两省的国民党敌军以一个师的兵力大举进攻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黄洋界，当时驻守黄洋界的只有红31团的两个连队，其中包括曾士峨的三连，敌我力量对比非常悬殊。危急关头，正在养伤的三连连长曾士峨强忍着伤口疼痛，快速赶到黄洋界观察地形，同其他同志及地方武装领导人一起，组织红军和群众加修工事、坚壁清野。在31团党代表何挺颖、团长朱云卿的部署下，曾士峨参加并具体指挥了黄洋界保卫战，最终以不足一营的兵力，击溃了敌军一个师的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重大胜利。这是红军在井冈山时期创造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之一，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的第二次“围剿”，切实保卫了革命根据地的安全。毛泽东在率领红四军主力会师井冈山的途中获悉胜利战报后，极为兴奋，诗兴大发，写下了著名的史诗《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其中最后两句广为流传，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们正是通过这两句诗，记住了历史上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次战役的具体指挥员之一就是曾士峨。

其二，第一次“反围剿”的红军主要战将之一。1930年12月，蒋介石纠集湘鄂赣三省敌军10万兵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企图一举消灭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亲自指挥下，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先在龙冈一举全歼张辉瓒两个旅和师部共九千余人，并活捉敌军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后又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师一半，俘敌三千余人，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完全胜利，颇有戏剧性的是，这两位敌军师长都是当时的国民党湘籍名将，而且还是毛泽东的老熟人。此战在国民党内部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毛泽东本人也引以为自豪，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大气磅礴的诗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头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其中的名句“前头捉了张辉瓒”，后来在史学界还引发了一场关于“到底是谁捉了张辉瓒”的争论。从相关史料来看，可以肯定的是，时任十一师师长曾士峨和师政委罗瑞卿一道，率领当时红四军的主力部队红十一师全程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并且在“龙冈大捷”和“东韶追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三，“古田会议”精神的忠实践行者之一。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确立了人民建设的基本原则，是我党我军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并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据2006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古田会议人物志》记载，罗荣桓作为前敌委员会委员之一、曾士峨作为第三纵队代表之一均参加了古田会议。1930年1月初，毛泽东根据政治建军的原则，对第二纵队的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调任曾士峨、罗荣桓到第二纵队分别担任司令员、政委，这是两人自三湾改编以来的第二次合作共事。第二纵队的老底子——军部特务营最早是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成，旧军队的思想作风比较浓厚，重军事、轻政工的现象普遍存在。曾士峨和罗荣桓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狠抓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坚决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充分发挥连队党支部的作用，逐条对照古田会议决议，组织党员和普通士兵进行检查、讨论、整改，同时下大力气加强军事训练、严明军纪军令，使整个部队的面貌在短短四、五个月内就焕然一新，成为一支士气高昂、战斗力强悍的主力部队，从而得到了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的高度赞扬，1930年5月红四军前委在中央的报告中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二纵队过去军事政治都无中心，因此战斗力差于一、三纵队。最近上级干部已另换人，二纵队又复兴起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士峨和罗荣桓率领的二纵队，是我军历史上最早全面、成功贯彻古田会议精神的一块“实验田”。古田会议刚结束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调集闽粤赣三省14个团的兵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毛泽东和朱德分路率领红四军由闽西转进赣南，用“围魏救赵”之计，不仅一举打破了敌军合围红四军的图谋，而且通过开展游击战争成功地创建了赣南根据地，为此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一首著名的战地诗词《如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毛泽东率领的部队正是曾士峨的红四军二纵队，无怪乎后来有人评价说：“红四军二纵队及后来的十一师是毛泽东最为倚重、最喜欢使用的一支主力部队”。

四、曾士峨是毛泽东指示红军总部通令学习的第一人

1931年9月8日，正值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进入尾声之际，红军在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向国民党敌军发起攻击，这也是整个第三次反“围剿”中最惨烈的一场对峙战。敌军主力是以两广籍士兵为主、武器装备精良、作战强悍凶狠、素有“狼兵”和“铁军”之称的国民党十九路军两个师，指挥官是后来被誉为“抗日名将”的蔡廷锴和戴戟。战斗异常激烈，一度打成了胶着状态，曾士峨率领红四军第十一师英勇奋战，以血肉之躯和劣势武器与强劲之敌展开拼杀和搏斗，他多次鼓舞将士：“我们是工农红军，是钢铸的，是钢军。一定要把‘铁军’吃掉!”。在最危急的关头，为了保卫红四军军指挥所的安全，曾士峨组织全师以党团员和排以上干部为骨干的敢死队，亲自率队向敌军冲锋，终于打退了敌人，但他却不幸被敌人的冲锋枪射中胸部，壮烈牺牲，年仅27岁。此战毙伤敌2000余人，令国民党军心惊胆寒，蔡廷锴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见此情景，危殆万分，愤欲自杀以殉”，事后“三天内，日夜不能合眼……”。同时，此战也是红军自成立以来损失最大的一场战斗，伤亡2200余人，次日，林彪、罗荣桓在致朱德、毛泽东的报告中专门提到：“此次战役损失较大……十一师师长曾士峨阵亡。”

曾士峨牺牲的消息在红军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许多战士都放声大哭自己的师长，当地乡亲们选出最好的棺木予以安葬。闻此噩耗，他的老战友、老搭档、时任红四军政委罗荣桓万分悲痛，不顾自己脚上化脓、行动不便，忍痛奔赴前线，于9月15日与林彪指挥红四军及友邻部队，在兴国县的方石岭地区展开对国民党军的追击战，围歼敌军一个师和一个多团，俘敌5000余人，从而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战后，罗荣桓动情地说：“红十一师是由第二纵队发展起来的……师长牺牲了，我指挥部队向敌人讨还一点血债……”。

对曾士峨的牺牲，最伤心、最悲痛的人莫过于毛泽东。他严厉批评林彪：“你打红了眼哪？！以后仗有的是打，哪能同意让高级干部去拼杀，干部拼光了，革命还怎么搞咧？”他沉痛地说："曾士峨的牺牲是英勇的，是重于泰山。他是在最关键的时刻牺牲的。他亲自带部队冲锋，改变了战况。"朱德也很悲伤，动情地说：“曾士峨的政治军事都不错，指挥作战有胆有识”。在随后举行的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祝捷大会上，毛泽东在主席台上首先站起来，提议全体起立，为红十一师师长曾士峨烈士默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出通令，表彰曾士峨"革命立场坚定，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并号召红军指战员向曾士峨学习。在我军历史上，由总政治部通令全军向个人学习，曾士峨是第一人。

新中国成立后，曾士峨的兄长曾叔彬托人写信给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询问曾士峨的下落，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于1950年11月21日给曾叔彬回信∶“曾士峨同志为我党我军中之优秀干部，为革命牺牲，实属重大损失。”同时，向曾士峨的家属颁发了烈士证书，并给予最高抚恤金500万元（相当于500元）。

对于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红军骁将，他的老战友们一直没有忘怀。时任红十一师政委、后来的“开国大将”罗瑞卿在1977年8月曾说过：“曾士峨同志是位好同志，他很有能力，在战斗中很勇敢，文化程度也很高，他负过好几次伤，是在打高兴圩时牺牲的，当时还立了很大的战功，是位英雄式人物。”当时负责油印红军总政部那份通令的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后来的“开国上将”肖华在1983年7月9日曾说过：“曾士峨牺牲，当时在红军中震动很大。1931年红军总政治部曾发出通告，号召全军‘向曾士峨同志学习’，如果曾士峨在的话，应是个元帅。”时任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后来的“开国中将”郭化若在1987年6月曾亲笔写下一段话，称曾士峨为“时任红四军（红军的主力和核心）主力师长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领导指挥有方，战功显赫，红四军中最优秀师长”。

（作者系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在站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