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省社科联原主席郑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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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毛泽东从韶山来到长沙求学，1920年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一个典型的传统书生，历经十年，转变成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和导师。

一、从传统文化，主要是湖湘文化吸取营养

毛泽东少年时期功名思想与爱国思想并存。他跟斯诺说，他从小熟读四书五经。传统文化的教育和风云激荡的救亡潮流，促使他形成早期立志的思想。“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910年，毛泽东离开家乡时改写这首诗赠给父亲以明志。随着青年毛泽东与日俱增的求知欲，其“立志”内容也日渐丰富。他把探求真理融入到“立志”中，写下“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立志于身心修养。1915年9月，在写给萧子升的信中他认为，“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

推崇曾国藩，立志做圣贤。曾国藩是湖湘理学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认为同时代最了不起的人有4个，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他认为孙中山和梁启超没有什么本源的东西，康有为多少好一点，但是康有为的东西也不是正宗。说完其他三个人之后，毛泽东说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毛泽东在他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记录了对《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的学习心得。他为自己确立了做圣贤的人生目标。“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他敬佩范仲淹和曾国藩，他说“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这是毛泽东《讲堂录》中记下的一句颇值得留意和深思的话。其中“办事”是指从事具体的政务；“传教”指象范、曾一样推崇义理之学，注重抓大本大源。曾国藩集“办事”与“传教”于一身的特点，对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很有吸引力。他在一师读书期间，曾与同窗萧子升交流对读书的看法，“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那么如何才能通其常识呢?他说，“首贵择书”，他认为读好曾国藩所纂的《经史百家杂钞》这本书，读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

毛泽东把学习研究哲学作为寻求大本大源的途径。以大本大源“动心”，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说：“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他制定了一个“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在一师期间，如饥似渴、博览群书。仅《讲堂录》记载的就有20余种，他曾经在湖南省图书馆自学读书半年多时间，过得很清苦，“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划粥，冀可勉强支持也”。

毛泽东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学习和借鉴。关于楚汉文化，对屈原、贾谊、司马迁和《楚辞》高度赞扬；对申韩、秦始皇的法家思想深藏于胸、屡加赞赏，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有人说他对法家“两头热”；墨家主张“兼爱”“节俭”“苦行”“豪侠”的思想，他对墨家思想十分看重，推崇和践行；对道家思想了然于胸，喜欢老庄，深受其辩证法的影响，《矛盾论》是代表；儒家大同思想，康有为《大同书》和“三世”思想，甚至对佛学也有独到见解，“眼耳鼻舌身”与“心经”相合。后来他提出“古为今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方针。他一生以传统文化为思想武器，以史为鉴、以史治国、以史治党，与他年轻时期的知识基础和学问格局密切相关。

毛泽东读书既读庙堂也读江湖，很接地气。他回忆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他还说：“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从毛泽东读过的这些小说的内容看，它们多半是描写“均平”“精忠报国”和追求“理想天国”美好生活的故事。毛泽东回忆说，这些小说“对我影响很大”。

二、时代风云和变革大潮对毛泽东产生巨大影响

毛泽东17岁到长沙，他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大约是在1920年，他27岁。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新文化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五四运动，时局的震荡，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展，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探索和追求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此时，毛泽东思考的两大问题：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问题。他看到《盛世危言》和一本论述中国有被列强瓜分危险的小册子后，看到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15年5月，为揭露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卖国行为，湖南一师的学生编写了《明耻篇》，毛泽东阅读该书后，在封面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直接反映出毛泽东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心。他的思想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明确地树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

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后来毛泽东谈到他读小说的时候说：“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小说中所描述的种种极不公平的社会境况，深深震撼着毛泽东的心灵，驱使他去寻找解决这一不合理现象的办法。他在一师读书期间就开始做农村、农民的社会调查，后来和杨开慧专门到韶山做农运工作，他亲眼目睹湖南农民受到的沉重的剥削和深重的压迫。那个年代，湖南先后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饥民抢米风潮。所以当革命浪潮袭来的时候，毛泽东挺身而出，积极投身。他在学校组织学友会，开办工人夜学，发起“新民学会”。后来他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早就打下了思想基础。

学习西方思想开阔眼界，收到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到长沙之前，他读过康有为、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从此开始直接接触西方学术思想。他曾阅读了《校邠庐抗议》《盛世危言》。1912年，他利用半年时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博览群书，进行自修式的学习，阅读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书籍，如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和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等，开拓了他的视野，西方国家国富民强的状况，深深触动了青年毛泽东。当他读了《世界英雄豪杰传》后，对书中的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等复兴民族、拯救国家的英雄豪杰，以及孟德斯鸠、卢梭等著书立说、改造思想的启蒙思想家非常崇拜，并感慨中国也需要有这样的英雄人物，实现富国强兵，使他的民主启蒙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得到了升华。

重视个人的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毛泽东在阅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就思考，个人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其他万事万物的价值是依靠个人而存在的，如果个人不存在了则万事万物也就没有价值了。因此，个人价值要高于万事万物的价值，但凡有压制个人价值，违背个性的，都是有悖于客观规律的。这本书是杨昌济先生任课时提供的教材，很多学生听不懂、不喜欢这门课。但是毛泽东非常的认真阅读，并做了12000多字的眉批笔记。当时毛泽东在一师的同学杨韶华把这本书借走，因为战乱无法还回，新中国成立以后还给毛主席，毛主席抚摸着这本书很有感慨。

梁启超和杨昌济是对毛泽东的影响非常大的两个人，杨昌济尤其对毛泽东个人修养影响很大，他的丰厚学识和人格魅力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他在湖南一师范教授修身和伦理学等课程，所教授的教材就是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和王阳明的心学，新康德主义伦理学关注人格的“超越”和“自律”，这给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社会实践是转变的动力

社会实践是根本动力。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游遍四宇尚已。”1917年夏天，毛泽东与同学萧子升在暑假期间，到了长沙、宁乡、益阳、沅江和安化等地的农村游学，对农民疾苦和农村生活有了深入的了解。1918年的暑假，毛泽东又与同学蔡和森到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进行考察游学。他还在岳麓山下组织开展“新村”试验，组织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组织湖南学生总罢课呼应五四运动，参与组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创办《湘江评论》，亲自撰稿40多篇。这些事件既锻炼了青年毛泽东社会组织能力，又体现了他改造旧社会和旧中国的决心。

锻炼坚强的意志。为了实现自己执著追求的理想，他刻苦实践，锻炼身体，磨练意志，寒冬腊月，坚持冷水浴；迎着狂风高声朗读唐诗。一天夜晚，雷电交加，毛泽东浑身湿淋淋地来到蔡和森家，原来，他刚从岳麓山跑下来。问他原因，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一下“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是《尚书·尧典》里面的一句话。所以他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正是他意志力的真实写照。他后来说，长征能走过来，与我特别注意锻炼身体有关，既是锻炼身体也是锻炼意志。

培养独立的个性。毛泽东认为人要有主心骨，有独立人格。培养独立人格，学好哲学是关键。他指出：“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里说，一方面追求大本大源，重视哲学思考；另一方面，崇尚实践出真知。他说，“学皆起于实践问题”，“凡吾所知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他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而必须“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他千方百计身临其境地深入社会底层调查研究，了解民情、社情、国情。

四、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是转变的关键

十月革命的影响。从湖南一师毕业后，毛泽东的两次北京之行成为了其人生理想的重要转折点。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是在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期间，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筹划赴法勤工俭学活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中国，给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改变中国贫弱面貌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他第一次到北京期间接触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主要还是从《新青年》的文章以及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交往中，初步了解到一些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有了些感性认识。

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在北京期间，经过杨昌济推荐，毛泽东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担任助理员，并结识了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因工作关系，毛泽东经常向李大钊学习请教，也接触到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李大钊也对这个湖南学生运动领袖非常欣赏。在他的指导下，毛泽东研读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并聆听了李大钊的多次讲演。他回忆这次北京之行说，他曾在李大钊的帮助下，迅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李大钊的影响和帮助下，毛泽东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真研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书籍，使得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加深入理解。同时，毛泽东还结识了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

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是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期间，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当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更加广泛深入。此次北京之行，毛泽东与李大钊的联系更加紧密，李大钊向毛泽东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第二国际垮台、第三国际建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等共产主义的发展情况。毛泽东曾在多次场合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决心走俄国人的路。这期间他与蔡和森探讨，对于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毛泽东对蔡和森关于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通过组织中国共产党，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打击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表示非常认同，并且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法，而对萧子升等人用和平手段，来实现全体人民的幸福，从理论上是讲得通的，但在事实上无法实现，因此并不认同这个观点。

与改良主义划清界限。他也清楚地认识到了政权的重要性，强调通过武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政权就不能领导人民发动革命，动用力量保护革命，更不能完成改造社会的重要使命。毛泽东为什么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就对它产生了如此强烈的热望？这绝不是偶然的。在毛泽东当时的认识中，被社会改良主义者们所歪曲的那种平等和谐的社会理想，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墨家的“兼爱”思想，老庄的“出世主义”，儒家的“大同”思想与现代西方思想杂合的结果。其宣扬的本质内容与青年毛泽东所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少年时期所读过的那些对他“影响很深”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均平”思想的影响不谋而合，因而引起了青年毛泽东极大的兴趣。

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发展。这从他离开北京回到长沙，在领导湖南五四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为样板而创办《湘江评论》。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文字，都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每周评论》和陈独秀、李大钊文章对他的影响。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在他们的影响下，“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五、青年毛泽东思想的转变的启示

青年毛泽东思想的几个重要转变：

（1）人生观从小我走向大我，从谋生、谋取功名到成为圣贤。从自我价值到社会价值。从实现自我到改造中国与世界。

（2）价值观从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3）世界观从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从传统文化为主，转向马克思主义者。

（4）从毛泽东转变的过程来看，总的来讲，毛主席有一句话说得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刚刚在中国开始传播就引起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深刻变化，就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思潮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一方面是十月革命作出了榜样，十月革命解决了困扰中国七八十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而且还提出了平等待我中华的外交思想，这无疑对苏俄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产生了榜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有很多东西对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引领作用。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很多东西是相通的，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追求平等的阶级斗争思想和小康、大同思想，湖湘文化中的爱国思想、经世致用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学说、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都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这些思想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互相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内容。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省社科联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