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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政论的欢歌:思想为什么有力量?

来源:红网 作者:王小杨 编辑:陈晓丹 2022-05-06 20: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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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说过,世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那思想为何能打败利剑,思想的力量从何而来?

近代以来,华人报刊评论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那批政论家们似巍峨群峰,以笔为媒,叱咤风云。在这场“思想狂欢”中,我们可以窥见背后那股涌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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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韬是中国近代政论的开创者,不可否认的先驱。

1874年2月4日,他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家以政论见长的报刊。从《循环日报》的名称,我们可捕捉到王韬想要表达的政治改良寓意,“渐进循环”而不宜求“速度”“突变”,启“文人论政”之先河。我们还可以由此期待,在周而复始之中,中国能再度成为强国。

曾游历欧洲各国的王韬,他希望借助报刊“达内情于外”,回应西方报纸在突发事件报道中混淆黑白、抑中扬外的乱象。在他看来,既然外国人在中国办报曲解事实,那我们就不能在外国设报馆,以纠正谬误、宣扬国威吗?

不仅如此,王韬在他的办报生涯中,始终坚守“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这一《循环日报》的思想宗旨,宣传变法自强,为改观中国落后贫困的现状而呼喊,透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以“清新的文风,革新的文体”,写了《原道》《变法》《变法自强》《洋务在用其所长》等一系列鲜明的政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爱国情怀跃然纸上。

他的政论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或对比国内外局势,以找出富国之策。他在《变法(中)》就提到,“至今日而欲辨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他以此“通外情于内”,不得不说是引领时代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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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再说说因“时务文体”而名声大振的梁启超。

从1895年12月编辑《中外纪闻》,他开始在言论界初露荷角,最后到1922年主编的《改造》停刊,走过27年的办报生涯,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政论。他以气势磅礴、情感炽热的政论,在中国言论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梁启超的文章不仅“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文风恣肆汪洋,而且有智有识,成为评论界学习的典范。如《新民说》全文20节,连载34期,约11万字,成为反封建宣传的重磅力作,被争相传诵,威震海内外,足见思想的力量。

在评论写作中,他能长能短,变化自如,且首创“短评”。他在《清议报》开设了时评性的“国闻短语”专栏,针对热点时事发表见解,字数多则三五百字,少则几十字,一事一议,简要明快,受到读者喜爱,甚至被当今评论界一些人称为“新媒体大咖”。如《济济多士》(182字)、《奴隶与盗贼》(154字)这些短平快的文字,虽短富有战斗力。

正因为心中有一股浓烈的家国情怀,他倡导变法、广议时政,在波诡云谲的时代变动中,以笔尖为武器,“不惑、不忧、不惧”,用创造性的时务文体抨击腐朽,唤醒国民。一篇《少年中国说》,一句“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这对中国未来的满怀期待,如此热切宛如昨日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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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湘江评论》。

(三)

泱泱中华,文章大国,毛泽东绝对是群山中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他的革命生涯,是从办报撰写评论开始的。1919年7月他被推选为《湘江评论》主编,在这仅出版短短四期和一期临时增刊的刊物上,他撰写了36篇言论,从此开启了他评论写作的生涯。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美国政府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后,为狠狠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丑陋本质,毛泽东先后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雄文,堪称文笔与思想兼具的经典。

他说,革命夺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枪杆子他是没有拿过的,而笔杆子一直握在手中,如握着千军万马的分量一般。他文倾江海,为中国革命写出了一个“星火燎原之势”。管他是战火纷飞,还是硝烟弥漫,他以笔为枪,文字如大江大河奔流直下,在舆论战场上总是完败对手。

欲以写作为志业,他用心至深。“直到解放后,他身为党的领袖和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犹不止一次地向人表示,向往当一名报刊专栏评论作家,替报纸写点文章,写点杂文。”可惜得日理万机,专职当一名专栏评论作家,有些不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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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除了王韬、梁启超、毛泽东这些具有标杆的政论人物外,19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还有一批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

譬如李大钊,他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政论传统的开启者。在39年的短暂一生中,他从1913年4月1日发表第一篇政论《大哀篇》,到1926年被捕,13年间不断变换着笔名,写下了近500篇政论。《庶民的胜利》《“中日亲善”》《真正的解放 》,这些代表作体现出高度的政治远见、浓厚的辩证色彩、澎湃的青春激情。

譬如邹韬奋,他接任《生活》周刊主编,开启了他“一刊被停,一刊继起”的评论生涯。他一生在为抗战呼喊,他通过犀利之笔,以报刊言论为阵地,呼吁抗日救国。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邹韬奋在《全民抗战》上发表了社论文章,指出问题的实质是党派竞争,而非单纯是有所谓“军令”“政令”的问题。这篇社论送审后被国民党当局扣发而“免于刊登”,当天的报纸则直接开了个“天窗”以示抗议。

譬如张季鸾,作为近现代影响比较大的政论家,他的言论之路,也是“报恩之路”。他的父亲在总兵刘厚基和知府蔡兆槐的栽培下考取了进士,于是因感念刘、蔡的恩情,在家中设立了二人牌位,令后代祭祀。这深深影响了幼年张季鸾。他也同样受到了延榆绥道陈兆璜等恩人的帮助。这些经历,令他从报亲恩,走向报国恩,也就是“文章报国”了。

这份政论家的名单可列得更长,所举的这些案例仅是些粗线条的梳理。尽管有些政论家不可避免存在一些时代局限,如王韬政论写作主要面向当权者,也没把政论当成传播信息的手段等,但他们仍不失有一个共同点:以精警之笔,在思想领域一路狂欢,怀揣着一份深厚的家国情怀。

无论如何,那批知识分子以笔为媒,自外部切入参与政治,谱写了一首近代政论的欢歌。回望那段思想狂欢的岁月,或许许多人都会意识到,这里面,有我们可以凭依而穿越迷雾的力量。

思想有力量,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家国。

来源:红网

作者:王小杨

编辑:陈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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