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的法政思想，已经具有明显的近代性特征。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其法政思想中，已经具有“自然法”理论因素。“自然法”理论是西方政治法律史中的瑰宝，是西方社会转型进入近现代的强大理论工具之一。其主要内涵，从定义而言,强调自然法是永恒、普遍的道德原则；从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关系来看,认为自然法高于且指导人定法，是人定法的评价标准。人定法必须符合自然法才具有效力；不符合自然法的人定法，就没有效力。概言之，“自然法”是来源于超验权威、并与人定法形成二元对立的神圣法则。

船山作为明末清初的大儒，在其论著中并未出现“自然法”这一西方概念或名词，但梳理其精深的思想脉络，不难发现“自然法”思想的内在要素，深深地以中国文化特有方式蕴涵在船山关于天道观、法治观的论述中。

首先，在船山的思想体系中，“天道”是最高的法。“言道者，必以天为宗”（《尚书引义》）；宇宙间存在一位至高的、超验的终极性实存“天”，天道就是“天”之“道”。世上所有人都是天的子民，无论是君主、臣民，都有敬天的责任和义务。敬天的主要途径，就是遵守天道；不遵守天道，就是“欺天”，结果将是自绝于天：“败类之儒，鬻道统以教之窃，而君臣皆自绝于天。故（石）勒之子姓骈戮于冉闵；元氏之苗裔，至高齐而无噍类；天之不可欺也，如是其赫赫哉！”（《读通鉴论》卷十三）在王船山的思想中，“天道”是“百王不易”“千圣同原”永恒不变的，“其大纲，则明伦也，察物也；其实政，则敷教也，施仁也；其精意，则祇台也，跻敬也，不显之临、无射之保也；此则圣人之道统，非可窃者也”（《读通鉴论》卷十三）。

其次，王船山认为，法律是社会治理必不可少的手段。“人君所恃以饬吏治、恤民隐者，法而已矣”（《读通鉴论》卷二十七）；“治道之裂，坏于无法”（《读通鉴论》卷十七），如果没有法律，“下以合离为毁誉，上以好恶为取舍，废职业，徇虚名，逞私意，皆其弊也”（《读通鉴论》卷十），良好的社会秩序就无法形成，因此国家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刑赏合天则大法行，而非徒恃法也”（《张子正蒙注》卷八）；法律的创立，必须贯彻“天道”原则，“参天地人以立法也”（《礼记章句》卷四十五），以确保所立之法合乎客观规律。“帝王立法之精意寓于名实者，皆原本仁义，以定民志、兴民行，进天下以协于极，其用隐而化以神”（《读通鉴论》卷二十二），将“仁义”等天道法则具体落实到法律中，法律的规范功能、社会管理功能就会实现。国家与社会治理所立的法，必须是“善法”；“法善以待人，则人之失者鲜矣”（《读通鉴论》卷二），用“善法”去规范调节人们的社会生活，就很少产生不好的后果。

最后，君主或国家制定的法律，如果违背“天道”，会产生恶劣的社会后果，这是王船山所反对的。“法者,非以快人之怒、平人之愤、释人之怨、遂人恶恶之情者也,所以叙彝伦、正名分、定民志、息祸乱，为万世法者也。”（《读通鉴论》卷二十一）所谓“法乱弊滋，而古道遂终绝于天下”，这是“为政之患”（《读通鉴论》卷三）。正是基于此，船山坚决反对残酷的“肉刑”；“五刑之用，性命已残，肢体以折，痛楚以剧，而仅为之名曰‘象’，岂圣人之忍于戕人而徒丑其象哉？”（《尚书引义》）对程朱等人恢复肉刑的主张，船山发出了几近于诅咒的谴责：“为复肉刑之议者，其无后乎！”（《尚书引义》）这类违背“天道”的严刑峻法，其效力是船山所坚决否定的。

人定法必须符合永恒道德原则的自然法学说，与“合法性”这一法学理论相关。“合法性”包括“行为合法性”“法的合法性”等问题；“行为合法性”是指以“法”为标准，衡量个人、组织乃至国家的活动、行为是否与“法”相一致，也就是用“法”来衡量行为适当与否，这类“法”主要是国家及公权力机关制定的人定法。“法的合法性”涉及“法的说服力问题”，是指位阶较低的“法”必须合乎位阶较高的法，并且“法”的价值必须贯彻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原则，遵守不以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为“除非广大公众认为有某种道义上的义务遵守制定的法律，否则，法律就有可能得不到执行。”[1]这种“法”不仅包括制定法，还包括事物的法则、原理以及人们内心的道德观念、社会政治理想等价值观念。作为这一理论核心的自然法学说，特别强调在人定法之上存在着位阶更高的“自然法”，无论自然法的内涵指向的是客观规律或理性所发现的人类的通则，还是指向上帝永恒法的人类分享或人的天然权利，人定法都必须合乎自然法，否则没有效力。

分析、总结王船山的政治法律思想，“天道”就是其心目中的“自然法”，君主、国家出台的“刑赏”“法”属于“人定法”。“法”“刑”符合“天道”（自然法）原则的，才是“善法”，为船山所倡导；反之，如果“法”“刑”违背“天道”（自然法），属于“为政之患”，为船山所抨击乃至诅咒。可见，船山的法政思想，已经蕴涵了较为丰富的“自然法”这一近代思想因素，实为前人所未及。谭嗣同有云：“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清代学术概论》）儒学大师熊十力论道：“儒者尚法治，独推王船山”，甚至认为“船山固东方之孟德斯鸠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非其伦已。”（《心书》）毋庸讳言，船山之所以达到传统中国法政思想的巅峰，一方面是因为对传统儒学的继承，但更重要的是，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及由此产生的“儒耶对话”，给船山的理论创新注入了新鲜而富有生机的内容。由此也证明，接纳、吸收先进的域外文化成果，不仅不会造成华夏固有文明的萎缩、消亡，反而可以丰富、发展中华文化。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面对无法回避的世界文明，我们更应该坚持交流互鉴、择善而从，拒绝唯我独尊、盲目排外；如此，才能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