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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顿:《青山绿水》写作缘起

来源:红网 作者:何顿 编辑:夏熊飞 2014-04-21 15: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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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雪明:您的这部《青山绿水》,虽然是一个小说集,但里面包括的八部中篇里,“白水县黄家镇”这个地理位置,被反复书写。我在微博上也看到,残雪老师也在问你,“黄家镇”的原型在哪里,我想问的是,您这么费力气的书写一个虚构的“黄家镇”是为什么?
  
  何顿:黄家镇是我在湖南走过的任何一个小镇和县城镇的综合体,我曾经常去长沙周边的小镇走走,如靖港镇、铜官镇、高塘岭镇和朗梨镇等,在那些镇上的小旅社住一两晚,听听镇上的男人说事,看看镇街上的风貌,观察下小镇人的生活,于是就虚构了黄家镇人生活的系列小说。前阵子,还有一个读者在我新浪微博上留言,说我写的黄家镇是朗梨镇呢。
  
  不只是这八个中篇,前后写了十几个以黄家镇为生活背景的中篇,还有《我们这代人》、《女人男人》、《发生在夏天》和《第三只眼》等。更早的,有《古镇》(此小说刊发于1989年《芙蓉》第6期,是我第一篇写黄家镇的小说)和《真寐假寐》(此作刊发于1991年《芙蓉》第2期),所以,应该说是“蓄谋已久”的。
  
  刘雪明:不仅仅是“黄家镇”这个地埋位置,像“红星民族乐器厂”、“黄春和粉店”这样的特别人厂名、店名也潜伏在每一部小说里,甚至包括人: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到此为止》里的李民警李小兵,正是《青山绿水》里的李副所长;而《希望》里的电视台记者宋佳,当然是《青山绿水》里“我的婶婶”宋佳……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样的处理,您的用意何在?
  
  何顿:红星民族乐器厂、镇红旗织布厂和镇陶瓷厂,是我总要给黄家镇的人物一份工作,不然,他们不一个个都走了?至于工厂倒闭了,他们怎么活?还得让政府给他们发最低生活费,否则,都会去犯罪。小镇上的某些人,还有城市里的一些中年人,不就是这样活着么?天天麻将馆里见,为十几元或几十元钱输赢而奋斗,这是底层人的真实写照。
  
  黄春和粉店和异南春饮食店、赵美丽舞厅和新青年酒吧以及怡园酒店等,为什么在这篇小说里出现,在那篇小说里又出现,是小说中的人物总要吃或总要办酒宴。在我N年前画的黄家镇街巷分布图里,它们在主街上。
  
  至于人,黄家镇只这么大,一个派出所,几家倒闭的工厂,生活在一个小镇,这些人就得串在一起,张三李四都是熟人,这也是现实,不能回避,读者读起来也会有亲切感。
  
  刘雪明:特定的地理位置在文学作品里反复出现,中外都有代表,贾平凹的商州,李锐的吕梁山,张炜的胶东半岛,当然还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有这些金玉在前,我能将您的创造黄家镇这个举动,示为一种文学的野心么?
  
  何顿:贾平凹、李锐和张炜的小说,本人没读过几篇,读了也不记得了。福克纳的小说曾经读过一些,他老人家的长篇,本人愚钝,买了一些却没一本读完的,可能是译文太差了。不过,福克纳的一个中、短篇小说集,我倒是读完了,这是多年前的事,也没什么印象了。
  
  我的文学野心,曾经确实有,图都画了,不能说没有。不过在我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不是增大了,而是渐渐泯灭了。因为,没有几人关心我的文学创作,媒介和评论家及读者都关心上述的这几人了,犹如歌手登台演唱,老是没人捧场,就灰心,不去想了。
  
  刘雪明:在这部小说集里,您一直都在写一些小人物的生活,或者准确的说,是小人物的生活困境。这是为什么?除了《永远是十七岁》,偷情、失足女人,甚至凶杀,在您的小说里,都是经常涉及的素材。为什么总是在这些题材上打转呢?
  
  何顿:因为这些东西更原生态,便于书写,而且人在一种艰难困苦的逆境中,会做出一些自以为聪明的违法的事,而做了又后悔,而这些事就像魔咒,缠绕着他们,让二牛、三伢子们寝食难安,让《蒙娜丽莎的笑》、《我的生活》和《希望》里的一个个女人,追悔、痛苦和悲伤。人家写好人好事,让善良的人们看到希望。
  
  我写坏人坏事,是想展示人性的弱点,给读者以启迪,作家不一定都要唱赞歌,也不用扮成一个伦理道德的捍卫者。我可能在创作上更西方些,年轻时读过很多世界文学名著和哲学书,把自己的文学观西化了,觉得用事例,其实更真实、更好,更有力。
  
  这就是本人老在这些题材上打转的原因!
  
  刘雪明:既然这部集子以《青山绿水》命名,我们就回到《青山绿水》这部小说中来。说起来,好像也只有这一部中篇,结局是那种暖色调的。有人说,《青山绿水》的命名,其实是有深意的。您还是准备像博客上所说的那样“引而不发,憋着,让不同的读者寻找不同的答案”吗?
  
  何顿:也不是什么憋着,只是不同的读者确实会有不同的答案,多说无益。
  
  中国有很多女性从事的都是不那么光彩的职业,曾经在一张报纸上读到,有人粗略估计,有两三千万吧?这比北欧的一些国家的人口都多,总要给她们以归宿,不然,她们怎么活下辈子?!
  
  也许是年龄大了,看问题或人的视角改变了。
  
  刘雪明:在《青山绿水》里,杨小玉的形象,用光彩夺目来形容,并不为过。不仅孝敬婆婆、疼爱丈夫,而且还有足够的爱心容纳黄志智障的弟弟毛坨。在因为过往的失足经历被揭穿离婚后,她的自尊自立也让人印象深刻。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形象,是怎么跳入您的创作视野的?
  
  何顿:N年前,有个朋友开了家洗脚按摩店,我常去,与某些洗脚女聊天,交谈中,感觉她们单纯、善良、可爱。杨小玉的形象,便是来源于她们嘴中。《青山绿水》是给杨小玉从良后做人的尊严,尊严是不能侵犯的,一旦从良了,她们就是另一种人。我不认为凡是从事过那种职业的女性都不是好人,那是错误的认识,所以就试着去纠正。
  
  有读者在我的微博上私信我,说杨小玉的形象太完美了,不像从事过那种职业的女性。我没回答那读者,因为,什么人都有,不能用自己的眼光去看所有的人。还有《我的生活》里的女骗子陈娟和《蒙娜丽莎的笑》里的金小平呢。
  
  刘雪明:在《青山绿水》中,您借主人公“我”之口,对于杨小玉的失足作了反思,“我以前那么看不起她们、讨厌她们,觉得她们把道德和秩序破坏了,但谁管过她们背后那些凄凉、酸楚和复杂的故事?”这与您在其他的作品描述小人物的生活困境时的“隐藏立场”相比,算是一个不小的改变。这种改变的原因是什么?
  
  何顿:还是那句话,年龄大了,看问题就看背后了,就喜欢拿把锄头挖,挖点东西出来。我曾经对朋友说,世上什么事情都会有,无论你的想象力多么强大,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还是十分匮乏,因为有很多事情让你无法想象,这就正应了那句话:天下无奇不有。
  
  刘雪明:在《青山绿水》这部集子里,有好几篇,像《青山绿水》、《我的生活》,您都用了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写。尤其是后者,人物的变化,第一人称的主角也随之改变,但你在切换时,来去自如。第一人称的写作,难度其实很大,需要你对于所写角色的心理有准确的把握。为什么您还要这么选择呢?
  
  何顿:《我的生活》,刊发于《花城》2002年第2期。十多年前创作的,已经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写的了,就想写一个缺乏爱情光临的男人,为了爱情,被一个女孩子欺骗而于愤恨中干了傻事。当时的创作意图好像是一种宿命思想,一个人毁在另一个人手上。用第一人称写,可以拉近读者与小说中人物的距离,好像是这样想的。
  
  刘雪明:说到心理描写,我发现您的小说里,这是最常见的。很多时候,是通过不同人物的心理描写在衔接、推进小说的情节进展,像《新青年酒吧》。这种心理描写的深入,一方面可以让读者身临其境,被吸引着一直读下去,但另一方面,都被您写全了,未免给读者不留余地。您以为呢?这个好像已经有评论家提到过了,还建议您借鉴一下国画里的留白,您怎么看?会在意评论者们的说法么?
  
  何顿:《新青年酒吧》的心理描写多一些,该小说刊发于《作家》2003年2或3期上。当时创作这篇小说,是想写一个放胆思想,却不敢于行动的悲伤、酸涩的男人,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是许许多多被社会扭曲的男人的真实写照。我用了许多事例来说明他思维和感情都被扭曲了,面对自己的女儿被飞哥奸污,他竟然想到了钱,而不是用法律去制裁糟蹋他女儿的流氓。这是一个人格被扭曲的悲哀的故事。
  
  关于是不是写满了,当时也没深想,现在读来,好像是读别人写的小说样,有一种远去了的陌生感,一点也不亲切。
  
  刘雪明:或许是因为心理描写很多的原因,您的小说,读起来,总觉得里面的人都很直接,欲望很直接,担心也很直接——每一个人,都活生生的。在您的笔下,文字是一种展示,所以很有力量感。但也因为缺少修饰,让人觉得不容易亲近。能说说您的创作观么?
  
  何顿:创作上,我总想把最原始的生活、最真实的东西,原汁原味地端给读者,因为很多作家不这么写,我就来这么写,不想与别的作家一样。
  
  多年前,我总是放胆写作,也是因为血气方刚,还有可能是湖南人身上的血性在我写作时有意无意的乱窜,小说里就有野性和邪火,太原汁原味了,让读者难以接受。这是这本《青山绿水》中篇小说集出来后,我自己看了,突然冒出的结论:原来我是这么一个写作起来肆无顾忌的人,难怪多年来,无论我多么努力、多么奋发向上,总是无人喝彩,原来、原来我小说里有一股没几人能欣赏的底层人的邪火和痞气啊。
  
  刘雪明:说到喜欢心理描写,再想及之前的采访里提到的创造“黄家镇”,跟福克纳的风格真像啊。您的创作,受过他的影响么?
  
  何顿:福克纳对我是有影响,但只是一种创作意念上的影响,写作技巧上,没受他影响。
  
  刘雪明:说起来,我们第一次的交流还是在微博上。这些新媒体的存在,让网络文学在这些年里一直占据着很多的关注。您自己会进行网络写作么?如何看现在的网络文学盛行,但文化界却一再的发出哀声,认为文学已被边缘化?
  
  何顿:网络文学盛行是好事,我女儿现在就是从事网络小说创作。他们是另一拨人。现在是经济时代,以后还会是经济时代,再以后,仍然是经济发展时代。但文学再怎么被边缘,还是有人读,因为它是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它作用于人的大脑,这与吃穿住无关,虽然边缘了,但想想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这些经济强国,不是照样有虚构小说吗?少部分人还是需要文学的。
  
  刘雪明:一个不好的风气是,现在的炒作成风,一本新书出版,就要制造各种博眼球的机会,还会设计各式各样的腰封。但我看您的《青山绿水》出版,还是挺低调的,封面设置也干净。您对这种风气怎么看?
  
  何顿:商业大潮时代,炒作是自然的,不炒作,出版社或书商的投资就收不回,不必大惊小怪。我的小说,没炒作的点,太文学了,与政治无关,与经济无关,甚至与时代也无关,一百年后,可能还会有人读,后人可以从我的拙作里看到,一百年前,中国南方底层人的生活状态,兴许对我还会发两句感慨,真能这样,也就够了。
  
  刘雪明:听说您将自己的那部历史小说《湖南骡子》改编成电视剧,现在的情况如何?当编剧和写作者,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何顿:还在改编过程中,改编是在小说的基础上,重新创作,当编剧与当作家是两回事,作家可以随心写作,编剧却要迎合观众。就这么回事。
  
  (何顿简介:原名何斌,湖南郴州人。原名何斌,长沙市人,下过乡,读过大学,当过美术教师,干过装修等,现为长沙市文联创作室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就这么回事》、《我们像葵花》、《生活无罪》、《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等。被评论界视为“新生代”和“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部分作品被国外翻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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