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和研究党史，不能仅仅局限于党史，而应该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历史观，即“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他主张，我们的历史视野中要有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500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史、近代以来18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发展史、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要通过生动、深入、具体的纵横比较，把一些道理想明白、搞清楚”。换言之，要运用古今纵向比较、中外横向比较方法，以宽广的视野和世界眼光来看党的历史。这和毛泽东学习研究党史的根本方法“古今中外法”不谋而合。如此，则更能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

中国共产党改写了近代以来外患频仍的历史

从抵御外侮、坚决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政党、哪个政府能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相比。晚清政府积贫积弱，无力抵御外侮，首都北京两次被攻占。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8月3日从天津出发，10天就攻陷北京，战后被迫签订空前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晚清政府无能、无耻的最好说明。

国民党统治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忍再忍，一退再退，一让再让。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10900人，东北军20万，三天丢掉沈阳，一周丢掉辽宁，二个多月东三省沦陷。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7800人，29路军10万，一个月华北沦陷。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一方面是因为帝国主义凶残，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软弱，更在于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从军事上扭转了败势，改写了近代以来外患频仍的历史。近代以来，“炮舰外交”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通行证，西方各国的炮舰纷纷涌入长江，自由航行，为所欲为。但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绝不同于晚清和国民党的军队。1949年4月20日，在渡江战役前夕，对于悍然闯入南京江面的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军舰，解放军奋起炮击，打得该舰举起白旗（白旗是由两条白色的大床单做的，说明英军多么狼狈），宣告了“炮舰外交”的终结。这是一百年来，中国第一次敢于正面痛击外国军舰！是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扬眉吐气的开始！外国军舰在中国内河耀武扬威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后，我军第一时间向毛主席做了汇报。主席并没有担心英国人的报复，也不关心谁先动手的，只是淡淡问了一句：打赢了没？这一消息在海外报纸刊载后，许多留学生、学者由此认识到解放军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支中国军队，新中国也不同于以往的改朝换代，于是纷纷回国报效，中国核武器的创始人之一程开甲、著名化学家傅鹰便是由此认识共产党和解放军，历尽艰辛，几经周折回国。

1950年的抗美援朝，不仅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而且用对方懂得的方式展现了我们的民族实力，从此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彻底根绝了数千年的匪患

绑票、勒索、打家劫舍、占山为王，匪患数千年绵延不绝。《水浒传》就是土匪生活的真实写照。尤其是民国时期，土匪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影响之大，危害之深，为世界各国所罕见，而且它的存在和发展同民国相始终，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危机的严重化程度。特别是湖南湘西，土匪肆虐，被称为中国社会治理的“盲肠”，连年的匪患使得田园荒芜，民不聊生。更有甚者，有的土匪可谓是“土匪世家”，新晃县的姚大榜便是24代为匪，即从明朝、清朝直至民国，数百年为匪。历朝历代，虽然也曾剿匪，但旧政权官匪一家，养匪纵匪，剿匪越剿越多，甚至派出去的剿匪部队反而被土匪所剿灭。而新中国建立之初，仅仅一年半时间（1949年冬-1951年春），便运用军事、政治手段，彻底根除了湘西匪患。历经清末、民国、新中国的“三朝元老”、多年主政湖南的程潜坦言，在他主持湘政时期，多次想解决湘西土匪问题，却因旧政权弊端而未能如愿，而解放军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便廓清了湘西匪患，实是对湘西人民的一大功德，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1934-1936年的红军长征，“ 历时之长、规模之大 、行程之远 、环境之险恶 、战斗之惨烈 ，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是站在中国历史、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客观评价长征的，正因为长征具有跨越时空、跨越民族的恒久魅力，是人类的英雄史诗。长征的影响早已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1999年，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编辑出版了一本名为《人类1000年》的精美画册，定出了从1001年到2000年一千年间的“100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和人物”，毛泽东和他领导的长征双双入选。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列入这一千年间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事件有三个，即公元1100年火药武器的发明，使人类战争从此进入热兵器时代；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帝国的建立，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融合；以及1934年开始的长征。

长征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意义。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是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到达陕北采访了毛泽东和其他红军领导人，斯诺深刻认识到长征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高度评价长征是部“英雄史诗”，是“一次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远征”，是“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远征”，斯诺并且预言：“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西行漫记》158-18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

随着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的英文书名）在国外一版再版，红军的传奇故事不胫而走，令亿万读者为之动容。在长征精神的感召下，加拿大的白求恩医生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奔赴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美国总统罗斯福三次召见斯诺，并预见到有朝一日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某种关系的可能性；日本著名学者河上肇在阅读过程中，再三掩卷落泪，感到即使是风烛残年的老翁，也能从此书中获取力量，他深信，经过十年内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勇红军，将是日本侵略军难以战胜的。还有一些人则敏锐地意识到，“此书标志着西方理解中国的新纪元”“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未来的中国”（参见蒋建农、王本前著《斯诺与中国》，131-13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美国一些研究长征的学者，不约而同对长征体现出的人类大无畏精神给予了最高评价。美国人I·G·埃德蒙兹有本著作的书名就是《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美国记者哈里斯·索尔兹伯里写下了一本全景式展示红军英勇无畏精神的杰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赞颂长征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当前亟需以长征路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因为第一，长征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不畏惧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象征。长征路线申遗有助于增进世界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消除对中国的误解。在外国人的心目中，长征是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伟大精神的体现，长征“赋予中华民族以许多世纪以来所未曾见到过的异乎寻常的团结和非凡气概”“揭示出民族精神遗产之博大”（新华出版社《纪念埃德加·斯诺》）。他们把长征和长城、长江看成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第二，长征路线申遗有利于对全体国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长征中体现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定的理想信念、藐视一切困难的勇气、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等，是对广大国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素材，也是今天特别需要继承和发扬光大的。第三，长征路线申遗有利于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我国已拥有多个世界文化遗产，但没有一个是近代文化遗产，更没有一个属于红色文化遗产。长征路线申遗如果获得成功，将增强中华红色文化的美誉度和知名度。第四，长征路线申遗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理念。世界文化遗产的根本特征是“杰出普遍性的价值”，其具体标准有六个，必须满足其中至少一个，其中第二个标准为“可以表达人类观念的一个转变”，第六个标准为“与有特殊意义的世界或者现行的某种传统、思想或者文学艺术有直接关联”。

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六百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雪山就有二十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书写了世界政党史的丰碑

政党制度是舶来品，17世纪以后，欧洲国家产生了政党，并在后来逐渐演变为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中国从1911年10月政党活动公开到1913年底，基本具备近代政党性质的有312个。当时影响大的政党，除了孙中山、宋教仁创建的国民党外，还有从清末立宪派演变而来的统一党 、进步党和共和党等。成立于1911年的中国社会党，相当吸引人们的眼球。中国社会党以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为基础，以个人自治、世界大同为目标，主张“非私产、非家族、非宗教、非军国、非祖国”主义，并号称追求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 实际上却是无政府主义 。1920年春节前夕，在从北京到天津的途中，陈独秀和李大钊相约建党后就公开发表文章说，他们要建的新党为“社会党”。后来听了李大钊的建议，综合了其他方面的意见和考虑，他才放弃了这个取名方案，将他们要建的新党定名为 “共产党”。

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时代发展趋势来看，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共产国际一大、二大召开以后，世界各国共产党纷纷诞生。据统计，从1918 年到 1922 年，全世界有 40 多个国家相继成立了共产党。中共一大召开的1921年，包括中国在内，便有美国、加拿大、卢森堡、意大利、葡萄牙、罗马尼亚、捷克、比利时、瑞士、圣马利诺亚、蒙古、新西兰、南非等 14 个国家成立了共产党。这些共产党创建时，都曾制定了纲领、章程，发表宣言，向世人宣告其为什么要建党、其奋斗目标是什么、如何去实现这些目标。换言之，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来看，中国共产党初创时，并无特别引人注目之处，所有人都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手中没有枪，兜里没有钱，只有心中的“主义”和全国58名信仰相同的追随者。中共一大召开时，只有几个小组，几十名党员，也没有什么影响。早期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胡乔木说：“‘一大’开过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连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七年后，1929年5月印维廉《中国政党史》在中央图书局出版，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叙述中国各政党之创始、繁盛、失败、复兴、分化、现势；下篇叙述中国国民党的主义、政纲、组织、任务等，全书居然对中国共产党只字不提。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却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百年历程创造了“在苦难中铸就辉煌，在奋斗中创造奇迹，在挫折中重新奋起，在绝境中浴火重生”的奇迹。反观当时盛极一时的政党，民国初年历史最悠久的国民党早已败退台湾，影响最大的中国社会党早已销声匿迹，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则名存实亡，或者丧失执政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则蒸蒸日上，充满生机和活力，成为全世界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共产党，书写了世界政党史的丰碑。

从历史长河看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不是要躺在功劳簿上，而是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信心。二千多年前的庄子曾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毛泽东多次引用了这句话，并解释说：“‘作始’就是开头的时候，‘简’就是很少，是简略的，‘将毕’就是快结束的时候，‘巨’就是巨大、伟大。这可以用来说明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有生命力的国家，有生命力的人民群众，有生命力的政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1945年4月-6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04）。2017年10月3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时，也引用了“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当时他指出，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初创时非常简略，越到后来事业越巨大，而面临的任务也更艰巨，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的真实写照。

（本文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