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书作为革命先辈与家人朋友之间通讯的载体，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特征。它不仅传递亲情，展示出别具一格的情感文化，更带有特定时期的民族色彩，是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历史见证。湖湘红色家书则带有湖南人特有的性格品质，将革命年代的湖湘精神展现在世人面前。

湖湘精神的起源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战国时代，楚国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留下了“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千古绝唱。经过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张栻的著书立说和理学传播，形成了注重实践和经世务实的湖湘学风。湖南邵阳人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近代曾国藩创建湘勇，提出，“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湖湘精神的背后，实则指向的是对国与家的责任担当，即一种浓厚的家国情怀。从古至今，湖湘儿女的骨子里都有着一种“血性”，近代无数先驱为革命事业牺牲，秉承报国为民的炽热情怀和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在黑暗中摸索、抗争，他们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对党绝对忠诚的赤子之心、舍生取义的崇高气节就是一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这样的“血性”是湖湘儿女身上散发出的一种气质，更是一种至诚报国、坚毅顽强的品格。革命家何叔衡在给儿子新九的信中鼓励，“凡你耳目所能听见的，手足所能行动的”，就要勇敢地去做，去尝试，不要“延挨”“畏难”，“绝对不要向人乞怜、诉苦”。这种刚强、务实、不服输的精神就是对湖湘精神的诠释与继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湖湘红色家书中的爱国主义，不仅是爱祖国爱人民，也表现在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主权利益的捍卫者，也是带领全体中国人民走向光明的政党。在广大党员身上，都有着顽强拼搏、坚忍不拔、英勇不屈的意志品格。他们对党的事业有着极高的崇敬与信仰，拥有大无畏精神的献身精神。

湖南湘潭共产党人钟志申于1928年初被叛徒出卖，在给其兄的遗书中说：“我牺牲生命，把一切贡献于革命，是为了寻找自由，为了全国人民求得解放……要记住：共产党是杀不绝的啊！”字句间饱含着一腔热血，为寻求自由、求得解放，钟志申甘愿牺牲，那一句“共产党是杀不绝的啊”壮烈而充满希冀，共产党员也是血肉之躯，但他们却在面临着生与义的考验时，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吴宪猷在给其弟的信中，以无产阶级的角度对革命事业做了分析：“我们要牺牲自己的利益，为无产阶级利益而牺牲、而奋斗。我们时时要莫忘掉了为党服务，无条件地为党服务，接受党的指挥和命令，这是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所应持的态度。”服从党的命令，听从党的指挥是每一位共产党员的义务，为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而牺牲小我，是共产党员高尚的人格魅力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局势趋于稳定。毛岸英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毛岸英却为他感到十分惭愧，批评这是“要不得”的想法。他表明共产党讲的是另一种人情，自己绝不会因亲缘关系而谋私。他义正词严地批评了舅舅这种思想，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将大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个人主义是不可取的。他还将自己比作一颗“螺丝钉”，平凡而普通，“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对于亲戚不正当的要求，他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态度，他的廉洁、公正不仅是出于对共产党事业的尊敬和热爱，也是确保党的纯洁性的做法，对今天的反腐倡廉建设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刘少奇在给儿子刘允若的信中说，每一个人都不应当躲避党和人民的监督。这种家风教育值得今天的党员干部借鉴。

红色革命年代，湖湘先辈们用家书传递出爱国情怀，深深激励、引导着家庭成员、亲朋好友。家书中饱含真挚情感、牵挂不舍，同时传达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他们的精神，鼓舞着更多人为了国家民族未来投身革命浪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科学系统性地诠释蓬勃的湖湘红色文化和爱国主义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激活湖湘红色家书的育人功能，将为培育时代新人和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作者系长沙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