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中国五大淡水湖之首的洞庭湖，自然孕育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与文明。从洞庭湖西域的津市虎爪山、澧县城头山，到安乡县汤家岗遗址、华容县七星墩等，这里已经被考古发掘证明是中国史前文明的“南方高地”。因为洞庭湖区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养育了历史时期代代中华儿女，巴人东迁，糜人安居，都以湖区为目的地。春秋末期，楚人越过长江向南拓展，通过不断经营成为楚国的粮仓，号称“江南”。虽然人文的、地理的“江南”，其位置在历史上不断变迁，但“江南”这一在中国历史辞典里代表着富庶和殷实的文化符号，最早指的就是楚国的江南洞庭湖地区。秦汉以还，无论是永嘉之乱、安史之乱，明末清初江西填湖广，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跃进时期国营农场建设高潮期间，洞庭湖区一直是历次全国范围大移民的重要目的地。它承载了大量的人口，滋养了千千万万的民众，是名副其实的母亲湖。

洞庭湖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是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棉油、水产养殖基地，是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均用“稻饭羹鱼”“虽无千金之家，亦无饥馑之患”来描绘其社会经济生活，稻饭羹鱼也成为鱼米之乡在不同时期的代名词。洞庭湖给予人类以慷慨和丰厚的回报，除养活这一地区的民众外，明清以来，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粮食输出地。到清乾隆年间，随着洞庭湖区围垦洲土高潮的出现，劳动力、农业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叠加湖区，湖南省的耕地面积急剧增加，粮食产量逐步赶上并超过湖北省。新出现的民间谚语“湖南熟，天下足”进而取代了“湖广熟、天下足”。“粮船结队下长江”，供食天下，洞庭湖区成为最重要的国家粮仓，也一直是全国九大商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

洞庭湖区的农业文明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往往与湖南省其他区域有所不同。湖区的农业，表现出来最显著的特征是御水和排渍，体现出一种抗洪文化。堤垸就是民众百姓的家园和命根子，防汛抢险需要协作，它不需要争夺，而是顽强守卫，特别需要一种万众一心、团结拼搏的文化。湖区又是一个开放的移民社会，五姓杂处，宗族势力相对薄弱，风俗习惯上崇尚由繁入简，移风易俗尤为趋同。移民向来不太安于现状，而富于开拓精神，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相对迫切，湖区民众被赋予了一种与传统社会大众心理稍微不同的群体性格。这也是我们在研究洞庭湖区经济社会发展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现象。

洞庭湖独特的流寓文化，以忠君、爱国、忧民为主题。《岳阳楼记》，是对流寓文化主题的概括。范仲淹是吴县人，他到未到过湖南，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但安乡县旧有范公读书台遗址，表明了湖南民众对他的喜爱。关于《岳阳楼记》和洞庭湖文化的关系，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因为洞庭湖所处于的区位，历史上重要的政界人士和文化名人大都到过湖区，特别是被贬谪的失意政治人物和遭到流放的文人士大夫，形成了洞庭湖流域地区独特的流寓文化现象，从屈原开始，到贾谊、李白、杜甫、刘禹锡、柳宗元、韩愈、寇准等等，蔚为大观。流寓文化从屈原起逐渐形成忠君、爱国、忧民的思想主题，迄至范仲淹应滕宗谅之邀在河南邓州花洲书院写作《岳阳楼记》，对流寓文化的主题作一个总的概括，那就是儒家主流文化所倡导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条思想的脉络是十分清晰的；其二，范仲淹之后，湖南人不断总结和发扬从屈原到范仲淹的这个文化传统，上升到湖湖文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思想内核。年轻时的左宗棠专门用“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作座右铭，勉励自己。经专门检索道光以来有关洞庭湖和岳州府、县的地方志艺文，以忧乐为题材的占近三分之一，然后是吊屈，咏湘君又次之。到目前为止，这几类题材一直成为核心，在诗词、楹联中尤显突出。洞庭湖诗文繁荣发展形成这样的主题特色，在中国的其他几大湖泊是不多见或者是唯一的。

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在于人们对其高度的认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击中了所有中国人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天下家国情怀。我们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导向和范仲淹本人久宦磨炼的人生经历两个方面来考察，缺一而不可得。一是古之仁人志士，他们的上下求索，“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前贤的不平凡在于教育开导大家把对待自己子女的态度和方式转换到对待他人。这个说法到“先忧后乐”，只差最后一公里，就缺一位圣贤最后来破题。洞庭湖的神奇在于，历史选择了范文正公最后作总结，也为湖湘文化奠定了一块基石。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贬，沦落沉浮于宦海，写《岳阳楼记》时已58岁。这个时节是他人生最灰色的阶段，幼年丧父，孤苦伶仃但不失青云之志；晚年倍受政治对手打击，官场失败但意志始终没有消沉。他与滕子京曾同事于泰州，在五言诗中用“君子不独乐，我朋来远方”赓续孟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个话题。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价值核心，儒家的人生目的又以积极用世为优先，强调通过人物自身的主观努力来改变客观现实世界。人能有自己合理的个人欲求吗？可以有，也应该有。但它会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只有在所有人已经享受，你才能享受人生的欢娱，君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爱国主义的主旋律，重实践、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强悍民风所培养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不抱团、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因素等等。我认为这些精神特质基本上与洞庭湖区人文历史积淀密不可分。分开来说，湖南是中华道德文化的发源地，而在湖南可分为两个源头，一个是湘南地区的舜文化，另一个就是洞庭湖区的德山，老话“常德德山山有德”，说的就是善卷的德文化。湖南又是爱国主义发源地，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爱国主义在当时的主要内容就是忠君和爱民，这个思想由屈原发挥到极致，伴随其流放的足迹遍布洞庭湖区，不断启迪和教育湖南人。从王夫之到毛泽东，他们终身喜爱屈原，祖述屈原，受其滋润泽被。虽然爱国主义在不同时代不断赋予新的内容，却依然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内涵和基石。

洞庭湖的人文历史，不但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旋律，同时也具有丰富多彩的，与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传说故事和民间信仰。如二妃传说、孟姜女、范蠡和西施、柳毅与小龙女、刘海与狐仙等，或人或神，彰显出湖区民众的喜怒哀乐的外表与内心价值世界。这些神话人物也对湖湘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湖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文人士大夫的提倡，其文化基因已传承给湖南女性，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追求理想中的爱情。这个特点是研究者不得不予以重视的。

洞庭湖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文化因素，也为湖湘文化增添了精彩的一笔。洞庭湖文化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既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堡垒，又是其他民间文化和流派的精神乐园。战国末期屈原放逐地沅湘的渔父，世界观是“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追求一种心灵与世事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而晋代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并诗，虚构一个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洞庭湖西部的水乡泽国成为他的精神家园。从渔父的“沧浪之水”到陶渊明的“桃花源”，正是烟波浩淼的洞庭湖为湖湘文化打造了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时空环境。

远眺华容东湖国家湿地公园。图源人民日报，王绮平摄。

湖湘文化和洞庭湖文化不能绝对分割开来。从湖南地理上看，它东、南、西三面环山，中北部为丘陵和平原，因洞庭湖和长江与湖北省毗邻，洞庭湖流域面积略大于湖南省面积而又基本吻合，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独立，非常完整的地理单元。文化也一样，湖湘文化和洞庭湖文化同样也不能绝对分割开来。湖湘文化是整体，洞庭湖文化是分区，洞庭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洞庭湖文化则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湖南省既有“山国”之称，亦有“泽国”之名，泽国就是实指洞庭湖。从三湘到四水，从洞庭湖到九嶷山，从湘东到大湘西，从汉族民众到土家、苗、瑶、侗、白、回等少数民族同胞，和睦相处，差别化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湖南的文化光谱。洞庭湖文化作为湖湘文化的组成部分，孕育和丰富了湖湘文化。

洞庭湖是中国最重要的淡水湖泊，它的地理区位十分特殊，起到沟通东西、连接南北的作用。无论古往今来交通状况发生什么变化，南来北往、从东到西的人士几乎都要通过这一区域，而大凡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尤其是文化人物，几乎都到过洞庭湖，他们或者为官，或者遭贬，或者流寓，都曾流连于这一片区域，“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流寓的文化现象成为洞庭湖人文创作独特的历史机遇，爱国主义成为洞庭湖人文的主旋律和优秀文化传统，流寓过程中面对现实社会问题形成这一地域文化重实践、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流寓湖区的文化大师们自强不息的品质又养成了洞庭湖水域文化的奋斗精神。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和湖泊研究所在大量研究工作基础上，曾提出了洞庭湖水文化的命题。他们呼吁“关心洞庭湖的人们，尤其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对发掘湖湘地域文化内涵的意义与重要性予以关注，对那些体现民族与地域文化特色的民间传统习俗、价值观念及其物质载体的山水景物与历史名胜保护予以充分关心。洞庭湖地区堪称历史文物之邦，拥有许多不可多得、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资源。”他们初步梳理了洞庭湖区域屈原和龙舟竞渡、君山、德山、钦山、桃花源、李杜诗、范文等人文事象。太湖流域的人们，发展出了渔猎、稻作、水利、航运等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独树一帜的太湖文化。英雄主义的“鱼肠剑”和明清时期享乐主义“三千里飞马递鲥贡”，所传播的文化涵义并不深邃，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江西省是人文渊薮，但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曾巩、杨万里、文天祥、汤显祖等等并没有在建树鄱阳湖水域文化中写过主题文化旋律的佳构，陶渊明确有一些田园山水诗，但他脍至人口的《桃花源记》指明却是在武陵，王安石登庐山写了《登飞来峰》，外来的文化大师王勃写过《滕王阁序》，苏轼写过《石钟山记》《题西林壁》，但这些篇什如何能与杜甫的《登岳阳楼》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相比？没法比。 屈原放逐沅湘所形成的流放文化现象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范仲淹所倡导的先忧后乐精神成为湖湘文化的精髓和儒家文化积极用世的核心，二妃传说等构架了中国神话故事中浪漫主义的经典，从“沧浪之水”到“世外桃源”所反映出湖乡水域多元文化因素，把洞庭湖从中国最重要的淡水湖泊提升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湖长”的高度，成为五湖之首。洞庭湖是思想的湖，文化的湖。

（作者李跃龙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研究员、《洞庭湖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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