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义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史可考的大国强国，也是对中华民族影响至深的一个王朝，奠定了汉民族或汉文化的根基。

作为短命王朝大秦的继统者，西汉王朝享国二百一十年，历十二帝，给中国历史烙下很深的印记。时隔两千多年，透过尘封的历史，我们能从中看到些什么？它有哪些值得两千年后的我们借鉴和深思？

都说“大国难治”，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秦朝为什么昙花一现，而作为继统者的大汉却能跨越两个世纪？是国家治理能力问题吗？

应该说，西汉自刘邦定鼎以后，一直在探索国家治理模式，从制度路径的选择到指导思想的变化，都折射出大国之治的艰难历程。

那么，西汉的治理为什么能？它到底有什么特色？国家治理虽然是一个较新的理论，但同样适用于古代。20世纪90年代，西方一些专家认为，南撒哈拉沙漠国家出现普遍性的国家失败，根源在于无能为力的政府。强调社会作用以去政府化的治理理论迅速在全世界流行开来。将国家“组织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在我看来，这种组织起来，一是制度层面的组织起来，一是以指导思想将民众组织起来。那么，站在今天回望西汉，西汉的国家治理既有成功的方面，也有失败的方面。

简单地说，选择什么样的制度，西汉是成功的。

选择什么样的指导思想，西汉是失败的。

西汉选择了与大秦帝国一脉相承的郡县制，这是合乎历史发展逻辑和大一统客观需要的国家制度，这是出自于大秦底层的刘邦的一种自觉或者说惯性自觉，因而，在与项羽历时四年多的相争中能够取得胜利，并且能使西汉延续两个百年的根本原因。项羽之败，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是企图倒退回归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建立一个类似于“联邦”的国家。这就是我研究西汉，要从秦始皇开始的关键原因。只有了解大秦，才能理解大汉。

刘邦定江山之后，西汉王朝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治理理论或曰国家指导思想的选择过程。一般认为，西汉是以孝治理，但这只是观念层面的指导思想。大国治理更需要一个系统的、宏观的治理理念或者叫意识形态。西汉初期出于吸收亡秦的经验教训，统治者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在指导思想上采信黄老思想；文景之治后，不甘寂寞的汉武帝为了摆脱祖母的政治影响，同时也为了让大汉变成强汉，开始接受儒家思想。但是，并非如学术界认为的那样，汉武帝即奉行“独尊儒术”的理念。儒学虽然开始兴盛，但此后很长时间都没有成为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直到汉成帝、王莽之时，儒学才真正成为西汉的国家治理思想。

在此之前，儒学之士为了使儒学进入国家治理层面，作出艰苦而长期的努力。然而，这种努力虽然最终得以成功，但却使西汉政权最终落入到王莽之手，大汉变成了新朝。江山变色，表明西汉的国家治理最终以失败告终。其中，儒学无疑起了关键作用。

儒学始终与西汉国家治理相纽结，其中的成败得失，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本书只是提供另外一个视角而已。

探究西汉的政治，传统的视角是从西北的长安，也即黄河的上游来审视。其实，换一个视角，从南边的楚国和东海之滨的齐鲁来审视，或许能得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镜像。

比如，亡秦的是楚人，建立西汉帝国的也是楚人；但是，困扰西汉帝国的祥瑞和灾异学说，却发端于东部沿海的齐国，西汉后期朝廷致力扶持的儒学同样离不开沿海的鲁国。特别是流行于西汉的《春秋》学说、《诗经》以及《论语》，也包括《古文尚书》，都是来自鲁国这个昔日的礼仪之邦。活跃在西汉政坛高层的也多为齐鲁故地的士人。可以说，齐鲁人物对西汉政治影响极为深刻。

因此，要读懂西汉的国家治理，必须将视野放到楚汉战争乃至之前的楚国灭亡。这能给我们理解西汉提供一个更为宏阔的视野，不至于顾此失彼。本书就是从“亡秦必楚”开始，谈到王莽的败亡。前半部分围绕着西汉的制度选择，探讨西汉国家治理的制度奥秘；后半部分围绕着儒学的命运浮沉，探讨西汉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转折。

本书写法上也不同于一般的西汉史，而是坚持问题意识，选取西汉历史上关键性政治和学术文化事件，从小细节中发掘出大历史背后的隐秘原因，以通俗化的笔法呈现出一幅历史文化画卷，看似没有时间主线，实则草蛇灰线，勾勒出西汉国家治理和历史人物命运的发展必然，给读者呈现出西汉的另一面。

历史研究有很多种方法，国家治理研究也是一个很豪迈的新课题，而我更愿意服从内心一种从容、淡定的方式，有意打破传统的叙事模式，舍弃一以贯之的写作框架，力图让一般读者从中获得对大历史的整体观感。写完这本书，脑海里很自然地想起东坡先生的一阙著名的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定江山：西汉政界往事》，刘绪义著，九州出版社，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