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失落的故乡：从春节返乡看乡村振兴的现实与希望

——陈文胜三农前沿问题对话

故乡是什么？故乡是村头的那棵树，是家门前的那条小溪；故乡是父亲嘿呦脸上的皱纹，是母亲头上霜白的头发；故乡也是鞭炮声中的那顿年夜饭……随着时间的消失和乡村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春节返乡的热潮仍旧，乡村的变化又有哪些，乡村振兴的现实基础在哪里、希望又在哪里？对此，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湖南省社科院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中央农办专家委员陈文胜，湖南省社科院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智库团队首席专家、省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与改革发展研究所所长王文强，湖南省社科院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陆福兴进行了对话。

春节返乡热是城镇化进程中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与呼唤

《中国乡村发现》：春节返乡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历经几十年后春节返乡的人数还在不断增长，春节返乡话题为什么连续多年热度不减？今天发生什么样的变迁？

陈文胜：春节回家过年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最独特最壮观的人口迁徙现象，每到春节不分天南地北都要从四面八方奔向家乡，因此，春节返乡成为了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世界民族所最独特的文化，以春节返乡题材为主的“返乡体”成为了近几年来网络媒体必不可少的热点话题。

为什么春节返乡话题连续多年热度不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乡村的发展日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使带着各种不同乡村文化印记的“返乡体”很容易引发全国性焦点和大讨论。其二，新时代人们对“乡愁”的新诉求。随着“城镇中国”对“乡土中国”的不断扩张，“乡愁”成为了居住在城市里的人的“时尚”，所以，一到年前节后，“返乡体”就成为了“乡愁抒发运动”。其三，信息化下传播媒介众多、发表快速快捷、信息内容需求广泛和吐槽可参与性的便捷，促成了人们对“返乡体”的热捧和讨论。

我认为，春节返乡热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在心灵上的呼唤。因为乡情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永恒主题，也是中华民族所独具的传统文化。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庶民百姓，都无法摆脱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和饮水思源、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每到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的节日，国内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返乡潮。不管是穷乡僻壤还是天涯海角，都要回归故土。如《山东“男孩”携妻回村过年记》，从中就可以看出山东那个乡村过年得很有仪式感和传统味，这些民俗习惯就是传统文化。

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乡村、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全新的变化，中国乡村社会处于前所未有之变局。一是社会治理之变，农业税取消之后的乡村、国家、农民之间出现断裂，村民自治为以经济精英为主的社区精英分子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条件，农村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二是社会结构之变，乡村逐渐演化为经济多元、利益多元、阶层多元的多元化社会，乡村社区的独立性与组织能力亦逐渐地得以培育与发展起来，社区中的各种社会力量与民间性的组织也不断地产生与增加，使家庭结构、代际关系等乡村社会基础性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三是社会价值之变，追求个人价值实现个人理想、发家致富等思想观念逐渐兴起，家庭、家族、宗族以及传统习惯成为主流，这是改革开放前后乡村的价值观念和意义系统的根本性变化，也是最为深刻的变化。

乡村社会的此种巨变，与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整体推进相同步，其本质是一种外力推动下的巨变。以我长期在湖南的湘南调研为例，一是农民居住条件有了根本性改变，一些条件较好的家庭甚至还在县城购买起了商品房。二是家庭生活条件日渐现代化，大部分农户家庭有了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现代化的家用电器，电脑更是进入千家万户。三是享受型消费品正在走入寻常百姓家，不少农民家庭购买了小汽车，空调也成为部分农家的必备生活品。四是农村基础设施持续改善，村级道路硬化基本到达每家每户，自来水成为“标配”，液化气取代煤、柴火成为新时尚。五是农村环境卫生受到重视，乡村人居环境得到大大改观。

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个案均显示，中国乡村发展取得的成就是十分卓越的。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基本上告别了食品短缺的饥饿时代。后来，国家不断推进各种惠农政策，从取消农业税、粮食补贴、农机补贴，到医保、低保、乡村公路建设、农电改造、危房改造、农村信息化等等，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使得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发展处于百年来最好的时期。如乡村公路建设的大力推进和农村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极大地缩短了城乡的距离，大多数农村交通方便，通讯便捷，城乡隔绝状态前所未有地被打破，农民的视野和文明程度前所未有地不断提高，农民的改革获得、中国农业的改革发展和中国农村的改革进步是主旋律。改革使农民不再终生困守于土地，有了在国内外自由择业的权利；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有了在国内外自由生活的能力，到城市甚至国外过年就成为了乡村新时尚。

陆福兴：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春节返乡是我固有的过年方式，在外工作几十年，没几个春节在外面过，总觉得回家乡过年才有年味。一年一年的回家过年，感觉到家乡也在一年一年的变化。

人变了，乡里农民成了透着城市味的返乡人。现在的农村人，特别是新一代在外面打工的农民，他们的衣着打扮、举止言谈与城市人没有什么两样了，他们再也不像他们的父辈，外人从衣着打扮很难分辨出他是乡里人还是城里人，特别是读过书又在城里见过世面的年轻人，他们见多识广，言谈举止都日渐城市化了。那些城镇读书的中小学生说的是纯正的普通话，故乡再也不是纯正的乡村，而是夹杂着城市化影子的乡村。

村富了，曾经的小木屋变成了一栋栋美丽的乡村别墅。农民的富裕都体现在房子上，看乡村哪家富不富，你只要看一眼他的房子就知道。现在，乡村看到土墙木房子是古迹，大部分农民都建起了两三层楼的红砖瓦房，而且外面用瓷砖铺得漂漂亮亮，有的房子结构设计很时尚，不再是过去的堂屋加厢房式样，有的就是一栋栋别墅，对于我们这些在城市只能住盒子房的工薪族来说，真有点羡慕乡亲们优越的住房条件。

路堵了，山间小道到处充斥着小汽车的喇叭声。前几年，从城里开车回家过年，似乎还有点气派甚至引来乡亲们羡慕的眼光，那时乡亲们有车的不多，开车回家有种优越感，在乡间小道顺便带个熟人或儿时伙伴还能激起成功的喜悦。近年来，乡亲们家里一般都有了车，山间小路上到处都充斥着小汽车的喇叭声，村道县道堵车成了常事，好在一些容易拥堵的路段出现了交警执勤，习惯了散漫的乡间驾驶员也收敛了平时的野气，尽管堵车的新闻时断时续，但除了县城堵车严重，其他乡间小道还基本能走动。

现代了，信息化的便利出门购物不带零钱了。乡间现代的表征是信息化，它在乡村无孔不入。乡村老少都带着手机，家里有电脑的也越来越多，有事情随时都可以电话沟通，不必像过去要走很长的山路去报个信。在乡村集市里卖肉卖菜的商贩，都挂着二维码，所有的交易一扫就可以完成，有一次我用现金钱买蔬菜时，大爷见钱找不开，用微信扫了我的二维码找了零钱。

漂亮了，荒山野岭看得见往日的绿水青山了。近几年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环境变化是很显著的。记得我儿时在乡里时，山上都是光秃秃的，砍柴要去很远的地方，割猪草要到处寻找草源，现在乡村到处都是柴，满山遍野都是柴草，农民也基本上不烧柴了。绿水青山又回到了农村，农民家里还搞起了垃圾分类，生态环境真是大变了样。

年味淡了，节日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冷。我记忆中，过年有很复杂的程序，也是很有趣的。以前从腊月24日开始，就进入过年的准备阶段。乡里的集市就开始天天赶集，大多数家庭过年要杀一头猪，这猪叫做年猪，杀年猪是大事，要放炮祭奠神灵；要喊亲戚朋友吃一顿饭，饭的菜就用猪肉、猪血、猪杂等现料做。这条猪的肉要挂在烧火的地方做成柴火腊肉，至少是家里上半年接待客人和改善生活都依靠它；这条猪的油就是大多数家庭未来一年做菜用的油，拜年走亲戚一般都带块腊肉。腊月25日家里要炒一些瓜子、花生之类的东西，在正月15之前，凡是到家里来的客人都可以得到这些东西的招待；26日是做石磨豆腐的日子，正宗的石磨豆腐透着独特的香味；一般腊月27日要做糍粑，糍粑用糯米，印上各种吉祥的文字或花纹；28、29、30日就是杀鸡、贴对联、做年饭的时候，过年时家里每人要做一身新衣服，大人们在过年会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有句俗语叫着“大人盼插田，小孩盼过年”。小孩过年有寒暑假，大人过年会忙得不可开交，反而插田的农忙时节是大事，因为乡里插田会互相帮忙，互相到家里吃饭，把好酒好菜都要拿出来招待。到了过年的前一天晚上，要吃团圆饭，一家人或一个大家庭的人要聚在一起，长辈们或是赚了钱的人要给小孩发红包，大年初一早上是正式过年，早上的这顿饭叫着“年饭”，要吃完饭才能天亮。吃饭是很讲究的有很多禁忌，如只能讲好话，不能摔碗掉筷子，甚至吃完饭只能说“吃饱了”，不能说“吃完了”或“不吃了”之类的话，认为这样兆头不好。吃完年饭天亮了要给长辈拜年，拜年也互相称赞互相说好话，一派祥和幸福的景象！正因为这一系列的程序和仪式，把年过得非常充实。但是，近年来发现，乡里过年的特征越来越少了，过年的仪式感也弱了，气氛也越来越淡，今年县城过年全县禁炮，似乎更加淡了年味，跟平常没有了两样。

家味淡了，自己动手过年的兴奋越来越少。乡下的过年也越来越社会化了，许多东西都是市场上购买，千篇一味。过去过年的东西都是家里自己动手做，每个家庭做出的东西或咸或淡，各有特色。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上的物质越来越丰富，过年的许多物资都可以在市场买到，于是，很多人过年日益没有了自家的味道，一切东西都去市场搞定。市场上买的东西有的小作坊做的，有的是农民私人加工的，不仅卫生和食品安全不能保障，而且没有家里味道，总觉得过年过得太容易了，没有自己动手的成就感。

人情淡了，春节的功能日益变得单一。年在变，人也在变。人情淡了，以前过年亲戚们互相要请客吃饭，从初一到十五，大家互相家里喝酒吃饭，和睦乐融融的。现在大家懒得做饭了，有的请客还上酒店；拜年开了车见了面就回家了；有的干脆就不拜年了，打个电话或发个红包就算了事。大多在家里找几个人打一场麻将。礼尚往来成了纯粹的金钱红包，没有了小时候的亲戚亲情。

王文强：春节返乡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人口大规模流动后形成的一种现象。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家”和“过年”的情节，“回家过年”是每个游子心中最重的情怀。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人口流动受到制度上的限制，人口流动规模小。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允许农民向城市流动，新世纪以来国家全面放开并支持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同时不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这个过程中，城乡人口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春节返乡人数不断增加。从有关方面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流动人口从1982年的657万人不断增长到2015年的2.47亿人，然后趋于稳定，2018年为2.41亿人，春节返乡人数也在快速增长后趋于稳定，今年春运达到29.8亿人次，与去年持平。

从过程来看，春节返乡有几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城乡路网互联互通程度越来越高，交通的速度、舒适度与信息化水平越来越高，为春节返乡提供了越来越便利的条件。二是乡村本身的水、电、路、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农村商业服务、生活服务也逐步向城镇靠拢，为春节返乡的人们提供了越来越舒适的环境。三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为春节返乡提供了更好的物质基础。

从趋势来看，春节返乡可能出现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随着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举家进城家庭的增多，春节返乡人数将在稳定一段时期后逐步下降。二是如果农村缺乏新的吸引力，随着乡村陌生化程度越来越高和城乡融合发展的程度越来越高，以“团聚”为目的的春节返乡停留乡村的时间将越来越短。

乡村问题大多是城市病和工业病在乡村的蔓延

《中国乡村发现》：春节返乡既是人们与亲人团聚的关键途径，也是人们了解乡村发展变化的重要窗口，每年都有一些“返乡观察”引起了热烈讨论，如何客观看待乡村的变化？

陈文胜：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乡村百年以来的巨变，如何认识和评判诸如“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现实表达，如何“留住”或“拯救”为国人所热衷和倡导的“乡愁”？这是评判、理解和阐释中国乡村巨变绕不开的话题，也是为“乡土中国向何处去”而把脉问诊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而其中乡村“唱衰论”之所以如此流行，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世界上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大多是中小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基本可以同步。中国作为特大型国家，区域极为复杂，资源禀赋和文化差异使不同的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这种不同步发展，不仅是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同步、工农不同步，而且是城乡不同步、区域不同步。作为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全球大国，世界上任何一个已经现代化国家的人口规模无法与之相比较，这种不同步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无疑具有着十分巨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由此带来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就更加非常突出。如农业发展质量效益不高，农民增收后劲不足，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弱，城乡差距依然较大，成为制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大短板。

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是从农耕时代进入工业时代、再进入信息时代的逐渐演进进程，我们置身于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在同一时空并存这样一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现实。像北、上、广等地区是绝对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已处于信息时代，二线、三线城市和大多数县城进入了工业时代正在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很多乡村和偏远地区还是传统农耕社会正处于为摆脱贫困而发展的进程中，这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发展史。不仅是城乡发展不平衡，而且是区域与区域、乡村与乡村发展不平衡，因为每个乡村发展状况都不一样。因此，无疑会发生传统与现代、制度与现实、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等方面的激烈碰撞，成为不同层面评价中国乡村的深刻根源。

从客观上说，相比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与发展，甚至是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乡村发展来说，历经几千年小农经济发展积淀的乡村中国，在向现代化整体迈进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譬如，农业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型压力大，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污染大、能源消耗高、人力资本投入高的问题较为突出；相比城市而言，农村公共服务与公共品供给不足，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压力较大；农民收入结构虽发生了重大变化，外出务工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占有较大比重，但农民增收渠道有限、增收乏力的问题依然突出；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在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城市发展的同时，广大农村也出现了空心化、空壳化等问题，乡村发展后劲不足、机制缺失等问题已不能不引起高度关注。

然而，乡村唱衰论者对乡村发展的成就视而不见，看到的常常是乡村社会道德低下、伦理丧失、治理无序和环境破坏，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在用城市文明的眼光看农耕文明的乡村，把现代化的城市与传统的乡村进行对比；他们用自己的价值观和理念判断农村，或者把理想中的农村和西方先进国家的农村与中国当前的乡村简单作对比，用自己的价值判断认为乡村应该怎么样，特别是他们在现代化的城市中未能实现的梦想，却反而把最好的道德标准、最好的理想图景来要求相对落后的乡村。同时，中国乡村如此广阔，单凭哪一个村庄难以定论，单凭乡村社会中的单一现象难以定论。特别是以文学的情怀和理想，容易把乡村的个别缺陷无限放大而从耸人听闻。现在一些媒体也炒作，说乡村是落后的代名词，比非洲还差，我很不赞同这个观点。

的确，在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之下，中国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笑贫不笑娼、金钱崇拜、崇尚暴力等现象正在蔓延。可以说，这些问题绝非为乡村所独有，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是城市病和工业病在乡村的蔓延。因为这些问题虽然出现在乡村而根子在城市和工业，更需要从国家的发展战略、从城市化与工业化一枝独大的发展现实中寻找答案。

陆福兴：每年的“返乡观察”都从不同侧面反映着乡村的变化，返乡观察的“火爆”，是人们对乡村发展的关注度日益提升的结果，也是人们对“乡愁”期盼和失落的表达，尽管有些故意的炒作和博眼球，但是都是对乡村的现实或理想的个人表达，我们可以用宽容心态去阅读。因为中国乡村地域太广阔了，不同的乡村差异是非常大的，如南方和北方的乡村，贫困乡村与富裕乡村，偏远乡村与近郊乡村，不同的乡村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等天壤之别，因此，如果以某个特定乡村的变化代表整个中国乡村的变化，那是片面的。大多“返乡观察”只是某个特定乡村过年的所察所感，是特定的现象，对于作者观察的乡村来说，是对的，但是，如果推演而来说成是中国的乡村景象或问题，那就是以偏概全了。客观看待乡村的变化，应该说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变化过程中，乡村也存在许多问题，甚至有些问题还很严重，但总的来讲，乡村年年在变化和进步是肯定的。

王文强：在乡村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返乡观察”的兴起并引起热烈讨论，说明乡村变化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当然“返乡观察”本身也有助人们了解乡村的发展变化。但对于“返乡观察”中展示出来的一些现象，以及观察者对现象所作的判断，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观察者本身长期在乡村外，缺乏对乡村变化的持续深入调查，在春节返乡的短时期内了解到不一定是所观察的乡村的全貌，而且乡村情况千差万别，一个乡村观察到的情况并非是所有乡村都会出现的情况，所以“返乡观察”只能起到的从不同地方、不同角度看乡村的作用，一味的唱衰乡村和夸大乡村变化都不可取。所以，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陈锡文曾经指出，对农村情况的基本判断，应基于科学的统计，而不是讲故事。任何一个国家的乡村变化都不是单因素造成的，客观看待乡村的变化与走向，需要从历史的视野、国际的视野、城乡关系发展的视野来综合看待，还要结合国情、国家政策的取向来分析，乡村的个性问题与共性问题要有所区分，乡村的故事与乡村的统计要结合起来，才能展示真实的乡村与乡村的变化。

“反向过年”是中国乡村社会对时代变迁的必然回应

《中国乡村发现》：如何近年来的春节也出现了“反向过年”的新现象？是不是意味乡村日益失去了吸引力？今天的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陈文胜：根据有关调查表明，有51.4%一线城市受访者希望父母“反向过年”。“反向过年”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和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乡村在这滚滚而来的时代大潮冲击中发生着史无前例的历史变迁，具有几千年农耕文明传统的“农业中国”、“乡村中国”正在加快被现代的“工业中国”、“城市中国”所取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农业为主的乡村文明不断向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文明变迁的发展进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并认为，“对传统社会来说，社会整体变迁意义上的进步，莫过于城市社会取代农业社会。”

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是费孝通所称的“熟人社会”，社会很少流动与迁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逻辑重复着循环的社会节奏，形成了以人伦次序为基础的差序格局、以“家本位”为核心的“熟人社会”、以“礼治秩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规范，维系一种稳定的熟人社会关系和固定的社会结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商品经济成为了整个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就是跨越地理范围与生活范围，实现了陌生人之间的经济交易，从而打破了农业社会的封闭性和稳定性。

农民从世代困守的土地上解放出来，由农业向非农职业不断分化，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式的大家庭已经全面解体，乡村社会家庭结构从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演变，家庭日趋小型化，由一对夫妇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结构逐渐成为主要形式。由于告别了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接受了城市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全方位洗礼，社会价值观念从“乡土伦理”向市场伦理演变，习俗观念从“乡土本色”向现代性多元演变，传统家庭伦理被彻底颠覆。对于中国现代化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其中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念是最为根本性的变化，是中国现代化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反向过年”就是对当下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变迁的一种必然回应。

在2017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就已经达到58.52%，按照目前发展趋势，到2020年、2030年城镇化率还将进一步达到60%、65%，2050年可能超过70%。说明城镇化难以逆转，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在城市生活工作，向往着比乡村更满意的现代化生活环境。因此，不少人不再春节返乡而是把家人接到城市团聚，这种“反向过年”表明农民作为“人的城镇化”进一步加快，农民的乡村传统家庭观念正在发生变革，标志着中国乡村社会向现代转型已经成为大趋势。

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就失去了吸引力。过去对乡村大多是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发端，极大地改变了城乡的空间距离，乡村不再只是单纯的农产品供应基地，还被赋予了生态保护、环境调节、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多重功能，使乡村进入了多元价值的新阶段。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生态产品能离开乡村吗？美丽中国能离开乡村吗？乡村的生态价值优势对满足美好生活的需要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乡村发生了多功能的变革，城镇化就要赋予城乡融合这样新的时代内容，就再不能把建设城市等于城镇化。如欧美发达国家，大企业和著名高校都在小镇，日本的IT行业等很多新兴产业都往乡村转移，普遍出现了回归乡村运动。十九大报告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就是要求在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使乡村成为一个与城市共生共荣、各美其美的美好家园。在中国人中有两个生活空间，一个是城市，一个是乡村，让中国人往返于城乡之间，享受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是中国现代化的新进程，是中国城镇化的新方位。

今天的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返乡体”焦虑背后的根源是城乡关系的问题。在当前的乡村振兴中，怎样才能留住城市市民和外出农民工的乡愁，保住他们的文化之根？这是乡村振兴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

长期以来，无论是乡村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我们都没有在平等的基础上尊重农民的自主行为，去激发农民的自主能力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乡村如何发展仿佛不是农民的事，知识分子要求农民这样，政府官员要求农民那样，都要按照城里人的要求来发展了，却很少有人问农民自己要怎样。那么，乡村振兴，振兴的如果不是农民的乡村，要振兴的是谁的乡村？

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就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尊重农民平等权利，尊重乡村价值与自主发展。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做到让农民能够“我的乡村我做主”。因此，处理城乡关系的关键，是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陆福兴：“反向过年”的新现象确实存在，但并不意味着乡村失去了吸引力。“反向过年”一方面是乡村人对城市生活和文化的向往以及城市生活的体验，作为一个乡村人，也有体验城市文化的愿望和好奇心。同时，“反向过年”也是乡村人的一种面子，因为代表着他城里有亲戚或家人。乡村的吸引力不是乡村的繁华和富有，而是我们所说的“乡愁”的吸引，一般认为，乡村过年年味要浓，因为乡村过年都是自己家的东西，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特色年货，因此，乡村的年味吸引力是经久难衰的。

今天乡村振兴面临亟待解决问题，我想其一，乡村经济要加速发展。我反对用城市的标准去衡量乡村的经济，也不能用城市的生活区衡量乡村生活，乡村的富有是一种独特的富有。比如，农民用红薯喂猪，用蔬菜喂鸡等，这种富有是城里人不能比的。不是农民不如城里人那样节俭，而是他们的生活粗放。但当前还确实有许多乡村经济不发达，农民生活还比较困难，因此，实现全面小康，是乡村振兴的第一大任务。其二，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要补短板。农民解决了温饱后，乡村生活环境不断改善，但是，农村的基础设施与城市的差距还很大，特别是公共服务的短缺，如教育、医疗等，就这些来说现在城乡差距不是缩小反而越来越大了，因为乡村的孩子不去城镇读不了书，很多爷爷奶奶只能离家弃土在城镇租房子陪读，对乡村农民来说大大很高生活成本，而且乡村教育不好影响的是农民的下一代，会造成恶性循环。乡村卫生院基本看不了什么病，他们也不愿冒风险，农民看个感冒要上县城。其三，乡村文化要严格保护。乡村文化是一种无形资产，也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我的县城大开发把几公里长的青石板路给毁了，现在想建设风情古镇又要恢复，但再也不能恢复到以前了，只能仿古。当前，我们一方面重视乡村文化旅游而重视乡村文化，另一方面却在开发中毁坏农村文化，保护乡村文化不仅需要创新机制还要提高保护水平。

王文强：出现“反向过年”的新现象，从表面上看是人们的过年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从深层次来看，反映的是乡村社会的变迁。如“家”的变迁。过去，乡村才是游子的“家”，家庭与家族不可分割，即使在城里安了家，那也是“小家”，过年还是得回归“大家”。随着人口的流动和乡村社会治理的转型，今天的家族功能已经弱化，“小家”逐步独立出来，游子在外组建家庭，春节返乡以与父母团聚为主，当春节不愿意回乡时，可以选择让父母来城市团聚，而不会受到家族其他人员的指责。再如，乡村生活环境的变迁。游子春节返乡的另一个情节是回到自己曾经生活的环境，与熟悉的亲朋好友交流，而随着乡村面貌的持续改变，游子们熟悉的环境日益变得陌生，一些地方已经城镇化，一些地方则青山绿水不再，城乡生活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小，一些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因长年在外，与乡亲也日渐疏离，从而导致回乡的愿望不再那么强烈，如果有条件接父母到城市过年，那也是另一种乐趣。所以，“反向过年”的新现象，是一种乡村社会变迁的反映，也不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不能简单地以“乡村日益失去了吸引力”来理解，但也可以说对部分人或者部分地方的人日益失去了吸引力。

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比如乡村建设的同质化问题，一些乡村被建设得越来越不像乡村，失去了自己的特色；乡村环境污染的问题，尽管很多乡村的可见环境也正在变得日益干净，但不可见的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仍比较严重；乡村的精神生活匱乏的问题，乡村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单调，传统的礼仪、习俗在年轻一代身上逐步失传；乡村的人才流失问题，优质人力资源基本上进了城，乡村的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缺乏人才的支撑等，这些都是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问题。

品牌战略引领产业优化 科技创新驱动产业提质

《中国乡村发现》：在国民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振兴乡村产业的路径是什么？

陈文胜：乡村振兴，产业为本。乡村最核心的产业是农业，最首要的目标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最突出的问题是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偏低。因此，必须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优化农业资源要素配置，调特产品结构，调绿生产方式，调优产业结构，使农业成为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美好产业。

对于中国农业而言，不仅供需结构矛盾突出，最主要的表现是数量和质量发展不平衡、质量发展不充分，规模与效益发展不平衡，效益实现不充分。品牌是效益和竞争力的综合体现，无疑是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要求，以品牌为引领无疑是推进产业质量变革的有效途径。农业作为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有特殊要求的产业，决定了农产品不同区域的品种和品质差异性，那些品质优良、独具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品牌，是特定地域的产物，是天然的地标品牌。正是农业生产的这种自然选择属性决定了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工，品牌战略能够使各具特色的地域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是破解农产品同质竞争和“高库存”困境的有效途径。因此，要突出以市场为导向，以品牌为引领，推进整个中国农业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品种结构的全面优化，实现由农产品规模化生产向农产品地标品牌化经营的转变。

农业技术变革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前奏和先导，是农业现代化的一种前沿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科技创新为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但突出的贡献主要是产量的提高。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农业发展处于从追求高产向追求绿色可持续转变的关键时期，如何应对当前农产品的品牌难题，科技创新由提高产量向提高质量与效益转型已刻不容缓。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就客观要求农业科技创新由增产导向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的品牌导向转变，由高投入、高消耗的“石化农业”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农业导向转变，逐渐恢复农业生态系统的内在活力。因此，根据乡村振兴战略新要求，深化科技创新科技服务的体制改革，提升农业科技的数据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首先就要明确农业科技创新的目标和方向，把满足消费的品质需求和市场竞争力摆在突出位置，以土壤分类普查与污染治理为着力点，以农业节水节地节能为关键，以生态肥药推广和绿色发展为重点，以农业标准化与大数据平台建设为支撑，推进农业发展全面向绿色转型，形成不断提高质量的农业科技创新与服务体系，使农业成为一个具有无限生机的绿色产业。

陆福兴：在国民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振兴乡村产业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乡村与国际市场的分离使乡村的影响要比城市弱得多，因此，振兴乡村产业还是大有可为的。其前景是特色产业和品牌农产品。必须利用乡村的自然环境特色和资源，发展乡村的特色产业，打造农产品品牌。农业是与土壤和自然环境紧密结合的产业，是一个有区域性的产业，如果产业选对了，产业做出了品牌，农业产业就有市场特殊竞争力。当前，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乡村产业不一定都是农业产业，乡村也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乡村产业要在二、三产业上做文章，开辟乡村新产业形成新业态。

王文强：发展产业需要二个基本条件，一个是要素的支撑，一个是市场的支撑。从历史上看，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经济之所以快速发展，是因为一方面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所有农产品的市场需求都十分强烈。从当前来看，虽然我国经济进入转型的“阵痛期”，但产业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仍然具有巨大的挖掘潜力。一方面，国民经济下行，使城市诸多传统过剩产能的产业退出，如果这些产业中的资金、劳动力下乡回乡，则可以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新的要素支撑。另一方面，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为农业的功能拓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创意农业、特色农业、农产品加工业等成为吸引各方面关注的朝阳产业，我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可以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有力的保障。所以，乡村产业振兴的前景十分广阔。关键问题是如何推动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的互动与良性循环，形成新的发展动力，这首先必然是要解决好农业供需不对称的结构性问题，才能提升农业的市场效益，从而吸引更多的要素投入。因此，必须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优势与特色为导向优化农业区域、品种结构，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以及健康、安全消费的需要；因地制宜大力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多功能现代农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才能有效激发乡村产业发展的潜能。

乡村民俗习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

《中国乡村发现》：从春节期间的“返乡观察”来看，很多人将视角聚焦在乡村文化方面，在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碰撞中，如何才能实现乡风文明？

陈文胜：2006年提出新农村建设就有乡风文明这个要求，十多年以后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再次提出，说明乡村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乡村振兴，风气为魂。必然需要发挥伦理道德规范作为观念引导和行为约束作用，以有效破解在乡村治理中法律手段太硬、说服教育太软、行政措施太难等长期存在的难题。必然在基层中调研就发现，不少地方在乡村环境整治中，把农户环境卫生好的和不好的，都在集中公开公布，好的没有奖励，不好的也没有处罚，但全村都是很自觉的，这就是正风俗。古时候，伤风败俗的就不许进祠堂，这就是树正压邪，是社会舆论与自觉修养相结合的“软治理”。

而乡风文明的本质是精神文明，是要建立以文化为核心的乡村社会精神家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在乡村，乡村的民俗习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内容，其中生祭婚丧节庆是农民的头等大事，不仅关乎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荣誉、面子，更是传承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为什么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有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而不断？是什么力量将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建立在家园、家庭、家人之上的家国情怀，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家，哪有国？有了家就有了家庭的归属感，知道自己生命的源头，感恩亲人的抚育与呵护；有了家庭的归属感就有了家族和家乡的归属感，知道自己来自何处，眷恋成长的故园；有了家族和家乡的归属感就有了宗族和民族、国家的归属感，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担当着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故情系故土，小而思乡，大而思国。而乡村的民俗习惯在其中发挥着特殊的纽带作用：家庭通过乡村的民俗习惯这个精神的归宿将家乡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家族通过乡村的民俗习惯这个血缘的密码将宗族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从而将祖源认同与民族认同合为一体，使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归属，具有巩固中华共同体的不可或缺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孔夫子和马克思两个老祖宗不能丢，强调要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因为乡村的民俗习惯是传统文化之根，切不可再干文革砸毁孔子庙那样的蠢事了。张治中在破四旧时就直言，在以后会被认为是一个笑话，历史现在已经证明了他的预言。因此，乡风文明建设重在引导，不能用行政手段过分干预禁止。有些地方在乡风文明建设中搞形式主义，不分对象硬性规定婚丧只能办多少桌酒，桌上只能摆几样菜，菜只能是哪几个品种等，甚至平坟、砸棺、禁卖冥币，不仅是严重损害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侵犯了农民的文化权利、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更是使中国历史文化血脉走向断裂，严重影响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地区之间竞争的本质就是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无多大的差别。而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或英国人，其本质是因为植根于乡村文化的民族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尤其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受到熏陶的区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不同。如果说只有民族的文化才是世界的文化，那么，也可以说，只有建立在乡村文化基础上的区域文化、地方文化才是民族的文化。因此，乡村的民俗习惯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其价值绝不亚于万里长城。

我认为，移风易俗要以尊重乡村的民俗习惯为前提，乡风文明只能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历史也证明，任何国家用强权法律、行政手段干预传统的民俗习惯都是失败的。故黑格尔言，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一定会存在。

陆福兴：乡村文化是乡愁的载体，因此，“返乡观察”聚焦乡村文化也理所当然。当前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碰撞不小，所以乡村文化在碰撞中遇到了强大的城市文化压力，特别是某些有“优越感”的城里人，返回乡村用城里人的视角和思维，对乡村文化指指点点，企图唱衰乡村来显示自身的“优越”，影响了人们对乡村文化的正确认识。要在城乡文化碰撞中实现乡风文明，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要保持乡村文明的乡土味，乡风文明的特点是乡土，有乡土味才有乡风文明，因此，建设乡风文明，不能用城市文明做样板和标准，而是要在乡村文明的基础上加强建设引导，乡风文明必须根植在乡土之中，如果成了城市文明的翻版，我们的乡风文明建设就失败了。当然，乡风文明建设也要吸取现代城市文明的精华来创造创新，而不是一味的仿古和复古。

王文强：城市文化源于工业文明，乡村文化源于农业生产与乡村生活，两者是相对独立的文化。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是以农村人口的进城为基础的，农村的发展又以城镇化的带动为基础的，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碰撞，这种碰撞既有冲突、也有相互渗透。城市文化以物质的繁荣为基础，具有开放性与创新性特征，乡村文化以地域为条件，相对封闭与守旧，因而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在城乡人口大规模流动中，乡村文化的确有相对弱化的表现，所以为“返乡观察”所聚焦。乡村文化是乡村生活的精神依托，乡村文化的弱化，对乡村生活的幸福感、价值感必然产生不利影响，也使得一些恶习和城市文化的糟粕乘虚而入。因此，要实现乡风文明，一方面要强化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增加乡村公共性、集体性文化的供给，激励农民参与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文化供给的活动中去；另一方面，要顺利时代变迁创新性改造乡村传统文化，倡导吸收城市文化的精华，使城乡文化能相互补充，从而使乡村文化成为引领乡村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力量。

加快城乡地位平等、城乡要素互动、城乡空间共融

《中国乡村发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激发乡村活力，乡村振兴如何在希望的田野上找回失落的故乡？

陈文胜：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乡村发展同样面临着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任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表明，城镇化进程中的一定发展阶段会出现乡村衰退。尽管中国乡村发展总体良好，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依然普遍存在。这一方面使城市独具资源集聚的优势，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强化了对乡村要素的“吸附效应”；另一方面使城市和工业处于中心地位，在政策体系方面强化了以城统乡、以工带农的城乡不平等发展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就是要通过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在改革、转型、创新三个方面推动城乡地位平等、城乡要素互动、城乡空间共融。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探索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创新，确保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也要充分发挥市场在城乡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同时，要高度重视现代技术这个关键变量。信息技术和网络经济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城乡的空间距离，迫切需要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乡村的发展开辟广阔道路，使乡村的新动能加快成长，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内生动力。

陆福兴：在希望的田野上找回失落的故乡，我觉得乡村振兴必须让乡村做主，不要包办代替。像许多包办的婚姻最后都失败了一样，乡村的很多政府推动的运动式发展都一样失败了。只有农民做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功了。为此，一是乡村振兴生活富裕要缩小城乡差距也要城乡有别。生活富裕要缩小城乡差别，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更上一层楼，但是，一定要城乡有别，不一定要农民与城市市民的生活一样，那也是不成功。如我们新农村建设想农民也住城市市民一样的楼房，但是实践证明农民上楼是失败的。二是产业兴旺要夯实基础设施更要特色品牌。产业兴旺不是政府推动而是要遵循市场规律，政府的任务是加强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向农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政府不能帮农民办产业。同时，乡村振兴的乡村产业不是政府统一推进，而是要做乡村自己的特色产业和品牌产业，否则大宗同质竞争的产品会毁掉农民。三是生态宜居要绿水青山也要政府公平投入。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但是绿水青山的保护还要付出金山银山的代价，因此，保护绿水青山政府要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不能让农民为生态环境受损失，绿水青山是公共产品，没有农民私人付出的道理，否则就是不公平。四是乡风文明要移风易俗更要弘扬本土精华。乡风文明移风易俗是必须的，乡村的风俗有许多不健康的东西要改要移除，但是，决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去建设乡风文明，必须在弘扬乡村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乡风文明，否则，全国统一建设乡风文明，将把乡村特有的文化毁掉。五是三治融合要治理有效更要突出农民主体。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保证，三治融合的目的是治理有效，因此，有效就是目的，不同的地方三治融合的方式应该比重不同，各有侧重和特色。同时，乡村治理必须让农民成为主体，政府不能代替农民，否则不仅治理成本很高，而且费力不讨好。

王文强：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激发乡村活力，而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的关键是激发乡村资源要素的活力。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农村以原料、资金、土地等资源要素单向支持城市发展，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也大规模的单向流向城市，带动加剧了资金等要素的流出，导致农业农村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要素严重不足，乡村发展活力相对弱化。所以，要找回失落的故乡，仍然需要在资源要素上找到突破口，这既包括激发农民、资金、土地、资产等的活力，也包括合理引导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向农村流动。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总方向，以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的体制机制壁垒，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引导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为乡村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和强大动力。在政府层面，则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防止大包大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注重制度规范、政策激励、教育引导，为激活农村资源要素和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提供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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