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资料图

□杜宏丹

如果说屈原为湖湘大地植入了深厚的忧患意识与浪漫诗魂，那么稍晚于他的贾谊，则为这片土地增添了一层浓重的理性思考与政治批判的色彩。贾谊，这位西汉初年如流星般划过天际的洛阳才子，其生命中最重要也最沉痛的阶段，与汉初的长沙国紧密相连。他被后人誉为“贾长沙”，这不仅是一个地理标识，更象征着他政治理想受挫、才华绽放却遭谪贬的悲情传奇。他与长沙的羁绊，如同屈原与汨罗，成为了湖湘历史文化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贾谊出生在西汉初定之时（洛阳），少年聪慧，十八岁就以“能诵《诗》《书》属文”闻名郡中。二十出头，他被汉文帝刘恒征召为博士，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博士。他才思敏捷，见解卓越，每次汉文帝下发议题咨询博士们的意见，其他老博士尚未发言，贾谊已能对答如流，切中肯綮，深得汉文帝赏识。一年之内，他就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位列汉廷高官。

此时的西汉王朝，表面上是文景之治的开端，社会趋于稳定。但年轻的贾谊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已洞察到隐藏在歌舞升平下的深刻危机。他向汉文帝献上了那篇彪炳史册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这篇鸿篇巨制，系统分析了帝国面临的内忧外患：

一是诸侯坐大。他认为诸侯王权势过重（如吴王刘濞），封地庞大，犹如“胫大于腰”，严重威胁中央集权，“可为痛哭者一”。

二是匈奴侵扰。北方的匈奴强大，不断骚扰边境，“可为流涕者二”。

三是礼制崩塌。社会风气奢靡，制度松弛，上下尊卑失序，“可为长太息者六”。

四是经济失衡。商人势力膨胀，兼并农民土地，导致民生凋敝，有动摇国本之虞。

贾谊不仅指出问题，更提出了解决之道：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分割削弱诸侯国，定都关中增强防御，重农抑商，实行礼义教化，建立完备的法度。《治安策》高屋建瓴，气势磅礴，逻辑严密，充满忧患意识，尽显青年政治家的宏图大略与深刻洞察力，被鲁迅誉为“汉代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然而，贾谊锋芒毕露的改革主张和对权贵势力的尖锐批评，触动了功臣老将（如周勃、灌婴）的利益。他们联合起来在汉文帝面前诋毁贾谊：“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尽管汉文帝欣赏其才，但迫于元老压力，不得不疏远他。公元前176年，年仅24岁的贾谊被贬出京城，南下千里，成为长沙王吴差的太傅。

当时的“长沙国”地处南方，潮湿偏远，贾谊自比被放逐的屈原，心情抑郁苦闷。赴任途经湘江时，他挥泪写下著名的《吊屈原赋》。在这篇充满深情的赋中，他不仅表达了对屈原忠而被谤、才不见用的深切同情和悼念——“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竄兮，鸱鸮翱翔。”——更是借古讽今，浇自己胸中的块垒，抒发了同遭谪贬、空怀报国之志的无限悲愤与感慨。屈贾之间，虽隔数百年，却因相似的命运、共同的忧愤和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在湖湘文脉上完成了第一次精神的联结。

2025年4月30日，“文脉在兹 谊居千年——西汉长沙王太傅贾谊和他生活的城市”文物特展在长沙简牍博物馆开幕，300余件文物齐齐亮相。

在长沙期间，贾谊还将满腔忧思寄托于哲学之思，撰写了充满哲学思辨色彩的《鵩鸟赋》。相传一只象征不祥的猫头鹰（鵩）飞入其居所，他便借与鵩鸟的对话，以道家思想自我开解，探讨生死祸福、盛衰无常之理，透露出壮志难酬后的无奈与超越。

约四年后，汉文帝思念贾谊，召他回京，在未央宫宣室殿接见。君臣畅谈至深夜，谈的多是关于鬼神的玄虚话题。事后汉文帝感叹：“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这就是李商隐诗中“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典故。贾谊虽被征召，但并未重新获得汉文帝在政事上的重用，后被任命为梁怀王太傅。公元前168年，梁怀王坠马身亡，贾谊深感自责而忧伤成疾，年仅33岁便黯然离世。

贾谊的生命短暂如夏花，却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和政治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与长沙的联系，虽然是他人生中的一段低谷，却成就了他最具文学深度的篇章（《吊屈原赋》《鵩鸟赋》），也深刻地塑造了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心忧天下（《治安策》）、经世致用（策论）和承继屈子的家国情怀与悲悯气质。他的政论，如黄钟大吕，敲响了强化中央集权的警世之音，深刻影响了后世政治家（如晁错、主父偃）。他的赋作，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是汉赋发展的重要环节，其《过秦论》更是总结秦朝灭亡教训、论述政权兴替的经典政论文，千百年来传诵不息。“贾长沙”的名字，早已与长沙城、与湖湘文脉融为一体。每当后人登临长沙贾谊故居旧址（传说遗迹，太傅里、贾谊井），面对湘水北去，总会对这位壮志未酬、才华横溢的千年智者，发出一声悠远的历史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