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汉报〉（1896——1900）研究》

说起来是4年前了，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教授阳美燕推出新著《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汉报〉（1896——1900）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3月第一版）。我也是早早地得到了这本书，很是喜欢。我长期从事中日关系研究，又有30多年在日本从事海外华文媒体的经验，站在中日两国媒体的宣传交界线，对这样的书籍，自然喜欢。

当然，喜欢归喜欢，最后总还是要针对书籍，说出来一个为什么喜欢。读这本书，我是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其间还发生了一件“谜”一样的事情。在阅读过程中，这本书突然不知去向了。问夫人，她说“我收拾书房的时候没有看到”；问同事，她们说“我们收拾办公室的时候也没有看到”。我“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找，最后也还是没有找到。结果，我小肚鸡肠地猜测，一定是有更喜欢这本书的人“裹”书而去了。这，也未必是坏事。于是，我把此事告诉给阳美燕教授，她很快就又给我寄来一本。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情来，我对阳美燕教授还是心盈感动的。

一、切入一个历史“节骨点”

阳美燕教授这本专著选择的历史“节骨点”很有意思。众所周知，自从公元57年汉光武帝接见日本使者赏赐金印拉开中日两国交流的序幕以后，中日两国关系就进入一个并非平等交流的阶段。在相当的历史岁月里，中日关系处于“中强日弱”的状态。但是，1840年前后，中英以贸易摩擦为开端，以鸦片战争为收尾，泱泱的大清国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世界近代史上屈辱的两个元素——“割地”和“赔款”，在这个条约里面都得到了充分地体现。重要的是，此举震惊了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他们看到从隋唐以来自己一直崇拜的“先生”被打得一败涂地，内心泛起一种“轻视”以及“求强”的愿望，不甘心走大清国的覆辙，于是经历1853年被动“开国”以后，进入1868年主动发起“明治维新”改革的历史境地。日本的这场改革，追求“殖产兴业”，追求“富国强兵”，追求“文明开化”，而验证这场改革是否成功的“试金石”则是发生在1894年到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这不仅是一场学生暴力出手打老师的战争，还是一场老师惨痛输给学生的战争，更是一场让中日关系发生根本性转折、成为“日强中弱”的战争。这样一场让中国“四万万人同下泪”的战争，对中国各个层面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今天看来有一点是令人感怀的，那就是当时的清政府并没有完全沉浸在战败的沮丧之中，而是在1896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向日本派遣了13名公费留学生。此举的意义绝对不仅在于正式拉开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历史的序幕，更在于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前林则徐等人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已经转向“以强敌为师”的路径。因此，1896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节骨点”，也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节骨点”。选择这样一个历史重要“节骨点”上出现在中国的日本第一家政论报纸《汉报》进行研究，可谓切入点新鲜，抉材有新意。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曾有《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5月第一版）一书，也是切中一个准确的年代，围绕前后历史铺陈剖析，给人以启示，以致有“平生不读十五年，就称明粉也枉然”之誉。目前看不出阳美燕教授在写作中受到该书的启示，但由此可见，切入一个精确的历史年代进行研究，已经成为一些中国史学工作者的选择趋向。

二、历史性认识日本“外宣”

读过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和王龙《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真相》（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第一版）书籍的读者，一定都对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重视对中国文化侵略印象深刻。而阳美燕教授《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汉报〉（1896——1900）研究》一书，则把日本的“文化侵略”结点提前，告诉读者日本在获得甲午战争的胜利以后，不仅在赔款上在割地上有所获的，在逼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上有所获，更不忘记在文化上的继续侵略，通过在华购买华文报纸《汉报》持续造势。

阳美燕教授介绍了日本人编辑《汉报》的经历。由于这份报纸得到了日本海军省军令部和外务省资金上的支持，这份报纸可以看作是当时日本“大外宣”的媒介之一。由于该报详细制定编辑方针，也可以把该报看作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军侵华文化宣传的前期试水。历史是不能割裂与割断的。1896年到1900年，日本第一份在华政论报纸《汉报》的出现，起到了一个铺垫的作用。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日本在战争与和平年代的“外宣”是十分有益的。

三、不可忽视的俄国南下压力

阳美燕教授在《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汉报〉（1896——1900）研究》一书中专辟一章，写“日资《汉报》对俄国南下动向的关注和警惕”，值得认真一读。

长期以来，我们在研究近代日本开国历史的时候，注重从美国方面的动向入手，或者从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上入手，忽视了来自俄国的动向与压力。同样，在研究现代日本侵华以及侵略包括朝鲜在内的亚洲诸国历史的时候，也注重从东亚以及亚太地缘政治入手，从日本自身的“大陆政策”入手，忽视了来自俄国的动向与压力。

事实上，自从德川幕府时代以来，俄罗斯对日本就是“有想法”的。而日本也时时感受到俄罗斯一种“南下”的压力。如何抗衡、均衡、平衡来自俄罗斯的压力，始终是日本的战略考量之一。日本当年敢于迈出侵略中国的步伐，其潜在的原因是希望“关口前移”，让中国成为防止俄罗斯南下的前沿之一，为日本换取更大的空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动因，中国才在复杂的日俄关系中承担起“背锅侠”的角色，因而饱受侵略和践踏、蹂躏。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过程，我们今天才能说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非此，日本并不是没有挥师“北下”俄罗斯乃至欧洲的可能。

日本历史学家本乡和人在《值得思考的日本史》（日文名称《考える日本史》，河出新房新社，2018年11月第一版）一书的前言中指出，一本好的研究历史的书籍，绝对不仅仅是要给读者增加几个新的知识点，而是要能够启动读者新的思考，让读者根据这些可能的新的知识点，重新思考一些问题。我以为，阳美燕教授的《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汉报〉（1896——1900）研究》一书，具有这样功效。

四、追求“大清版”明治维新未能如愿

2018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纪念日。与此同时，这一年还是大清戊戌变法·百日维新120周年的日子。可以这样讲，戊戌变法追求的是“大清版”明治维新。结果，未能如愿。

阳美燕教授在《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汉报〉（1896——1900）研究》一书中专列一章——“日资《汉报》对戊戌变法的报道和评论”，读起来饶有趣味。从该书中可以看到，《汉报》在报道过程中，大致采取了这些手段。第一，全文刊登维新派人士的奏折；第二，积极报道民间变法热潮以及康梁的社会动向；第三，转载光绪皇帝的上谕；第四、转载朝廷中枢部门的批复意见；第五，发表本报评论，表达日本官方以及军方的态度等等。所有这些，让读者可以看到这份日本“和媒”在中国大变革时代的立场、观点以及发挥的作用，对我们观照今天日本媒体的对华报道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我个人抱有一个疑问：究竟是当时日本《汉报》没有意识到戊戌变法是模仿明治维新而缺乏对此“关联性”的报道，还是阳美燕教授本人没有搜集到《汉报》在这方面的报道，总之，《汉报》在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关系上的“缺席”报道，是一个疑点。

五、堪称一部谍战大片

阳美燕教授在《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汉报〉（1896——1900）研究》一书中可圈可点的地方还有许多。比如，《汉报》几次易手，最后落入间谍宗方小太郎之手，其叙述过程犹如一部谍战“大片”，读起来令人惊心动魄。又如，张之洞最后收购《汉报》，其思想的转变过程，其管理手段不断升级，特别是作者屡次点到的“自觉担当”精神，都令人回味无穷，也可以再次感受克罗奇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阳美燕教授在《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汉报〉（1896——1900）研究》一书中提到“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曾经和一些日本政要一起安排梁启超“逃脱清政府的缉拿，从天津安全抵达日本”（P103）。此外，还提到“被日本谍报界誉为开辟对华情报活动‘先驱’的岸田吟香曾于1886年全力协助日本参谋本部派驻中国的谍报武官荒尾井，在汉口建立起一家日本在华重要情报基地——汉口乐善堂”（P114） 。实际上，“郑永昌”是神尾光臣的化名，在甲午战争期间，就与荒尾精和石川伍一并称为“三大日本间谍”之一了。

能够把一部学术著作（该书被收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写的像一部“谍战大片”，也是本书值得阅读的重要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