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共享体，也是个人赖以存有的“源头活水”。她，繁衍后代，有强烈的一体感，财产公有，资源共享，恪遵祖训，重视集体荣誉。她能满足个体获得他人感情反应、长远安全、追求新奇经验的心理需要，也是化育个体仁爱万类的慈悲心、社会责任感的“本根”。

　　依现代人的眼光，“家”是社会、国家的有机细胞，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因此儒家认为，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即家、国一体。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以贯之的；而齐家是推致治国、平天下的关键一环。《大学》云：“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通过精英治家的示范作用，一家好榜样引领千万家，从而家家向上向善，把每个家庭都治理好了，那么自然是社会纯善质朴，国家兴旺发达。也可以这么说，实现天下太平的最切实有效的办法在于齐家，美其名曰家道。家道，是家这个共享体之道。德，是家道的要求或规定。

世界锑都湖南冷水江保存较好的晚清典型的乡村别院——六房院。图/摄友团 熊又华

　　自古以来，中国人视家庭为一所终身学校，积累了丰富的家教经验，形成了优秀中华家道文化传统。翻阅典籍，历代仁人志士无不重视对子女和亲属的教育，把读好书、作好人摆在首位，世世相传，口耳相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家道文献史料。无疑，这是中华文明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显著特色。

　　祖有功，宗有德，开基作祖以求不祧，这是优秀中华家道文化的核心。所谓开基作祖，就是开创基业，兴起为有功德的祖宗。在古代，有功德的祖宗的神主不迁祧，即不被遗忘，永为后人纪念。我们的祖宗功德无边，立家创业，十分坚苦，也十分伟大，开疆拓土，使得中国版图辽阔；开枝散叶，使得中国人口繁多；光明日新，使得中国历史悠久；争作圣贤，使得中国精神正大崇高；报国保民，使得中国未被外族灭亡；奋斗不息，使得中国为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生机勃勃，使得中国不断超越向上、勇猛向前。古人训示子孙要“开基作祖”，以祖宗的功德为榜样，效法祖宗的精神，不断超越向上，开创新格局，为子孙后代垂范作则，当好新一代祖宗，实现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否则，迁祧，不为子孙后代所崇祀，也为历史所遗忘。

　　在优秀传统文化语境中，“德”实际上是一种的自由、平等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德”，基于人人都有的良知良能，任何人只要自觉努力就能实现它。上天给予每个人“成德”的自由、平等机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并且，成德不仅是担当应尽的责任，而且也是追求幸福的必由之路。

　　古人云：“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古代几百年的大家族普遍存在，其之所以长盛不衰，全靠代代有乾厚子孙“开基作祖”。因此，我们要珍惜上天给我们当一个伟大祖宗的自由、平等机会，敬天法祖，争作圣贤，以德成神，继承优秀中华家道文化，以复兴中华为己任，为实现中国梦奋斗不息！

　　二

　　湖湘文化是中华众多地域文化中最为绚丽多彩的一枝，具有世界性影响。

　　她的源头可追溯到远古洪荒时代，从道县玉蟾岩遗址、福岩洞遗址、澧县城头山遗址、怀化高庙遗址看来，在湖南境内，距今8-12万年就有现代人活动，距今1.2万已驯化出栽培水稻，距今6500年已有成熟文明形态。据神话传说，黄帝南来，登熊湘山；蚩尤活动于梅山、湘西；炎帝南迁，葬于炎陵；舜帝南巡，葬于九嶷山。战国时期，屈原流放沅湘之间，他是中国第一位留下名字的爱国主义诗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东汉，衡阳蔡伦创新造纸术，造福全人类。唐代，长沙人发明釉下彩，技术领先世界，由此形成了以长沙为中心而辐射东亚、东南亚、西亚、非洲、欧洲的“一带一路”商业网络。宋代，《岳阳楼记》确立了湖南人“心忧天下”的品质；道县人周敦颐创建理学，开启东亚800年理学史之先河，被尊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湘学崛起，胡安国的著作成为了科举教材，而岳麓书院是中国思想创新中心之一，所以朱熹自福建慕名而来向张栻求教。明代，长沙是中国四大茶市之一，“湖广熟，天下足”，也是四大米市之首。清代，长沙成为五大陶都之首、世界花炮中心。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是世界八大哲学家之一，至今国外有近百家船山学研究机构。晚清，长沙是理学创新中心，贺长龄主编《经世文编》，开启中国经世理学大潮；魏源编《海国图志》，是东亚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曾国藩平洪杨之乱，左宗棠收复新疆，率先发起了洋务运动；丁取忠创长沙数学学派，汇编中外数学著作，是近代亚洲科学大事；维新变法，长沙开全国风气之先，谭嗣同以死报国。辛亥革命，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蹈海报国，长沙人最先响应武昌起义，黄兴、蔡锷、宋教仁等引领一时之大势。自晚清至民国，长沙一直是政治、文化、思想、科技、工业的创新中心，远震欧、亚、非、美，引领中国发展大势；长沙经济甲中南，湘商实力在全国前十位之内。当今，长沙在科技、医学、影视娱乐、工业、动漫等方面具有领先地位。

　　杨毓麟在《新湖南》中说的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敢为人先，尤具有开拓创新能力，争作祖师。杨度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史学家谭其骧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中国近代史就是湖南人的历史，就是湖南精神的历史。“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吾道南来，原系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是对近代湖湘文化与日争光的真实写照。

　　湖湘文化向来举世瞩目。美国人类学者奥天柏(Ottem-berg)从血型上将世界人类分为六大型：欧洲型、中间型、湖南型、印度满洲型、非洲南亚型、太平洋美洲型。其中的“湖南型”，包括日本人、华南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系犹太人。在1921年左右，日本人类学者不愿将日本人列入“湖南型”之内，请求奥氏将“湖南型”这一名称改为“日本型”，然而奥氏始终不愿意更改。由此可见，在奥氏的心目中，湖南人性格在世界上都是可以作为一种原生性类型而独立存有的。

　　纵观古今，湘文化精神可归结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兼容并蓄、实事求是、独立根性等，体现了湖南人的担当、创新、超越、爱国、契约、诚信等精神。用儒学术语来说，就是一种圣贤精神，即“争作圣贤，报国保民”。

　　三

　　湖湘家道文化是湖湘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湖湘先贤们不仅心忧天下，以报国保民为己任，为中华文化的生发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在家道文化方面也卓有成就，以身作则教育子女和家属读好书、作好人，在追求个人幸福的同时，为社会、国家作贡献。其中，周敦颐、王夫之、魏源、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郭筠、刘鉴等人就是湖湘家道文化的典范。尤其是曾国藩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自勉，自32岁开始觉醒之后，天天写忏悔日记，光明日新，最终功成名就，实现了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其家训对子女要求严格，深深地影响了子孙后代，所以150年来曾氏家族人才辈出，长盛不衰。

　　纵观湖湘家道文化，有几大永恒性的鲜明特色：

　　一、以国家、民族为上

　　古今中外，国兴则家兴，国亡则家亡。湖南人向来心忧天下，以国家、民族为上，以为国尽忠作为一个家庭的至上荣誉。益阳麦田胡氏，自胡林翼祖父胡显韶开始，十分重视家规、家训的教化作用。他制定了胡氏家训十条，第一条就是“团结宗族，捍卫国家，不容有违背涣散之行为”。为此胡氏家族培养出胡达源和胡林翼父子两翰林。胡林翼官至湖北巡抚，在给七叔墨溪公的家书中说：“侄一味恬淡，绝无妄求，一味忠诚实意，为国为民耳，他非所想。”他在平定叛乱中立下赫赫战功，最后忠烈报国，马革裹尸而还，被后人评价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才能远在曾国藩、左宗棠之上。胡氏家训以“捍卫国家”为至上原则，激励子孙砥砺品性，为国尽忠，逐渐形成了胡门“端敏恒毅，公勇勤朴”的朴实风格。

　　曾国藩靖港之战失利，气得跳水自杀，他父亲曾麟书来信训斥说：“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也！”可见，曾麟书训示儿子以国家为上，如果曾国藩不是为国战死于外省，他不掉一滴眼泪。左宗棠曾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自勉，又以此训示子女，以报国为至上。彭玉麟训示其弟“以身许国”，“死到沙场是善终”。

张谷英村老屋。图/红帆万里

　　二、以仁爱他人为本

　　仁爱是儒家文化的根本原则。孔子说：“仁者爱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意思是爱他人如爱自己，自己成事也帮助他人成事，自己发达也帮助他人发达，共享共荣。宋明理学提倡“民胞物与”和“万物一体之仁”，意思是宇宙同体，泛爱万物。她是一种兼济天下的豪迈情怀，是对超越自身利益的一切的关切。爱他人如爱自己，就会心怀天下，以报国保民为己任。官员爱老百姓，像父母爱自己的子女一样，“如保赤子”（《大学》），便是仁爱。张栻训示侄子焕、炳曾说，“亲师求仁”。曾国藩祖父曾玉屏的“八字家规”中有“宝”，即仁爱他人、亲善邻里，互助互爱，同生共处。《大学》有“以善为宝”和“以仁亲为宝”。曾国藩尝说：“为官之要，爱民为本。”“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而其遗嘱有“求仁则人悦”一条，求仁之旨意在于爱他人如爱自己，为官之仁在保民、爱民。而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的“仁”，还包括散财捐赠，扶助弱势者，表现为一种共享精神、慈善精神。韶山毛氏家训十则中有“矜怜孤寡”，说具此仁德可以积累阴德。刘氏儒医世家家训有“仁、义、礼、智、信、圣”，以仁心仁术救死扶伤。

　　三、以超拔流俗为德

　　按照传统解释，德，是“向上升进”，不断超越，光明日新。所以《诗经》上说：“学有缉熙于光明。”意思是说，不断学习和思考，比光明者更光明，即比圣贤更优秀。德，是特地时空语境中的一种共享体为了生存、发展而必须具备的能力，内化为对其全体成员的要求，也是一个人为实现自身价值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呈现为对知识、技术、心性的追求和超越，并非仅只是人伦道德。如先圣之德是发明创造器物（科技发明），中圣之德是设礼施政（制度设计），后圣之德是修经明艺（心性道德修炼）。如一个国家不在科技、物质财富、思想理论等各个方面追求超越，就会因落后而失去民族独立自主，由此社会需要有“德”的圣贤担当大任。自周朝以来，中国形成了德治为本、法治为用的传统。“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只有具备崇高道德的人才能担当大任，所以要求人们“以德配天”。“道”德是什么？《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中庸》云：“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道”德就是刚健不已，乾乾于明，宽厚包容，仁爱万物。乾，是“道”德的一种“天”的属性，因此“道”德也可称作乾德或天德；厚，是“道”德的一种“地”的属性，因此“道”德也可称作厚德或地德。厚中有天，乾中有地，乾、厚配天、地，交感相应，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古代对君子、士大夫、圣贤的“道”德要求。

　　父母仁爱子女，祖宗保佑子孙，上天只帮助有德者，因此子孙后代要敬天法祖，敬畏（心服）“道”德和祖德，效法祖宗的精神，才能获得上天的帮助和祖宗的保佑。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光明日新，不沉湎于肉体享乐，不盲从流俗，不自甘堕落，就不会败身败家。

　　湖湘先贤们在家训中特别强调超拔流俗，敬天法祖，盛德日新。这也是湖湘哲学所谓的核心范畴“诚”。张浚遗令，“不当效彼俗子”。王夫之训示子侄“脱习气”，即除俗气，争作圣贤、豪杰。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都是如此谆谆教诲子女和家属，要奋发志气，好好学习，不断追求新知，并勤俭持家，不能汩没于流俗而攀比斗奢，自取灭亡。曾国藩还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当圣贤，也在于不断追求新知识、新技术，并有所创造发明。像袁隆平发明杂交水稻，造福世界，属于曾国藩所谓“为圣贤”。谭嗣同母亲徐氏训示说：“此子倔强能自立，吾死无虑矣！”烈士刘道一牺牲后，其母张氏无所畏惧，说：“我的儿子像东汉范滂一样英勇就义，难道我就不如范滂的母亲一样不畏灾祸吗？”后来，刘道一的哥哥刘揆一被袁世凯通缉，张氏又说：“假如袁世凯不能宽恕我，我会像徐庶的母亲一样自杀。”刘母张孺人的正气感天动地，振奋儿子刘揆一的革命斗志。曾广汉是曾国荃的孙子，其母刘鉴，是长沙市开福区潮宗街人，她训示子女不能热衷名利，要超拔流俗，急公好义，以天下为己任，不可做自了汉。黄兴曾说：“立脚不随流俗转，高怀犹有故人知。”这既是黄兴赠人的对联，也是训示子孙的良言。

　　四、以养浩然正气为要

　　孟子讲养“浩然正气”，正气至大至刚，至正至阳，配义与道，体现于人则为求正义，守正道，有浩然的气概、刚正的气节，也指光明正大的作风或纯正良好的风气。文天祥就义前写有《正气歌》，表达他为国尽忠的情操。古人认为，邪不胜正。建设美好社会，维护公序良俗，惟在养浩然正气，才能胜过歪风邪气。湖湘先贤们无不训示子孙养浩然正气，为国家捍卫纲常秩序。王夫之训示子侄养浩然正气，以成豪杰、圣贤。胡林翼认为，天下贫弱，在于正气不伸，训示诸弟鼓荡正气，守道务义，不为歪风邪气所动。他在贵州撰联自勉说：“一片冰心，留住两间正气；十分辛苦，方成千古完人。”左宗棠常以养“天地正气”训示子女，儿子孝威爱慕虚荣，摆阔气，擅自为他修轿厅、办寿宴，他训斥为“满脑肥肠习气”。彭玉麟以“养浩然正气”禀告母亲说：“近读《孟于》养气章，觉与军人大有裨益。吾愿私淑孟子至大至刚之气，摧坚克敌，他日从戎，用以鼓励三军，虽造次颠沛，亦不忘孟子在前督率我，仰希万一神似处。”衡阳文氏家训以《正气歌》为家训，而常德黄氏家训云：“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 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宁乡孙氏家训取孙中山联训云：“养浩然正气，法古今完人。”可见，湖湘先贤们无不以养浩然正气为要。

　　五、以男女平等、自治为宗

　　男女平等、自治是近代以来的价值观念，也是优秀湖湘家道文化传统。古人早就认识到，男女阴阳互补，而古代还有女娲造人补天、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体现出了女性在成圣方面的独立性、超越性。湖湘新儒学认为，男女平等，各自依据素质和所受教育，从事自己所擅长的工作，自立自治，由仁成圣；女可主外，男可主内，因材而异。

　　胡林翼在家训中讲到：“凡女人亦须有功德于子孙，则子孙敬之爱之矣，如我高祖唐孺人以一斛田勤俭起家，子孙遂能读书成业，此功德之大者。我祖母一品太夫人、我母一品太夫人，均慈厚积德，家世乃昌。然则家之兴废，女人居其大半矣。”彭玉麟母王氏、王先谦母鲍氏、谭嗣同母徐氏、谭延闿母李氏、刘揆一母张氏或许仅以男女自治教育子女，彭玉麟提出了男女平等、互爱互敬，说：“夫妇敌体平等，要和睦爱敬。”但是曾广钧母郭筠、曾广汉母刘鉴教育子女则明确提出了男女平等、自治。郭筠说：“男女皆应有独自一人出门之才识。”“男女皆应侠义成性，不要行为有亏。”“男女皆应抱至公无私的心肠。”刘鉴教育子女自治、自养说：“学业充，则遇事敢为，当仁不让，男女抱负均矣。”

　　六、以忏悔日新为法

　　儒家忏悔是一种道德检察机制，分自我检察和他人检察。共产党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生活会的优良传统源自儒家忏悔。儒家忏悔修身工夫，源自黄帝、尧、舜、禹、汤、伊尹等人，经孔子、曾子、颜子、孟子、荀子等人总结而初具规模，至明清时期日臻完善，又生发出写忏悔日记和请他人批判以及省过会（规过会）等形式。曾国藩是中国忏悔日记的集大成者，他自32岁开始写忏悔日记，一生没有停止过。他在晚年训示弟弟曾国荃时讲到“硬”与“悔”两字，其中“悔”就是忏悔日新，时刻检察自己，及时纠正错误而回归正道。魏源曾训示儿子魏耆要及时忏悔日新，而左宗棠、彭玉麟也都尝训示子、侄悔过自新。

　　商汤视忏悔为洗澡，在澡盆上刻有忏悔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即洗涤旧有的污染，每日创生一个新我。曾国藩便以“涤生”为自勉。因此，日新也可视为创新。确实，创新的产生在于破除旧有的思维束缚。

　　当然，湖湘家道文化还有许多特色内涵，如耕读传家、主敬寡欲、容忍和睦等，不一一介绍。

　　四

　　继承优秀的中华传统家道文化，不仅有利于每个家庭追求幸福，还有利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2月17日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12日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中说：“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诸葛亮《诫子格言》《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都是在倡导一种家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高度重视家风。”“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礼记·大学》中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

竹海人家。图/蔡高龙

　　纵观历史，家戒、家规、家训是维系家庭共享体的“契约”，家道是“家”存有之道。当今时代，只有继承优秀的中华家道文化传统，以德配天，发开基作祖之心，才能兴业发家，否则，败身败家败业，并且对社会、国家有害。

　　一个兴旺发达几百年的大家族，不仅有一个开端，也有一个世代奋斗的过程。上天给了人人当一个伟大祖宗的自由、平等机会，我们要珍惜，充满自信，奋发有为！历史还证明，好的家风家德，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可以护佑子孙。因此，从我们自己做起，开基作祖，建功立业，代代传承，百年之后，子孙后代将以我们这些祖宗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