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新闻
1941年1月5日，延安一片肃穆。新出版的《解放日报》刊发时评，写道“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肖玉璧贪污案，就这样进入中共党史，成为从严治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三大要案：有“莠草”就要坚决拔掉
“莠草”，俗名狗尾草，似稷无实，危害农作物。
1933年参加革命的肖玉璧，一位红军战斗英雄，为什么变质为“莠草”？只因面对“糖衣炮弹”进攻，失去了党性原则和人格底线。
曾经的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全身90多处伤疤，因伤住院，毛泽东亲自来看望，还把每天的半斤牛奶让给他喝。
伤愈后的肖玉璧，担任甘泉县张家畔税务局局长。然而在金钱面前，这位战斗英雄却迅速腐化变质，侵吞公款3050元，甚至将根据地物资倒卖给国民党军队。根据边区法律，贪污1000元以上应处死刑，他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则答：“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1941年12月，肖玉璧被执行死刑。
肖玉璧案影响深远。一方面，当时边区干部腐化率达百分之五，此风若不刹，将危及党的前途命运；另一方面，对肖玉璧不法外开恩，回归了法治的原点，党一视同仁惩治腐败，得到延安百姓热烈拥护。
延安时期，除了肖玉璧案，还有黄克功案和刘振球案。
1937年，战功赫赫的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女友刘茜，被处以死刑。1939年，参加过五次反“围剿”的革命功臣刘振球，居功自傲，官僚主义上头，对上违抗，对下霸凌，贪污公款数百元，被开除党籍并依法严惩。
三大要案，都针对领导干部违法犯罪，拔除“关键少数”的“莠草”，稳住了党组织的四梁八柱。拔“莠草”行动，让延安廉政建设闻名海内外。党的肌体更加健康有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放手发动群众，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组织力、战斗力不断增强。
关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瓦窑堡会议会址。视觉中国供图
整顿党风：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
1946年，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前，对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这一论断，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底气和信心。事实上，当时的延安已完成学风、党风、文风的整顿，思想行动高度统一。尤其是党风整顿后，全党全军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
整风运动中，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兴办起几十所干部院校，培养出一大批政治过硬的高素质干部，听党话、跟党走，能打仗、懂经济、善管理。
当时一则刊登在报章的党性检查，显示出整风细节。“忠实坦白，经济手续清楚，一是一，二是二，一点不打埋伏，不贪污，不浪费，不腐化。”
1942年，《解放日报》刊登韩作黎文章《我是怎样的反省自己的》：“本来我家里是有个旧式老婆的……但当不知道的同志问我时，我总是不肯说出的。心里一直埋藏着一种私心，企图再找一个爱人。这样的想头，是否具备合乎共产党员应具备的‘诚恳、坦白’与‘慎独’的态度呢？自然是不符合的。”
随着整风运动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深入，一种声音成为党内共识：“在哪里都是干革命，做什么也都是为党工作，组织认为那里需要我，我就到那儿去……”
拾究党的理论根源，从严治党正是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精神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伊始，就从未停止过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
从1937年至1939年，陕甘宁边区判处了180起贪污腐化案件。1940年《关于开除党员党籍问题的决定》指出：违纪党员，一律严惩不贷。次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增加了“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的条文。
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确保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确保了党的向心力和战斗力，更展示出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
抗战期间，延安组织党员群众大会。视觉中国供图
回望延安：汲取全面从严治党的力量
中共中央落户陕北近13年，巍巍宝塔山、汤汤延河水，枣园灯光、杨家岭会堂、清凉山电波……每个细节，都奠定了未来中国的高光时刻。
回望延安，不应忘记陕甘宁边区政府，当时最“民主的政府，廉洁的政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延安的廉政建设、作风建设，对党内贪污腐败、违法乱纪分子严惩不贷，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法纪威严，廉以用权，拔除“莠草”，至今为党的发展提供丰富营养和无穷力量。
纵观之，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铁腕反腐，“打虎拍蝇”；还是从严治党，将权力牢牢关进制度的笼子；抑或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都是对延安优良传统的继承和镜鉴，是党从组织到制度的自我革命。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前进的力量，其实就深藏在“党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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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网
作者：管风
编辑：陈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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