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来自长江流域的江苏、江西、湖北、湖南以及首都北京五省市的31位文明研究者相聚长沙熬吧，参与由湖南崇山文化研究中心、熬吧读书会和大同思想网共同举办的“长江文明起源”高峰论坛之“麓山论剑”活动。中南大学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现代人出东亚”首倡者黄石教授，高庙遗址发掘主持人、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会长贺刚教授，文化学者、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行易教授，《谁是人类最早的文明》作者阎朝科，《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作者黄忠平，东北大学中国满学研究院民族关系研究所副所长、《语言人类学》第二作者田景黎美，中国炎黄学会理事、常德市屈原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于试，大陆新儒家事业的推动者之一、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守愚，中国先秦史学会鬼谷子研究中心研究员王耿，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肖敬东，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王佩良，上古史爱好者袁平女士、国学研究和传播者汤牧之等出席了会议，大同思想网总编枕戈主持。

活动现场

　　最近几年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不断升温，新的考古成果层出不穷，尤其长江流域的考古探索和文明研究进入爆发期，而分子类人学家也介入到古人类的DNA检测中，吸引了社会大众去关注人类祖先的探寻。现代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研究已越来越成为“显学”，特别是不少学者针对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和人类文明源于西方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这种交锋在2017年愈演愈烈，一种世界新文明史观顺势而生。那么，现代人类到底是出非洲还是出东亚？世界文明的源头在哪里？中华文明真的是“多元一体”和“满天星斗”吗？大家本着“长江文明起源论”的共识，展开了丰富多彩的讨论，也不乏激烈而友好的辩论。

中南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黄石教授

　　现代人出东亚与文明起源于长江流域

　　人类创造了文明，探讨文明的起源也必然要探讨人类的起源。

　　黄石教授说，“现代人出非洲说”诞生至今正好是30年了，而“现代人出东亚说”去年才刚出炉，如今正后来居上。他指出，“现代人出非洲说”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些误区：一，与其说它在中国的成功传播是因为它的科学性，不如说它的科普工作做得好，这与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甚至以讹传讹有关，于是也有人质疑这是西方资本操控学术的结果；二，“现代人出非洲”其实是一种假说，并非一种无懈可击的理论，但传播到中国后，让人误以为这是完美的科学理论，是不能质疑的唯一真理，“现代人出非洲”说到底是货真价实的科学理论呢，还是一件外表华丽的皇帝新衣，大可质疑。

　　黄石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学者在鼓吹“现代人出非洲”时，却从来没有考虑出非洲的理论前提是否正确，甚至根本就不提前提，比如“分子钟”“中性理论”“垃圾DNA”“无限多位点”这些概念，他就是要迫使对方回到这些根本前提，而他的上限理论则更科学地解释了“出东亚说”，更符合常识，他希望就这两个前提进行面对面商讨。为此，去年在中国科学院古人类所他与1987年最早提出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科学家之一斯通金Stoneking公开辩论过，最后对方哑口无言。而自从去年他提出“现代人出东亚说”之后，“出非洲说”在中国的影响力明显弱化了，很多原来持“出非洲说”的科学家开始沉默不语。

　　他还发现，“出非洲说”在湖南最没市场，而“出东亚说”一出炉在两湖地区得到最有力的响应。在他的“出东亚说”刚提出之际，已经有一批湖南湖北的文化学者以异常坚定而响亮的群体声音对“非洲起源论”说“不”，并且取得不斐成果。这可看作自屈原以来的湘楚士人独立不迁、坚强不磨、为追求真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文化品格的延续。也堪称一种新的“湘楚文化现象”。而他的结论是：现代人起源于以湖南为中心的中国大西南。他希望“长江文明起源”高峰论坛下次到湖北举行。

　　江苏学者王耿认为，长江是一条横穿中国西南与东南全境的内陆河流，由于古长江的出海口在江苏连云港至江苏如东之间，所以沿岸的地域除青海、西藏、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和上海外，还应加上河南贾湖一带。长江流域有一万年以上的茶文化遗址（南京溧水），一万五千年以上的工陶文化遗址（江西万年、湖南道县），十万年以上的现代人源头（湖南道县），三十万年以上的直立人遗址（南京汤山），这些都为长江文明起源论奠定了扎实的考古基础，“长江文明起源”高峰论坛的举行恰逢其时。

高庙遗址发掘主持人、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会长贺刚教授

　　高庙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独特地位

　　考古在研究文明起源中具有基础地位，可以说，没有考古，根本就不会有现在对上古史的重新研究，就不会质疑黄河起源论。湖南的学者提出湖南起源论，是建立在最早的城市、最早的陶片、最早的栽培稻都发现于湖南这些考古成果基础上的。犹太血统的台湾学者郭静云提出夏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湖北，也是建立在石家河古城的一系列考古基础上的。

　　枕戈在现场拿出两幅图与朋友们分享，说：“一般朋友要了解现代人类的起源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只需要读懂和记住这两幅图就可以了。一幅就是黄石教授的‘现代人出东亚’路线图，一幅就是贺刚教授的高庙文化传播路线图。尤其贺刚教授的那幅图，在学术界的引用率已经十分高，可见高庙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独特地位。”

黄石教授的现代人Y染色体出东亚图

贺刚教授的高庙文化传播路线图

　　贺刚教授说，之所以要成立湖南省伏羲研究会，推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是因为我们的教科书讲三皇五帝都在黄河流域，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高庙文明颠覆了传统认知，高庙考古中出土了许多举世无双的文物，说明高庙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贺刚教授重点介绍了两项成果：

　　一是八角星图像。八角星图像在全国史前遗存中发现了近20例，其中以高庙早期遗存（距今7800年至7000年）发现的年代最早，且已具备了安徽凌家滩玉器上八角星图像的基本要素——中心部位的方框、方框外的圆圈、等分的八角星，以及八角星图像外围的圆形天体。2016年11月30日，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历法在世界文化中具有独特地位。贺刚认为，高庙距今7000多年前的“八角星图像”，正是高庙先民对于太阳周年运动的摹写，为历法的起源找到了依据。

　　二是凤鸟。中国人常说“龙凤呈祥”，龙凤正是中国最重要的图腾。2004年3月进行的一次发掘中，一个较为完整的白色陶罐露了出来。白陶罐颈部和肩部各戳印有东方神鸟图案，虽经7000余年浸淫，依旧栩栩如生——这就是凤鸟。高庙的凤鸟图案比河姆渡遗址又早500年，令世人惊讶不已。

东北大学中国满学研究院民族关系研究所副所长、《语言人类学》第二作者田景黎美

　　多学科推动文明起源的研究

　　除了文献学、考古学、分子学助推了文明起源研究热，语言人类学、冰川学、民俗学也加入到了文明起源研究的阵营中。

　　东北大学中国满学研究院民族关系研究所副所长、《语言人类学》第二作者田景黎美分享了她的语言人类学的最新成果。她说，我国的现代标准普通话和长江以南各地的方言区别比较大，位于我国东边的日语受中古汉语影响很大（唐宋音），而最近几年的长期田野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西南地区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与现代的英语呈现出一些相似性，在语言上疑似同源。作为一位出生于湘西的学人，她认为，语言研究不能只聚焦于语言本体，不能割裂语言本体和使用该语言的人群之间的关系。她试图通过语言人类学来破解人类语言、尤其是语音的文明密码。在现场，她向各位学者演绎了几十个中英词汇的相似处，并辅以相当多生动有趣的例子，说明了中英文乃至中文与其他语言在语言源头上所具有的共通性，让大家脑洞大开。

　　在场的王佩良博士就此提出，三苗人也许是英国人的祖先之一，田景黎美女士的语言人类学研究为共同探讨文明发生、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途径。

《谁是人类最早的文明》作者阎朝科

　　《谁是人类最早的文明》作者阎朝科以他的“冰川说”阐述了他的文明历史观：全球冰期的基本分界是以北纬30度左右为界，上行地区是“死亡地带”，下行地区是“生命地带”。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世界上诸多奇异现象均产生于北纬30度左右一线，原因就在此。在中国，湖南湖北正好处于北纬30度上下，整个长江流域是地球北纬30度上下最大的一片绿洲，所以这注定了湖南高庙文化在人类文明中的独特地位。他还发现高庙文化中有不少文字符号与苏美尔文字相似，且苏美尔人自称是“黑头人”，即是黄种人，苏美尔文明突然在两河流域爆发又突然消失，说明这是一支移民文明，故西方所言世界最早文明苏美尔文明（距今6000余年）有可能来源于湖南高庙（距今7800年左右）。

　　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王佩良博士认为，关于人类文明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研究课题，契合了党中央关于“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势力”的科学论断，顺应了国家领导人关于“建设长江经济带”“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正逢其时，意义重大。他说，从民俗信仰的角度切入，与神话、文献、考古、语言、基因图谱相互参证，有助于推进人类文明发源于长江流域的课题研究：如荷花现为泰国、印度、埃及国花，湖南亦称芙蓉国，湘潭为莲城，北宋周敦颐写《爱莲说》，二千一百年前造的马王堆汉墓出土莲藕汤，从长江流域至东南亚、南亚、东非的莲荷信仰习俗，可勾勒上古丝绸之路与东方文明西传之密码。怀化洪江高庙遗址出土的白陶，刻划的建木测日影，体现的是天帝太阳神信仰，建木可能是杉、枫、柏、松直立乔木。贵州从江县苗俗，人刚诞生，长辈为其植枫，婴孩长大枫亦大，人死则砍其枫，掏其树心为棺葬之，并在坟莹上植枫，枫树伴随苗人的一生。其俗传至美洲印第安人群，今加拿大国旗有枫，被誉为枫叶国度。侗人生前住杉木屋，百年后用杉木打造千年长生屋。汉代王室墓葬规制黄肠题凑，亦用柏木造墓。人们用枫、杉、柏建房造墓，不论阳间亦或阴间，都体现对太阳神的崇拜。建木传至欧洲融入基督教，成为圣诞树雪松。因此，从建木信仰亦可考察东西文化相通之理。

　　中国炎黄学会理事、常德市屈原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于试先生针对常德城头山这座中国最古老的城市，数次撰文，认为炎帝建都于城头山。他2010年首发《炎帝出南方聚证》，2014年发表《试论炎帝建都城头山》，2016年再发表《漫谈历山国-再论炎帝建都城头山》，引起不小反响。此次围绕城头山这个主题，他重点剖析了祖、禾、豆三个字，论证了炎帝与城头山的关系，为人类文明起源于长江备一说。

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肖敬东

　　不能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中国人应该提出新文明标准

　　当文明起源研究成为一门显学以后，在场的学者提出了“文明标准”这一话题，即中国人应当如何为文明起源研究制定国际标准？

　　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肖敬东认为，近一个世纪西方的文明起源研究主导了世界学术，一方面在于他们的考古学、分子人类学走在各国前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话语权，制定了所谓的城市、文字和青铜器等文明三要素的标准。在这三方面，依据现有的考古，古代中华文明还没有绝对的优势。但是，这三个要素其实是高度成熟文明的标志，在这之前人类文明还经历了漫长的演化。中国南方出土了世界最早的栽培稻（距今14000-18000年的道县玉蟾岩）、最早的陶片（距今21000年左右的道县玉蟾岩），最早的宗教祭祀场所（距今7800年的高庙）。中国长江流域适合农耕也拥有最早的农耕文明，如果以稻种、陶器、乡村聚落为标准，则中华文明把西方的早期文明远远甩在后面，在世界文明中具有压倒性优势。文明起源研究的下一步工作，应注重对“文明标准”的制定。

湖北学者、《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作者黄忠平

　　湖北学者、《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作者黄忠平特别讲到西方文明的“作假”问题，不能说古希腊罗马文明完全是无中生有，但明显可看出那是夸大和包装出来的文明。这个并不是中国学者出于民族情绪而攻击西方文明，而是西方严谨的学者自己质疑得出的结论。比如，希腊半岛其实是中纬度地区的荒岛，不适合耕作，一个城邦也就是几千几万人，但据说古希腊发展出了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希腊的哲学家比如亚里士多德，动辄写出几十万字的皇皇巨著，著作总量达几百万字，当时这是在什么条件下写出来的？又是如何保存至今的呢？有人指出希腊的哲学著作其实文艺复兴以后由犹太资本家出资组织团队编撰出来的。而文艺复兴后西欧文明的崛起，与其说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不如说直接受到了当时强大的阿拉伯文明和东方的中华文明的启蒙影响。黄忠平也认可长江流域是世界文明最早的起源地，因为长江流域的气候和土壤等自然条件最优越，适合农耕，人类解决了吃饭问题、实现了定居后，才开始创造文化文明，否则依旧处于野蛮中。

青年儒者、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守愚

　　大陆新儒家事业的推动者之一、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守愚强调，史前文化研究必须要有专业规范和法则，并形成共识。基本的学术素养，来自几十年的专业训练。从业者应本着求真的精神，不能信口雌黄，否则失去公信力。目前对于史前文化研究，主要是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然而，二重证据法也存在瑕疵。对于文献，存在一个书写者的“叙事学”书写问题，今人已难以揭示历史真相。当前一些学者幼稚、简单地运用文献对应地下考古，按图索骥，未免有点学术粗暴。考古学家张光直就一直在做自己推翻自己老观点的工作。事件如何进入书写者书写的视野，运用如何的逻辑来书写，其结构和背后的思想如何，目前的史学家还没有真正的讨论。任何科学发明，先有直觉和想象，再进入逻辑论证。因此，史学研究注重证据，也不可忽视想象。杜钢建教授作为一个广义的春秋公羊学家，建构史前文化，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开创了他的“世界新文明史观”，自成一家之言，应当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行易教授

　　文明起源研究要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

　　文化学者周行易最后在会上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他表明自己对世界文明起源于中国乃至长江流域没有研究，不敢妄言，他目前只关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他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重视长江流域乃至湖南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个值得肯定，但他不赞同“湖南中心论”的提法。虽然多年前他提过“五千年前，中华文明的中心在湖南”，那是在特定的语境下说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这样的学术思考：长期以来，在“中原中心论”的影响下，人们一直认为湖南是南蛮之地，湖南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才开发的，其实这只是历史多菱镜的一个方面。而最近20多年来的考古学材料表明，早在5000年前，在湖南这块土地上已经出现了迄今为止东亚大陆最早的陶器、稻作、宗教礼仪建筑和城址，还出现了八角星图像、凤鸟图像等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精神建构的文化符号，这些东西后来不断向长江以北的黄河、辽河流域传播、发展，成为了最终形成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基础。

　　另外，从现代人起源的视域看，中国的分子人类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虽在现代人起源上有不同看法，但都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是由南往北迁徙，而不是由北往南迁徙，在这个迁徙过程中，湖南是重要的文化孕生地和文化通道。如果以距今5000年为时间节点，来比较中原与湖南地区的文明程度，当时的中原文化显然没有湖南地区高。特别是以通常理解的文明起源要素之一“城市”为衡量指标，更是如此。因此，他当年提出了“五千年前，中华文明的中心在湖南”的观点。但这个文明“中心”也是不断由南往北移动变化的，没有固定不变的“中心”。五千年前在湖南出现的那些文明成果，是中国人共同的祖先创造的，不能仅视为今天湖南人的骄傲。他认为做人类上古史研究，不应有地方情绪，也不应有民族、国家情绪，当时没有这些观念。

　　其次，周行易还强调，不管从什么角度研究人类文明起源，都要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可以用不同学科理论、方法，从不同思维视角提出自己的看法，但基本的学术规范还是要遵守的。而且，开展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一定要有一个逻辑起点，在时间上要有个基本的范围，不能在现代人类起源甚至人类起源这根时间轴上任意拉伸，漫无边际。当然，可以有自己对“文明”的不同理解，但一定要先有界定，使人有所适从。这样，不同的学术观点才可以正常碰撞、交流，从而使研究工作得以深入，最大程度地接近历史真相。他希望，“官科”和“民科”应共同努力，“民科”的热情可嘉，但“官科”应引领“民科”走向学术规范，使文明起源研究更上新台阶。

    （本文由大同思想网总编、青年学者枕戈供稿，文中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