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以及随后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司法部下发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结合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题，全国上下都在致力于从理论与实践中解读和践行治理体系和能力问题，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在引领乡村治理模式、效能、体系等迅速成为当前的热点难点。

乡村治理是统分结合的一个概念，在其指导思想、基本定位、治理效能、治理目标上的高度统一的，在治理模式、具体对策、效果大小等方面是不尽相同的。湘西自治州在解读和践行乡村治理中，开创性地提出“互助五兴”（学习互助兴思想、生产互助兴产业、乡风互助兴文明、邻里互助兴和谐、绿色互助兴家园）乡村治理模式，自治州七县一市在践行“互助五兴”中又形成了符合地方实际的具体治理模式，形成不同的治理成效。湖南湘西州永顺县芙蓉镇科皮村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在乡村治理中走出了个性化的治理模式，效果显著并具备了一定的推广借鉴价值。

科皮速度

科皮，一个坐落在老、少、边、穷武陵山腹地——湘西自治州永顺县的土家族聚居村落，乘决战精准扶贫和决胜全面小康社会之东风，在短短两年时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乡村巨变，创造了难以置信的“科皮速度”：2017年前，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457人，基层党组织形同虚设，乡村无产业，村民无固定经济来源，主要靠零散种植玉米、油茶、养猪和外出务工为生计，典型的深度贫困村、组织涣散村和人员空心村；2017—2019年，村支两委班子建设齐整，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日益发挥，村里成立了猕猴桃专业合作社、湘西黑猪生产小组、禽类养殖生产小组、水产养殖生产小组，覆盖全村384户，真正做到了家家有产业、户户有收入，全村建档立卡户全部顺利脱贫，综合贫困发生率降至0.1%，先后荣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美丽乡村建设精品示范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试点村、湘西州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乡村振兴与巩固脱贫攻坚体制机制试点村以及首批“互助五兴”及“五树五建”扶志扶智行动县级示范村。

2019年12月，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了解永顺县芙蓉镇科皮村“互助五兴”公益积分超市运营情况。

科皮模式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科皮走出了名声大噪的“科皮速度”，其背后到底有什么惊天秘诀？其根本原因在于短期内迅速探索了符合地方实际且行之有效的“科皮模式”。

科皮村提出了“抱团脱贫”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精准扶贫，一个都不能少”。科皮打破过去党员与群众、群众与群众“自顾自”的屏障，从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切入，以各组组长和年轻人为抓手，以谈话的方式提高村民脱贫攻坚的意识和决心，聚拢民意；以会议的方式激发众志成城其利断金的斗志，凝聚民心。很快，在科皮要发展的问题上全村达成了共识。全村村民众志成城，报团取暖，齐心协力，脱贫攻坚。

科皮村注重基层党组织建设，解决谁来引领发展的问题。2017年后，科皮重建村支两委班子，强化支部的政治功能和政治责任，按照“实事求是、因村制宜、因人制宜”的原则，依托“1+5”的模式组建以学习互助和生产互助为重点的8个互助小组；创建“支部+扶贫互助合作社+贫困户”的“五树五建”扶志扶智党建引领模式，有力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治理各项工作顺利发展，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源源不断的动力。

工作队的产业模式助推乡村治理走向高点。2018年，湘投控股集团入驻科皮，意味着来了人才、来了思想、来了资金，解决了如何发展的问题。工作队通过考察、分析科皮的实际尤其是地方资源，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了开启了猕猴桃种植面积538亩、油茶面积3530亩、脐橙100亩、黄桃种植28000株、禽类养殖达20000余羽与湘西黑猪千余头、稻花鱼养殖87亩的科皮种植、养殖产业，按照“固定保底分红”+“销售收入返利”方式分配红利，经营盈余提取村集体收益后，参与农户总收入即为“销售收入+固定保底分红+销售收入返利”模式，人人可创利，人人能得利，极大地提高了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密切了党群关系，融洽了村民关系，为科皮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19年3月，永顺县推行新时代农村“互助五兴”基层治理模式现场会在芙蓉镇召开。

科皮效应

“科皮模式”不仅带来了直接的“科皮速度”，也带出了有一定可推广和可借鉴的“科皮效应”。

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制度的最大优势，在新中国之初的土改运动到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改革，党领导广大农民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极大激发了中国农民的创造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适应农村农业现代化的新形势新要求，依然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在《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要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制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六个方面相辅相成的体制，其中，党委领导是首位的。

致力提高村党组织引领乡村治理的治理效能。在《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鲜明地指出，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并界定了各自的定位，就是基层党组织是领导力量，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是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作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作为补充。村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依赖于治理效能，乡村治理最重要的评价指标也在于治理效能。而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则要做到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这就要求农村各组织体系的共同参与、自我管理、民主议事，还要尊重乡规民俗，更要遵循国家法治。

找准因地制宜的产业模式是提高治理效能的突破口。乡村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治理效能也是一项综合评价，要快速、有效地凝聚民心、提振士气，解决老百姓最直接、最根本的利益问题是关键。就全国乡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乡村而言，发展产业促进农村经济是有效的突破口。由于不同区域、不同村落的差异性，发展产业必须因地制宜，充分结合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人口、资源实际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才是可取之道。

发展乡村产业需要外在推力与内生动力同向同行。实践反复证明，解决“三农”问题首先需要跳出问题本身，借助政策借助外力。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以来，全国脱贫攻坚取得史无前例的卓越成效，这与举全国之力是密不可分的。乡村脱贫、乡村产业以及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一股强大的外在推力，这股推力源自于人才、思路、资金，有效弥补乡村的“三大瓶颈”。但是，这股推力不能成为乡村发展的永久依赖，只能是一种辅助、一种过渡，其真正目的在于培养、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这才是乡村发展的根本力量。通过外在推力，提高农民的发展意识、参与意识、谋划意识，提高农民的创业能力、自治能力、管理能力，实现乡村治理外在推力与内生动力同向同行，才能打造一支真正“永不走”的本土扶贫队、工作队和乡村治理队。

【作者简介】肖映胜，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延堃，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委组织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