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

　　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就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维系这个民族的最为强大的纽带。然而，中华文化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加之自古以来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差异大，交流不便，且人口众多，族群并非单一，故而，在中国境内，存在着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提得比较多的有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关中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包括台湾在内的闽南文化，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岭南文化等等。其中湖湘文化，更因在近代影响巨大深远而广为人知。
　　
　　探讨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应从两个关键词入手：一为楚风，一为湘学。
　　
　　楚风即楚之风俗，具体地说即南楚之风俗，这是湖湘文化诞生的基础。
　　
　　南楚风俗是由南楚也就是湖湘的地与人形成的。
　　
　　这块土地，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一，位于亚热带，气候温暖，雨水丰沛，宜于植物生长；二，它的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是洞庭湖，境内有湘、资、沅、澧四条大河，四条河最后都汇集于洞庭湖。三，境内多丘陵，少平地，大部分土地不肥沃，南部多紫色页岩，土质更为瘠薄。对于整个湖南的地理状况，历来有“八分山水二分田”之说。
　　
　　据考古资料证实，远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就在湖湘一带活动。最古老的遗存，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乃至更早以前，湖湘大地上居住的族群主要有五个，即越人、蛮人、濮人、巴人、楚人。其中越、蛮、濮三个族群一向被称之为南蛮子，他们是湖湘一带的原住民，对这块土地所起的作用力最大。巴、楚两个族群进入较晚，人数较少。大致在西周末东周初这段时期，楚国的势力开始深入湖南，并将其大部分土地纳入楚国的版图。从秦朝开始，湖南在政治、经济以及官方文化方面与中原地区逐渐靠拢。秦汉时期，为躲避战乱，一些北方人南迁湖南。他们凭借先进的生产力和团队的力量占据境内的中心地带，将大部分原住民逼向西部和南部。这批人就是后来的苗、瑶、侗、土家等少数民族的祖先。南下的北方人与继续留在中心地带的人群渐渐融合，成为湖湘地区的主体民族----汉族。
　　
　　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湘这方水土养育的这方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呢？
　　
　　对此，古代史册常用这样的字眼来予以描摹：尚武、好斗、喜用剑、轻死、剽轻、易于激发等等。用今天的语言来表叙，即崇尚勇武、喜欢打斗、爱好兵器，对死看得轻、剽悍敏捷、容易被激怒等等。对湖湘这种民风形象的最早记载，应属伟大诗人屈原。当我们读屈原的《离骚》《国殇》《卜居》《渔父》等辞赋时，感受到的正是这种氛围。
　　
　　自古以来所形成的风俗，至今仍在影响着今天的湘人。比如说“霸蛮”这两个字，湖南各地的男女老少都会随口说出。湖南人所说的“霸蛮”，通常有两个最主要的内涵：一为野蛮，犟拗，不讲方式，不循常情。一为霸道，强梁，不讲道理，只服力量。这个词中有一个“蛮”字，正说明这是远古南蛮子的遗风。
　　
　　对湖湘文化的打造起着重大作用的还有湘学。湘学是对湖湘学问、湖湘学派的简称。“湖湘学派”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宋初期，是当时学术界对以胡安国、胡宏父子为代表的学术群体的称呼。
　　
　　在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湖南没有本土的大学问家，湖南精英层面沐浴的是“流寓学问”的光辉，屈原、贾谊、杜甫、刘禹锡、王昌龄、柳宗元等人，便是流寓者的杰出代表。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屈原、贾谊。青年毛泽东在送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赴日本留学的长诗中，就把罗章龙比作屈原、贾谊式的人物：“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可见屈贾在湖湘的地位。至今仍有人认为，屈贾乃湖湘精英文化的源头。湖南人对屈贾有着一种特别亲切的敬重感，汨罗江边的屈子祠与长沙城里的贾太傅祠，千百年来香火不绝。屈贾对湖湘精英阶层来说，首先是人格方面的影响。屈原追求高尚的理想，不与污浊同流合污；贾谊对朝廷忠心耿耿，梁王坠马殒命，身为师傅的他为之忧伤至死。这里体现的都是人格上的美好。屈原自投汨罗江的壮举，更为湖湘士人血性的培植树立了高山仰止的榜样。其次是他们借文字为湖湘士人的精神开拓了一片高远的境界。《离骚》中的“长太息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艰”的感叹，《过秦论》中对秦王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批判，在一代代湖湘士人的心里敲起警钟：做官行政，当以民为本，以德为化。此外，屈贾的文风，特别是屈原辞赋中所表现出的波谲云诡、气象万千的想象力和建立在楚地民歌基础上的横绝一时的创造性，更成为湖湘士人激情荡漾、勇于创新精神的源头。
　　
　　可惜，湖湘毕竟地处偏僻，万水千山阻隔了中原文化的流畅进入。屈贾之后的杜甫、刘禹锡、王昌龄、柳宗元、辛弃疾等人，或因在湖湘滞留时间的短暂，或因当时当地影响力的略逊一筹，湖湘的学术星空，一直寥若晨星，亮度不足。直到晚唐期间，湖湘仍被北人视为地老天荒的蛮夷之地。唐宣宗大中年间，长沙举子刘蜕第一个考中进士，被叫做“破天荒”。显然，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汉民族主流文化，直到那时还谈不上对湖湘大地这个蛮荒之国有着深度影响，湖南尚未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群体和具备自我特色的学术流派。湖南本土的学术活动，应该说是从周敦颐开始。北宋道州人周敦颐，早年受教于家乡，成年后离开湖南进入仕途。他在《易传》《中庸》及道家思想基础上，提出一个以“太极”为中心的世界创成说，还提出性、理、命等哲学概念，创立濂溪学派，拥有程颢、程颐等一大群优秀弟子。周敦颐不仅因此成为影响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深远的理学鼻祖，也成为湖南学术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周敦颐的再传弟子杨时将他的学问带回湖南，杨时的弟子胡宏及再传弟子张栻对湖湘学术的奠定发挥过关键作用。从那以后，湖湘学术逐渐走向繁荣。相应地，“湖湘学派”也逐渐成为对三湘四水学术群体的通称。他们所讲授的学问，也通常被称之为湖湘之学。
　　
　　湖湘学术在宋代之后的繁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在省会长沙有一所千年弦歌不绝的岳麓书院。成立于北宋开宝年间的这所书院，因为教学效果显著，并加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亲题匾额并颁赐经书，而有幸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从那以后，不论时局如何动乱、战争如何残酷，这所位于岳麓山下的高等学府，一直没有中断它神圣的教育事业。它聘请各朝各代当时国内一流学者来此授课讲学，广开山门接纳五湖四海的聪颖才俊来此读书。千余年来，岳麓书院担负起湖南学术薪火传承的重大历史使命。
　　
　　湖湘之学即湘学有哪些特色呢？湘学的特色集中地寄寓在悬挂于岳麓书院内的三块名匾中。
　　
　　一为乾隆皇帝所题的“道南正脉”匾。“道南正脉”四个字，说的是地处南方的岳麓书院，所传授的学问是理学的正宗。这四个字，既是乾隆皇帝对湘学的高度评价，也指出了湘学的属性，即湘学乃官方所推崇的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学问。
　　
　　二是康熙皇帝所题的“学达性天”匾。《论语》说：“下学而上达”，意谓通过求学而领悟高深的道理。这个高深的道理就是理学所研究的理、气、性、命等等，岳麓书院的最高追求就在这里，故而书院特别重视学子在道德、情操、品性等方面的修炼。
　　
　　三为宾步程所题的“实事求是”匾。这方匾额虽然题写较晚，题匾者的声望地位（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也远不及两位皇帝，但它却是对岳麓书院千年来办学宗旨的最好概括。什么是岳麓书院的办学宗旨呢？张栻在《岳麓书院记》中说：“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培养人才，通过传承道统来治理民众。这就是岳麓书院的办学宗旨。“实事求是”说的就是这种服务于现实的精神和作为。它既是书院的学风，更是书院的价值导向，即崇尚务实，注重实践。在这种导向的指引下，湖湘士子普遍把人生价值定位在安邦治国、匡济时艰上。
　　
　　就这样，在漫长的历史文明进程中，楚风与湘学共同打造了湖湘文化的精神。大致说来，湘学是其内核，而楚风则是滋养发育这种文化的肥沃土壤。
　　
　　具体地说，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无须依傍的独立根性。地理上的远离政治中心和相对封闭，是皇权意识淡薄和远古先民不受羁縻的生存理念得以较好保存的基础，以此催生和滋养了无须依傍的独立根性。二是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受湘学经世教育的影响，湖湘士子多把人生的成功建立在对社会的治理上。于是，追求事功成就，便成为湖南知识精英的共同目标。三是使气轻生的热血性格。易于激发的性格源于湘人的旺烈血性，旺烈血性最常见的表现便是喜欢走极端。于是，为气所驱不顾生死，就成为湖南人的突出性情。四是倔强霸蛮的任事态度。多山多石的环境，刚性坚硬的地质，无可奈何地迫使湘人选择了倔强，乃至于霸蛮。这正是钱基博所说的：“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湖南人崇尚这种倔强霸蛮的任事态度，凭借外地人难以理喻的一股子蛮劲，世世代代在这块贫瘠而竞争激烈的土地上奋斗着拼搏着，创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就是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这条文化长河流到近代，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促使这个飞跃的则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活跃在中国东西南北广袤大地上的湘军。
　　
　　为对付太平天国而诞生的湘军，在它鼎盛的时候，曾有过四十万左右将士。如此庞大的军事团队的出现，在湖南堪称是全民动员、全境参与的结果。其历时之久，转战之广，影响之大，自有湖湘以来，没有任何一次活动可以与之相比。它先是举全力与太平军作战，然后与捻军交锋，接下来远赴新疆新兵剿灭英俄殖民势力支持的分裂分子阿古柏，为抵御法国军队镇守南国、远赴台湾，最后扼守辽东半岛，与日本侵略者血战于国门。在中国，一个省份的军事力量能有如此战绩，自秦汉一统以来尚无先例。
　　
　　当时朝廷在短短两个多月内任命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42个团练大臣，为什么单单在湖南能够出现一支这样的军队呢？湘军之所以会崛起在湖南，正是因为湖南有湖湘文化的原故。首先，湖湘文化中的“野蛮”培育了千千万万喜爱打斗、剽悍敏捷、血性旺烈、视死如归的热血男儿。这些人，就是为战争而准备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最好兵源。
　　
　　其次，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学风，也为社会团队培育了充足的领袖人才，左宗棠、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彭玉麟、李元度、刘长佑、刘坤一、刘蓉等人，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或为举人，或为秀才，都是湖湘学问熏陶出来的饱学之士。他们从踏入学堂的第一天起，就没有把读经究史、著书立说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也就是说没有把学人和文人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走进广阔的社会，把学问贡献给江山社稷，把满腹经纶化为世间现实，才是他们人生选择，而越是天下大乱，越是沧海横流，他们越是热血沸腾，越是斗志旺盛，越觉得正是自己一展抱负的时候。青年左宗棠的一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联语，堪称展示这种情怀的代表作。这些人，在太平军初起时，就已经看到大乱将至、国将不宁的端倪，纷纷走出书斋，下海拉起了队伍，一旦等到曾国藩奉旨办理团练，便四处云集于他的麾下，成为早期湘军各个军营中智勇兼备的领军人物。
　　
　　再者，源远流长的独立根性，还为湘军酿造了顺畅出炉的意识基础。朝廷任命曾国藩为团练大臣，他若不折不扣地按朝廷的指示办事的话，办理的应是全省性的民兵事务，但实际上，曾国藩从一开始便打算要“赤地新立”，要“另起炉灶”，他心里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建一支独立于八旗、绿营外的新的军队。曾国藩的这种想法和后来的行为，得到湖南社会从官方到民间的广泛支持。除开有湘西苗屯和江忠源楚勇的先例外，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的独立根性的影响下，湖湘社会有一种较强的独自意识，即喜欢独往独来，不愿接受限制，而诞生于嘉庆时期的湘西苗屯和太平天国事起后出现最早的乡勇即江忠源的楚勇，从源头上来说，也是这种独立根性的产物。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湘军只能出现在湖南，而难以成长于外地。
　　
　　反过来，湘军运动又极大地张扬了湖湘文化以倔强勇悍为主色的固有品质。这些品质，又因书生带兵及大批底层百姓闯荡江湖的原故，得以大幅度提升，有些方面则更因信仰的植入，而获得质的升华。经过这次提升后的湖湘文化，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从此，心系天下、敢为人先、忧国忧民、勇于牺牲、顽强果决、坚忍不拔等等，便成为百余年来湖湘文化精神的主要内容，也成了国人心目中湖南人的群体形象。
　　
　　湘军运动还给湖南人带来团队观念和世界眼光等时代新内涵，以及大量占据军政要津的人物，大批从江浙等地流入的钱财。所有这些，给湖南骤然增添了思想、人才与财富。同时，也使得湖南人的自信心大为增强，担当意识更为强烈。杨度著名的“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的诗句，就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南因此风气大开，省运大兴，各行各业，包括教育、维新、传媒、宪政、实业等等，都走在全国各省的前列。湖南成为清末民初，全中国最富有生气的省份，乃至于被誉为“举世无出其右”者。
　　
　　湖湘文化就这样走出洞庭湖，走向中国，走向世界，成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美誉度最高的地域性文化。
　　
　　然而，湖湘文化毕竟是诞生并长期生存于一个封闭的农业地区，它的勃兴与强化，也完成在一个以巩固封建王朝为宗旨的乱世时期。因此，它的局限性是明显的。它不可能摆脱封闭与落后这个先天宿命。它的缺陷和负面，也与生俱来。比如说，心系天下，就有可能变为多管闲事；敢为人先，也许就是好出风头；过分强调心性修炼，又容易走向唯意志论；忧国忧民，则常常流于空疏，不肯脚踏实地。坚忍不拔，又往往喜欢认死理，一根筋到底；勇于牺牲，说不定鼓舞了亡命之徒；血性旺烈者，又多脾气暴躁，易走极端，矫枉过正。热心事功者，则又多热衷斗争，喜欢窝里斗；过于强梁乃至霸蛮，则有伤以协调退让求共赢的商业谈判之道；重情重谊，则一不小心便走进了帮派圈子。所有这些，都是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湖南人所应该特别警惕的。
　　
　　（《新湘评论》2014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