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柱元（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今湖南永州道县）人。他是“理学鼻祖”“孔孟后一人”“廉洁文化的源头”，他是中国历史上廉洁文化思想理论重要奠基人，他为官讲廉洁、做人讲气节，是廉政的忠实践行者，是廉洁为政的典范。《宋史》把他与包拯并于清官之列而传世，是后世尽人皆知的廉官。周敦颐故里为“湖南最美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挖掘好、利用好这一廉政品牌，对坚定文化自信，强化思想教育，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周敦颐廉政思想理论的内涵

（一）立“诚”以修身

周敦颐在其《通书》开篇就提出，“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什么是“诚”？诚是道德之本，一切道德之源。他说圣人之所以为圣，就在于诚。“仁义礼智信”五常及一切德行，都以诚为基础。不“诚”则一切德行皆虚伪而无其实，诚则众德圆满。他强调做官者首先要做好“人”、“立人极”，然后才能去做官。

为政者需“诚心端身”才可以治理天下。“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太极图说》）“圣人”修好德行，做到“中正仁义”“立人极”了，达到了德性纯全，就可以与天地间日月一样昭明，治理好国家。

如何做到“中正仁义”“立人极”，最重要的是做到“心诚”“心纯”。“诚，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世界万物都是以诚为源，而况天地间的人，更是要“以诚为本”，“圣，诚而已矣。”要做到“心纯”“纯其心”“心纯，则贤才辅。贤才辅，则天下治。纯心要矣，用贤急焉。”（《通书·治》）

怎样立“诚”？人，不能自然而“诚”；必须要勉于求“诚”，必克欲以迁善，用力久之，然后才能达到“诚”的境界。

达到“诚心”“心纯”的途径是什么呢？一是加强自律自省，进行自我道德修养，即“主静，无欲”。在大千世界里，本来是心纯的，“山下出泉，静而清”，但人容易受外界各种物欲的影响，也难免不受污泥浊水所染，而出现“汩”和“乱”，世俗纷扰影响人心的变化，不忘初心，自律自我约束是抵制“汩”“乱”最基本的修行。二是求“师”改“过”。人由于受物欲的引诱、不良习俗的污染，就会有“过”。所以要通过人性修养，改过迁善。他说：“有语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恶也。’则曰‘孰无过，焉知其不能改？改则为君子矣’”“人无师无以成，无师则愚”，向老师请教，学习六经、百家史书。相对今天来说就是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法律制度；通过学习，淬炼道德修养，永葆纯洁本色。“人之生，不幸不闻过”“闻过，则可贤”“孰无过，焉知其不能改，改则君子矣”。求师的目的，就是要改正身上的不足，逐渐修性养成为身心端正的“贤人”“圣人”。改“过”是周敦颐廉政理论中特别强调的修身之术，是达到“身端”的一个主要途径。

“诚心端身”是治天下之本，是行政为官之本，是廉政之源。“诚心端身”的最高境界是“主静无欲。”“富贵，人所爱也。”荣华富贵是人世间的最大诱惑，每个人都喜欢，但是你是求“圣”之人，你是为官者，就得要“以道为贵，以安为富”，做到“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宠辱不相随”，不为爵禄所累，否则你成不了“圣人”，你也就不配为官，更不能去行政。周敦颐把为官者的“诚心端身”道德修养看成是治国的重要保证，治天下的根本。“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也。”“是治下观于家，治家观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诚之谓也。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

（二）奉“公”以为政

“公”是周敦颐从政的基本理念，也是他为官的最低尺度。《礼记》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吕氏春秋·贵公篇》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天下为公”是中华文明所倡导的基本执政理念，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政治梦想，也是几千年来中国正直有为政治家们所追求的理想。周敦颐曾说：“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说的是只有自己真正出于公心才能公正待人处事，如果自己没有公正之心，怎么能够公正对待别人。行政为“公”是周敦颐从政的基本理念，也是他所倡导的廉洁文化基本要求。

行政为“公”首先须“克己奉公”，要公正、公平，一切行事出于公心，出于为社稷为国兴旺为民谋福这个大局。他说：“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天地至公而已矣。”（《通书·公》）意思是一个人只有时时事事处处持以公心，方可达到“圣人”的境界。行政为“公”，不仅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够得上“圣人”的标准，也是天地间通行的法则。具体怎样行政为“公”呢？“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公明》) 为政者先要“公于己”，由自身推己及人，发挥带头作用，不为自己谋私利，公于己者才能公于人。为官者若是为自己谋私利了，他怎能做到对别人有公心，谋事又怎能做到公正、公平呢？明朝郭允礼在《官箴》中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是对周敦颐“行政为公”思想的最好诠释。

其次行政为“公”须“务实”“守拙”。 周敦颐认为，行政为官者要践行 “公”的思想，行政必须要“务实”。“实胜，善也；名胜，耻也。故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务实胜也。”（《通书·务实》）为政的一切出发点都是要为百姓着想，为百姓做实事，“是有志于救民也”(朱熹集注《周敦颐集》)，而不是只求得虚名，为自己所谓的政绩去做无关痛痒的事，或是为了仕途升迁讨好上司。做到“行政为公”需务实，也需要“守拙”。他认为，“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拙赋》）。如果为政者不是出于公心行政，在行政时投机取巧，就会掩盖弊端，盲目追求所谓的政绩，就会造成社会风气下降和社会秩序混乱，国家也治理不好。周敦颐在几十年为政生涯中，坚守着“务实”和“守拙”，不拍马逢迎，不自我溢美，但他赢得了“操行清修，才术通敏，凡所莅临，皆有治声”的评价。因此为官者弃巧守拙，就会出现风清气正、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

（三）求“仁”以爱民

为政者首先要有“仁爱”之心，要为民服务，以德治国。他提出：“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通书·诚几德》） “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就是指的仁义施行。（《通书·顺化》）“仁”与“爱”是相通的，为政者施行仁政首要的就是爱民，“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为政者，化民必先化己，治己方能治人，自己要有一颗纯正的仁义治民之心。《论语》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义以正我，仁以裕人。”这是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方法。“爱民”另一意思，从治理国家的高度，正确对待别人的善与不善。他说：“有善不及。曰：不及则学焉。问曰：有不善？曰：不善则告之不善。且劝曰：庶几有改乎！斯为君子。”正确对待别人的优缺点，如实地肯定别人的优点，关心别人的进步，相信别人能改过从善。发现别人的缺点就如实相告，并且应该规劝他尽快地改正缺点，勉励他改正缺点错误就会成为有希望有前途的人，这才是“爱”人“敬”人。而不是把别人存在的缺点当成达到自己某种目的的希望，惟恐别人滑得不远，以至千方百计地加以麻痹大意，加以怂恿，加以诱发，以售其奸。

“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历来的儒学者都强调“仁爱”“仁政”，对“刑”治采取遮遮掩掩，实际上中国治国历史一直坚持“仁政”与“刑治”相济的重要法则。周敦颐之所以成为儒学的另一座高山，他在为政过程中，对 “刑” 治有深刻的理解。周敦颐二十岁受荫做主薄，守制三年后，从24岁做县主薄开始，历任州司理参军、县令、通判、代理知州、转运判官，最高做到提点广南东路刑狱，在31年的为官行政中，大都主管刑狱司法工作，他对执法施刑之间的重大关系，有着自己的深刻体会，对“刑” 治有自己独到的论述。

首先他认为，“刑”是治的必要手段。他从物成于秋止于秋的自然规律，论述人类社会治理“刑”的由来和社会生活中“刑”治的必要性。他说：“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则过矣，故得秋以成。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物春生秋成，这是自然法则，任何事物都有它规定的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不是此物，而是彼物，“不止则过”。物的生长过程，不仅“生”是必要的，“止”也是必要的，不生不长，不止不成，自然界是这样，作为自然界最灵秀的人类也是这样的生成过程。“刑”的产生，是因“民”的养长兴盛发展需要而产生。民之所以要戒，不戒则利害相攻。贪而不已谓“欲”，人的欲望叫“情”，“欲动情胜”，贪欲萌发，感情战胜理智，纵欲忘度，忘乎所以，就会对国家造成祸害，所以说“刑”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用刑的目的在于止其所当止，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是为了达到国家的“治”。

其次“中正明达果断”是主刑者的必备条件。“情微伪暧，其变千秋，苟非中正明达果断者，不能治也。”周敦颐在长期的为政实践中，提出主刑者必备的三个条件，“中正、明达、果断”。“中正”是轻重得中谓之中，方直不曲谓之正，“中正”是说主刑者在治“刑”时，量刑要准确和执法在要严正；“明达”是指主刑者的聪明干练；“果断”是有果敢决断之义。为什么主刑者（司法官员）要具备这种严格条件呢？这是因为案件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好干法犯科的人，为达到个人私利目的，可以灭绝人性，不择手段；为了逃避处罚，又同样用尽伎俩，以致“情伪微暧，其变千状”，给司法官员对案件处置带来困难。真而非假谓之情，假而非真谓之伪，隐而不显谓之微，掩而不明谓之暧。真真假假，甚微甚暧的线索和情节，使得案件复杂难办。而且在办案过程中案件还会有不断发展，不断变化，这就更是难上添难了，所以说“利用狱，以动而明也”。对案件的处理要明察，也要裁决果断，果断而不明察，就会造成冤狱，明察而不果断，就有可能委屈好人，放过坏人。朱熹对此解释说：“非明，则无以施；非断，则明无所用。”这应是周敦颐在办案过程中亲身经历的经验之谈，是他的切身体会吧。

再次慎刑。“慎刑”一是选拔主刑官要慎，“天下之广，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刑是治的必要手段，国家地域如此辽阔，断狱又是如此复杂，为君为王者，鞭长莫及，小民之命，数口之家，生杀予夺，全掌握在主刑官手里。所以对主刑官的挑选必须要慎重，必须要具有“中正明达果断”的条件，这也许是周敦颐在仕途中碰到过不少草菅人命的主刑官，所以才大声疾呼，主刑者“任用可不慎乎”。二是“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谨慎地使用刑罚，才能达到刑治的目的“止其所当止”。王弼说：“凡过之所始，必始于微而后至于著；罚之所始，必秉公治政，始于薄而后至于诛。”允许人有过，有过则须改之，小惩而大诫，不能让其任意发展下去，而酿成大错；对积恶足以灭身者，则须以重刑以至诛。“仁”与“刑”相济是国家治理的必要。

（四）官“清”以梦安

周敦颐不仅自己一生为官清廉正直，勤政爱民，做人光明正大，胸怀坦荡，不卑不亢，表里如一，而且反复强调为官为人要始终洁身自爱。

任永州通判时，周敦颐的侄子仲章想求个一官半职。周敦颐断然拒绝并耐心解释，临走时周敦颐还特地写了一首《任所寄乡关故旧》，其中有一联云：“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官清赢得梦魂安”是周敦颐坚持一生的为官之道。在千古名篇《爱莲说》中，周敦颐以莲的品格自励，认为人生在世当洁身自爱、守洁重节，如此方能保持独立的人格，立于不败之地。周敦颐一生勤俭清贫，淡泊名利。朋友想为他新建一所住宅，他知道后连声谢绝，唯恐奢靡以使百姓效仿。他清廉治家，从严教子，两个儿子都高中进士，长子官至司封郎中，次子为徵猷阁待制。他做官时，俸禄并不低，但他却散以济贫，或开办学校，或修缮学堂，最后连自己看病都拿不出钱来。周敦颐逝世后，朝廷赐谥号“元公”。

周敦颐一生立德、立言，始终践行“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的人生格言，实现了自己舍弃追名逐利之心的价值追求。廉洁，是一种习惯，更是令人心安的生活方式，党员领导干部更要坚持良知原则，守好道德底线，算好“良心账”。

二、周敦颐是践行廉政的典范

周敦颐以“濂溪”为号，“濂”为周敦颐的自造专用字。《周氏族谱》说他“为人恬养丘园，不为利禄所动”。他在为政的仕途中，几十年如一日，不慕名利、洁身自好，清廉正直、勤政爱民，光明正大、胸怀坦荡，是践行廉政的典范。

（一）以“廉”自律，“诚心端身”为政

“名濂朝暮箴”。周敦颐取庐山居室前小溪名为“濂”，是为了“自箴”， 他在《题瀼溪书堂》中说：“吾乐盖易足，名濂朝暮箴”，以“廉”规戒约束自己；周敦颐一生以清廉自律，以名节自砺，把小溪命名为“濂”，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志向，时时警醒自己以“廉”自律。“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幸福观是“廉洁”“端身”的基础。他认为人有美德，自身有良好的修养和品性，才能为人景仰，这才是人们心目中的真正“贵”。高官厚禄金银玉帛，这些身外之物，本不可取，若为之丧身丧节，更是人品不足为论了。为官为吏者把金玉财货这此身外之物视如尘土，不为外物所动，“以道充为贵”，才能去私为公，为民作主。周敦颐践行粗茶淡饭的俭朴生活作风。“芋蔬可卒岁，绢布足衣衾。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官清赢得梦魂安。”这种清廉的思想和生活观，是“诚心端身”的基本要求，也是以“诚”治天下的基础。

为官清廉，践行“诚心端身”行政。有一次，周子得急病假死，他的好友潘兴嗣来其家为他料理后事，翻捡衣服用具等家什，仅有一个破筐子，所余钱银不足一百文。后来他在《周敦颐墓志铭》中深情地回忆说：“在南昌时，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苏。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筐，钱不满百，人莫不叹服。此予之亲见也。”那么周敦颐所得正常俸禄到哪里去了呢？潘兴嗣在《墓志铭》上交代说：“君奉养至廉，所得俸禄，分给宗族，其馀以待宾客。”他把自己的钱财用来招待宾客和俸养贫弱之士后人，以及宗族中需要救助的人了。他退居庐山时，度正《年谱》说他“至妻子 亶粥不给”，说明周敦颐相当廉洁，无甚余财。“先生自历官以来，所得俸禄悉以周宗族奉宾友。”《年谱》载李初平逝后，孩子幼小，周敦颐负担了李初平的丧葬费，并为其抚养子女，“始终不懈”。他家里的田产，交给周兴管理，只要求能及奉扫祖墓就行。后来他还通过法文，把家乡的田产转给他家的仆人。把自己的俸薪捐给亲朋好友，把田产留给家中老仆人。但是他对亲戚却又是严格要求的，非常讲究原则，他在《任所寄乡关故旧》中以“老子生来骨性寒”为由，毫不客气地堵绝了想利用他找关系谋私利的人。

为政廉洁。他在桂阳办公地方也非常简陋，做一个大木柜保管官牒文书，没有奢侈的办公用品，他的办公屋通常又是讲学堂，这种因陋就简、注重办理实事的工作作风，至今也是我们行政者学习的榜样，他的廉洁自律是为官者的榜样。

（二）“为政求真”秉公治政

周敦颐“廉政为民”，还因为他能“公于己者公于人”。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说：“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还在于他为官正直敢为，“洗冤泽物”，勤政惩腐。他长期在基层担任为民办案的工作，做到秉公执法，不因上司的喜好，鱼肉百姓。在南安，有一个囚犯，按照法律不应当判死刑，转运使王逵却要以严刑治办，众人虽觉不妥，但无人敢言语，周敦颐独自一人据理力争。王逵不听，周子拿出委命状，辞官不干，说：像这样的做法我还能做官吗？用杀人来取悦上级，献媚取宠，我不干了。周敦颐坚持正义的行为感动了王逵，那个囚犯得以免去死刑。周敦颐到南昌任知县，大家争相告知“吾属得所诉矣”，等着周敦颐来为百姓申冤。在广州任职，半年时间，巡视了整个广南东路，他尽人职事，“务在矜恕，以洗冤泽物为己任”，以致得重疾而辞官。

（三）为政严治，用制度规范不能贪腐

周敦颐是封建社会一个地方官，勤政、爱民的好官。为百姓洗冤，禅尽心力；勤政惩腐，却毫不手软。熙宁三年，他转为虞部郎中，擢提广南东路刑狱，成为广南东路的长官。他的职责是“掌察所部之狱论而平直曲直，所至审问囚徒，详复案牍，凡禁系淹延而不决，盗窃逋窜而不获，皆劾以闻，及举刺官吏之事。”（《宋史·职官七》）周敦颐于熙宁四年正月初九正式领命提点刑狱事后，巡查了广南东路的大部分州县。他巡按到端州（端州当时辖高要、四会两县，治所在高要县），境内有一条端溪，端溪盛产端溪石，石坚实而又很细润，用作砚台，“发墨不损毫，书写流利生辉”，深得文人的珍爱，刘禹锡有“端州石砚人间重”诗句。从唐朝开始，端州的老百姓就采端石作端砚，形成了一种传统的手工艺，并以此谋生。当时端州的知守杜咨，把国家百姓的财产据为己有，把采端石作砚，作为自己的专利，召集民工为之采伐，不准百姓采石，其他的州官也纷纷仿效。弄得当地的老百姓无法生存，非常怨恨，称端石为“杜万石”。周敦颐巡按端州，对杜咨的行为深恶痛绝，对杜咨进行了惩治。没收了被杜视为个人专利的端溪石，收归为国家所有，让百姓开采。周敦颐本是处罚杜咨就可以了，但是怕处理了一个知州，若是换一个知州也像杜咨那样，那又怎么办呢？于是他直接上奏皇帝报朝廷，请求为端州敕定一条禁令：“凡仕端者，取砚石毋得二枚。”制定禁令，每一个到端州来做官的人，只能获取一枚端砚，不能超过二枚，否则，严惩不贷。这样就从根本上杜绝了为官者从端石牟利的贪污腐败行为，因为连自己使用尚且不得超过两枚，那么从中牟利，就更不允许了，因而“贪风顿息”。在广南东路任职期间，周敦颐是“尽心职事，务在矜恕，以洗冤泽物为己任，虽荒崖绝岛，瘴疠之乡，皆必缓视徐按，不惮劳瘁，故得罪者俱无憾”（度正《年谱》）。

三、研究周敦颐廉政思想的现实意义

周敦颐的廉政思想和他廉政的践行，是一笔优秀的文化传统资源。他的廉政思想为我们现代治国理论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他的廉政自律实践，为我们为官行政提供了典范，他是我们一切以人民利益至上的中国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我们要继承发扬其廉洁文化的优良传统，建设好现代廉政理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廉政治国的土壤。

（一）必须思想引廉，坚定理想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说：“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初心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要把牢理想信念“总开关”，特别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周敦颐作为一名封建官吏，尚且无论是从政为官还是退养山林，始终以“诚”立身，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对于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讲，更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对国家和人民伟大事业的无比信心。近年来被查处的干部出现违纪违法问题，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根本的是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在生死考验、利益诱惑、困难挫折前松懈了斗志、忘却了身份、丢弃了忠诚”。理想信念“偏航”，“总开关”失控，导致其行为失范，最终滑向堕落的深渊。一要信念坚定。对于党员干部而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至关重要。只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只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经得住各种考验，走得稳、走得远。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二要对党忠诚。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党员干部必须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最根本的政治要求，坚持所有工作从政治高度分析和把握，始终坚定政治方向，把对党的忠诚体现在实际行动和扎实成效中。三要“求真求诚”。坚持“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鲜明政治立场，提倡“为民”“勤俭”“艰苦朴素”“清廉”，对腐败“零容忍”等价值理念，形成层次分明、内涵丰富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廉洁政治观。要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理论阐释和宣介，锻造党员干部的党性、淬炼党员干部的作风品格，培育和弘扬清廉文化，使党风、社风、民风为之一新，廉荣贪耻、崇廉尚洁的社会文化逐步形成。

（二）必须清正守廉，做到廉洁自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周敦颐一生为官始终洁身自爱，如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以致临死前“视其家，服御之物，只一竹筐，钱不满百”（潘兴嗣《濂溪先生墓志铭》）。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坚守立场、洁身自爱。一要守得住清贫。清贫是纯洁思想道德的“净化器”、防止蜕化堕落的“防火墙”、治疗腐败变质的“杀虫剂”，它能让人的思想、品质、人格得到磨砺，让人冷静、坚强、豁达，要力戒贪图享受没，经受起灯红酒绿的诱惑和考验。二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寂寞，就是要始终保持平常心，自己调节心态，寻求心理平衡，做到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要慎独自律，防微杜渐，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重视自己的道德尊严和人格形象，培养和坚持健康理智的生活情趣和积极向上的道德追求，珍惜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社会声誉。三要抵得住诱惑。清正廉洁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开启人生幸福之路、家庭兴旺之本的重要保证，更是直接影响党风、政风、民风好坏的大事。领导干部要明辨是非、克己慎行、去俗就雅，始终保持健康心态，养成很强的定力，不为欲所困，抵得住糖衣炮弹的攻击，切实做到金钱面前不伸手，美色面前不动心，利益面前不攀比，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经得起考验。

（三）必须制度固廉，实现权为民用

权力是把双刃剑。秉公用权，可以造福百姓；以权谋私，就会祸害人民。领导干部如果在权力观上出现偏差，把权力当作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的工具，就必然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出现滥用，造成公共权力的异化，最终也使自己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周敦颐为官多年，始终信守“天地至公”的理念，以“公于己者公于人”的精神，推己及人，率先垂范，从不以权谋私。要按照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总要求，在做实做强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的同时加强对各类监督主体的领导和统筹，强化纪委监委协助推动功能，构建全覆盖的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把监督工作逐步延伸到公权力运行的每个角落。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一方面，要明确权力来源，为人民掌好权。另一方面，要正确行使权力，自觉接受监督。近年来永州市推行道县集权力清单、风险清单、防控清单、责任清单、工作流程于一体的“四单一流程”制度，形成了权责清晰、流程规范、风险明确、措施管用、监管有力的权力运行模式，构建起用制度控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长效机制，形成严密的制度体系和约束机制，促使刚性约束转化为党员干部自觉行动。目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内容更加科学、结构更加完备、执行更加有力，开启了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新时代，用制度保障“出淤泥而不染”，很好地筑起了党员干部“不能腐”的防火墙。

（四）必须惩治促廉，推动标本兼治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把握“惩、治、防”辩证统一关系，坚持严惩腐败与严密制度、严格要求、严肃教育紧密结合，全面排查整改突出问题，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做到一案一警示、一案一整改、一案一治理，不断提高综合治理效能。要着力在全社会培育清正廉洁的价值理念，引领以廉为荣以贪为耻、以洁为美以污为丑的价值追求，逐步使廉洁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惯。近年来，永州市纪委监委把推动查办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后半篇文章”各项工作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出台《关于加强以案促改，做好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的实施意见》，通过读一本警示录汇编、制一部警示教育片、写一篇心得和体会、开一次警示教育大会、受一次廉洁家风洗礼、打一套整治“组合拳”等“六个一”活动，深化以案为鉴、以案释纪、以案促改，持续净化永州政治生态，取得非常好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对先人传承下来的廉洁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有扬弃地继承，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思想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