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洞庭湖志》主编李跃龙

● 洞庭湖形成了比太湖、鄱阳湖更有特色和底蕴的湖区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要内容。洞庭湖是思想的湖、文化的湖。

● 说洞庭湖下降为第二大淡水湖是个伪命题，这就是要从源头上解决对洞庭湖的认识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在现实中复原洞庭湖应有的地位。

● 我们要牢牢把握洞庭湖在农业生产、防洪保安和生态屏障上的三大功能，不能偏废，掌握好平衡。

● 实践证明，湖区不抓生态环境的保护，没有前途；湖区不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没有出路。

● 要把稳定和恢复洞庭湖生态水域面积和调蓄容积的整体目标上升到省一级的五年规划和中长期规划考量，分段实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安全、生态安全问题，延缓洞庭湖的寿命。

记者：近些年来，湖南在洞庭湖的生态治理、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相当多的努力，从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频频走访洞庭湖，湖区的生态与经济建设，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您仍提出，“我们要重识洞庭”，那么您认为，我们的认知仍然存在哪些问题？

李跃龙：2014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颁布以来，湖南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长江经济带建设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指示精神，在转变发展思路上做文章，开展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湖区在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要彻底解决湖区存在的问题，我认为还需要久久为功，打一场持久战。

受江湖关系、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湖泊萎缩、生态退化问题存量大、欠账多，统筹湖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刻不容缓：

①湖泊水量减少，湖体自净能力下降。近年来，洞庭湖水情变化较大，低枯水位提前，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入湖水量由多年平均入湖量的 2501亿立方米减少至2050亿立方米，其中松滋、虎渡、藕池三口入湖水量相应由846亿立方米减少至500亿立方米，荆南四河部分河道断流期超过半年；生态环境恶化。

②湖区农药化肥使用量大，农业源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造成湖体水质总体呈中营养状态，无法达到水域功能要求。湖泊湿地萎缩，生物多样性降低，外来生物入侵日益严重，工农业生产用水特别是人畜饮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发展相对滞后。

③湖区农业比重大，农村人口多，“三农”问题突出。生态保护区、蓄滞洪区发展制约因素多，基础设施滞后，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不高，地方财力比较薄弱。湖泊、河洲钉螺孳生，血吸虫病问题仍长期困扰湖区。

首先，我们要全面、正确认识母亲湖的功能和定位。洞庭湖是我国最重要的淡水湖、调蓄长江的湖泊和国际重要湿地，担负着长江流域生态安全、水安全和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责任。我们要牢牢把握洞庭湖在农业生产、防洪保安和生态屏障上的三大功能，不能偏废，掌握好平衡。比如说历史上形成的开发湖泊湿地的洞庭湖模式，以水利工程项目建设为重点，以向湖泊水面索取生产生活物资为目标，它从根本上忽视了湖泊的生态功能，是不可持续的。又比如说，我们在洞庭湖的生态环境攻坚战中，一些地方不从本地实际出发，层层加码，把生态环境指标提到一个完全难以达到的高度，在自己的脖子上套枷锁，大搞“一刀切”，人民群众不支持不理解，结果自然行不通。

第二，给洞庭湖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应有的地位。洞庭湖是湖南的母亲湖，水情是湖南省最大的省情。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湖区在全省的地位是相当高的，也是最重要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板块。但湖区目前已从历史上的富庶之地变成发展较慢、相对落后的地区。与邻省的鄱阳湖比，从认识到研究，从建设到投资，已有明显的差距。与省内的湘南湘西比，湖区投入太少，基础设施已明显落后。我们花了大量的精力从事贫困县乡村的产业建设，但人口稠密的湖区缺少项目亟须投资。省会长沙在历史上一直是传统湖区，现实中的城区也属湘水尾闾，望城、宁乡的一部分也位于湖区，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范围整体上撇开长沙市，无疑在降低这个规划的影响力。这些都属于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我们轻视了母亲湖。

金秋的洞庭湖湖光潋滟，片片芦苇随风起伏。水里的鱼儿畅游，天上的白鹭翩跹，眼前是一幅别样的湿地生态画卷。

记者：您说“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偏差，改变了全社会对洞庭的认知”，虽然我们在加强洞庭湖的生态建设，但洞庭湖调蓄长江、保命安民的作用却被忽视了，这种割裂的认知，确实导致了洞庭湖地位的下滑。那么今天“重识母亲湖”对洞庭湖的发展，有哪些现实层面的意义？

李跃龙：我从1980年代开始关注洞庭湖、研究洞庭湖，有30多年的心路历程。要说心得体会的话有3点：

第一点，洞庭湖形成了比太湖、鄱阳湖更有特色和底蕴的湖区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要内容。洞庭湖是思想的湖、文化的湖。

第二点是十年前提出的把洞庭湖当成母亲湖看，就要“孝顺母亲湖、顺从为先”的想法，要实现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到尊重自然、顺其自然，从人定胜天到人水和谐、天人合一的转变。

第三点就是今年提出的“重识母亲湖”，即重新认识洞庭湖的重要性，还原母亲湖的应有地位。

我提出“重识母亲湖”，既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狭隘的地域观念作祟，而是站在严谨、专业的立场，反思我们在认识洞庭湖上出现的严重偏差，正本清源，从而在宏观决策方面少走弯路。在“重识母亲湖”系列的开篇，我分析了1962年出版《十万个为什么》、2006年三峡工程正常运作是认知洞庭湖出现偏差的两条原因，认为洞庭湖仍然是唯一调蓄长江、吞吐长江的湖泊，说洞庭湖下降为第二大淡水湖是个伪命题，这就是要从源头上解决对洞庭湖的认识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在现实中复原洞庭湖应有的地位。

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不仅仅是比《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早出台五六年的问题，本质上是定位大不相同。鄱阳湖的发展定位是：全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示范区，长江中下游水生态安全保障区，加快中部崛起重要带动区，国际生态经济合作重要平台。围绕上述定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要着力构建安全可靠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调配有效的水利保障体系、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重点建设区域性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生态旅游基地，光电、新能源、生物及航空产业基地，改造提升铜、钢铁、化工、汽车等传统产业基地。而没有包括长沙市在内的洞庭湖，给予它的全国大湖流域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保障粮食安全的现代农业基地、“两型”引领的“四化”同步发展先行区、水陆联运的现代物流集散区和全国血吸虫病综合防治示范区5项定位，当然就特别单薄，概念远远大于实质内容。这是洞庭湖的发展规划在国家认知层面大大低于鄱阳湖的滥觞，也是洞庭湖地位急剧下降的一个关键因素。

武陵区丹洲乡沅水洪道湿地。

记者：认知会带来施政方向、发展决策的改变。从这一角度来说，十四五规划当前，重识母亲湖意义重大。那么为了“重识母亲湖”，我们需要作出哪些方面的努力？

李跃龙：即将布局编制的十四五规划，对洞庭湖区发展是一个重要而特别的事件。我们从整个五年规划的历史中可以看出，计划经济年代的每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湖区都是重中之重，但在1990年代以后，湖区在五年计划编制中的重要性一步一步向后退。

我认为，湖南省十四五规划编制中千条万条，洞庭湖区的重要地位要有体现，特别是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中被忽视的重要内容，比如洞庭湖区生态水域面积和调蓄容积稳定并有所恢复；水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水环境质量达到国家Ⅲ类水质标准；引江济湖，改善需水期进流条件；构建江河湖畅通、洪水调蓄、枯水调剂、江湖两利的水网体系；科学制定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调度方案，维持洞庭湖生态水域，等等，这些知易行难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能够进入宏观决策的视野，并且转化为实际行动。

益阳，南洞庭。（图/明健飞）

记者：那么我们接下来还应从哪些角度宣传洞庭湖的重要地位？

李跃龙：洞庭湖的重要性一如既往，没有发生过变化，但现实中它的地位不断下降。作为湖南人、湖南的媒体，首先应该运用最新的研究成果来宣传洞庭湖，而不是人云亦云，沿袭过去的陈词滥调。比如说，洞庭湖是流域面积最大的湖泊，是水量最大的淡水湖泊，是唯一吞吐长江、调蓄长江的湖泊。这些没有任何争议的东西，我们应该大胆地宣传，反复地宣传。但是，我们官方的文件、专业部门的结论和新闻媒体却很少提及这些，是不应该的。

二是在一些有争议的观点上，我们应该有代表湖南省的研究成果和主流意见。省水利部门一直把四水尾闾长株潭城区所属堤垸纳入洞庭湖区来统计，也一直有专业技术人员提出洞庭湖区通江洪道应纳入湖体计算湖域面积，这些意见被官方和主流忽视是不应该的。近一二十年来，随着资源卫星遥感技术的运用，我们监测洞庭湖水域面积变得更科学、更有说服力，但多属养在深闺，束之高阁，全社会知晓度非常低。我们应该改变这种状况，实事求是，还原真相，高密度、高频率宣传母亲湖。

洞庭湖湿地景观。

记者：洞庭湖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措施得力。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您认为取得了哪些主要成绩？在今后的工作中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李跃龙：省委、省政府从2013年开始实施湘江保护和治理“一号重点工程”，通过连续实施3个“三年行动计划”,“一江一湖四水”水质整体改善。2017年出台《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以后，洞庭湖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用湖区老百姓的话说：“现在的洞庭，湖草多了、鱼多了、鸟多了、水清了”。洞庭湖湿地面积达935.55万亩，保护率达76%以上，越冬候鸟达到24.7万只。从今年7月20日发布的6月份水质公报看，全湖及各洞庭湖湖区水质均为轻度污染。全湖共监测考核断面11个，Ⅲ类水质断面4个，占36.4%；Ⅳ类水质断面7个，占63.6%。污染指标为总磷。全湖及东、南湖区的营养状态均为中营养，西洞庭湖湖区营养状态为轻度富营养。11个考核断面中，蒋家嘴与南嘴2个断面的营养状态均为轻度富营养，其余9个断面的营养状态均为中营养，占比81.8%。

垸内湖库监测的8个内湖考核断面，Ⅱ类水质断面1个，占12.5%；Ⅲ类水质断面6个，占75.0%；Ⅴ类水质断面1个，占12.5%。大通湖水质为Ⅴ类。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监测的8个内湖考核断面的营养状态评价结果表明，7个断面为中营养，占87.5%；南湖断面的营养状态为轻度富营养。

这些数据说明两点，一是我们的工作确确实实在取得实际成效，保护母亲湖的大方向是对头的；二是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说易做难，离年底已不到半年时间，我们要达到三年行动总目标即全湖达到Ⅲ类水质标准还有一段距离。

实践证明，湖区不抓生态环境的保护，没有前途；湖区不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没有出路。

我们一是要正确领会中央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目的还是要发展，要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后面，特别还说了“不搞大开发不是不搞大的发展，而是要科学地发展、有序地发展。”我们还是要发展，当然不是那种竭泽而渔的发展，而是要科学发展，有序发展，要人民群众满意、人民群众拥护的可持续发展。但目前，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不尊重科学，不尊重基层和人民群众，理论与实践脱节，把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层层加码，搞“一刀切”的现象。主观上怕出错、怕担责，客观上对中央精神理解不透、机械执行，是对绿色发展认识的一种误读。在现实生活中，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有矛盾，但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的方式。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不能把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

二是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制定生态红线要留足发展的空间。洞庭湖是洪道性湖泊，湖区又是人口稠密地区。我们在湖区实施生态环境攻坚战必须兼顾民生，不可能像保护三江源无人区生态那样制定发展保护规划，必须要预留发展的空间。比如说，大通湖水质达标不是我们的唯一目标，改善内湖水生态环境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水质是水生态健康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修复水生态仅仅改善水质指标是不够的，还需要重建生物群落。自然水体孕育着各类动物、植物、微生物，这些生物的新陈代谢活动驱使物质循环，形成水体的自我净化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的水体才具有较为稳定的生态系统和良好的自然景观，即使在季节更替中有个别水质指标短暂超过水质评级范围，之后也会自行恢复。

相反，一些靠高成本手段维持水质的水体，即使表面上达标，实际上不具备良好的自我净化能力。因此，修复水环境要有生态理念。利用河湖联通，生物循环，水养鱼，鱼控水，是内湖治理的根本出路。大通湖一直以来都是我省内陆渔业水域的主体，在环境保护督查中超出法律法规要求退出的大水面渔业，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建议重新恢复人放天养，推进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走出一条水域生态保护和渔业生产相协调的高质量绿色发展道路。

三是要因地制宜，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感情。湖区在计划经济年代曾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因为资源禀赋单一、人口承载量巨大、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特别强烈的背景下，过去形成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发展模式，历史久远，比如发展芦苇造纸产业、利用矮围种植黑杨、河湖采砂、分散养殖等，我们要尊重历史，按照2018年5月28日生态环境部发出的《禁止环保“一刀切”工作意见》要求，对于养殖业、芦苇造纸业、工业园区及企业、采砂采石、焚烧秸秆等已出现环保“一刀切”的行业或领域，要认真研究，统筹推进，分类施策，尽可能避免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良影响。

洞庭湖生态画卷。

记者：我注意到，您提到在今年的长江流域洪水中，洞庭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请您举一两个具体的事例？

李跃龙：从两方面说，先看洞庭湖在今年汛期发挥的作用。今年的长江洪水是全流域洪水，从上游的四川、重庆、贵州，中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到下游地区的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大范围受灾，这相比历史上1870、1931、1954年份特大洪水，都似不多见，具有特殊性，我们经历过后刻骨铭心。

湖南5月29日开始进入雨水集中期，6月28日起与长江上游几乎同时发生强降雨，一共出现24次强降水过程，累计雨量1299.4毫米，至9月1日城陵矶水位降至32.47米，超警水位竟有60天，居20年来第一位。湖南省做到了未垮一库一坝，未溃一堤一垸，未发生群死群伤事件。与江西省今年遭受的灾害(运用单退圩185座)相比，在剔除人为因素以外，我认为个中原因还有洞庭湖的巨大库容。洞庭湖的流域面积超过鄱阳湖的两倍以上，它还要接纳长江三口的分流，巨大的地表径流锤炼了洞庭湖的容量，有斯水必有斯湖。洞庭湖的调蓄库容加上四水上游控制水库和洪水发生过程的时间差，通过精准科学的调度，为湖南省战胜今年洪水肆虐，赢得了与邻省相比不一样的先机。

我们通过入出湖流量再看看洞庭湖为长江中游的洪水调节力度。今年入湖最大流量为7月9日的5.15万立方米秒，其中三口为7270立方米秒，最大出湖为7月12日的3.32万立方米秒，削峰比为35.5％。也就是说，洞庭湖承接了3只拳头的洪水力量，通过化解，只还给长江不到2只拳头。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洞庭湖的削峰，这3只拳头一齐砸向长江，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

我们再看一看三峡库区正常运作之前和之后，洞庭湖在调长江洪水上的作用。从1949年到三峡工程建成之前，长江宜昌发生大于60000立方米秒的洪水有1954年、1998年，平均64100立方米秒；沙市到莲花塘落差为9.31～12.75米，平均落差11.42米；与此相应，四口分流17400～27900立方米秒，平均分流能力为22100立方米秒，占长江洪峰的34.5％，与多年平均水平相当。1951～2000年洞庭湖多年平均总入湖洪峰流量40408立方米秒，出湖流量27456立方米秒，削峰流量12951立方米秒，削峰比为32.1％。最大削峰值出现在1998年，削峰28020立方米秒，削峰比为43.9％，最大削峰比出现在1990年，削峰比为49.1％。最小削峰值出现在1983年。由于洞庭湖洪水分别来自四水、四口，而四水洪峰一般发生在5～7月，而四口洪峰一般发生在7～8月。若前期四水来水不大，湖泊底水不多，其调蓄作用较大；若湖容已被前期洪水占用，则对接踵而来的洪水调峰作用减小。为了反映湖泊调蓄作用的变化，按年代求得多年平均削峰值和削峰比，洞庭湖的削峰能力，20世纪80年代多年平均削峰量比50年代减少2802立方米秒，削峰比减少2.6％。到了90年代连续发生了几次大水，如1996、1998、1999年，入湖洪峰流量显著增加，湖区水位一直处于高位，调峰调量的作用增强，其削峰比达35.8％。洞庭湖在一次洪水的调蓄量，与来水特性和底水情况有关，它的最大调蓄洪水量可达220亿立方米，这个能量是巨大的。

三峡工程建成运作后，我们又经历了2016、2017、2020年三次大的洪水。其中2017年7月1日入湖总量达到历史极值81500立方米秒，超过三峡入库极值72000立方米秒(2020年8月19日)，削峰比为39.3％，而2016年洞庭湖的贡献更大，削峰比达到48.7％，仅低于历史极值的1990年。这就说明，长江防汛绝不能靠三峡水库包打天下，荆江三口分流量虽有逐步减少的趋势，但仍相当于长江枝城洪峰流量的27.8％。对于城陵矶以下，洞庭湖多年平均削峰流量为11400立方米秒，约为平均入湖流量的31.8％。可见，维持这一调蓄能力对长江中下游防洪至关重要，这个湖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没有减弱，我们没有理由轻视它。

2020年7月，超警20天的洞庭湖。

记者：您举的事例，更鲜明地佐证了洞庭湖地位的不可替代性。那么这样的重要性，映射于十四五规划，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于洞庭湖区的建设，以更好地发挥洞庭湖的重要性？

李跃龙：洞庭湖十分重要，不可或缺。对于国家层面，它既是长江安澜的最重要助手，又是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对于湖南，地位当然更加重要。洞庭湖肯定是有生命体征的，它终将消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人类怎样对待洞庭湖，它的寿命又将完全不同。我们应该善待母亲湖，希望它健康长寿，更多更好地服务于人类。

三峡库区建成后，江湖关系正面临新一轮的调整，目前洞庭湖主要存在“(汛期)水多、(枯季)水少、水(质)脏”的矛盾，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颁布和《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实施后，“水多”“水脏”的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但“水少”的问题仍然停留在议题上，几乎没有实际的行动。怎样维持洞庭湖在枯季的必要水面和水量，不仅涉及湖水水质的改善、湖区的生态平衡，更关系到洞庭湖本身的生死存亡。洞庭湖的主体、核心是湖泊，湿地洲滩是它的第一个同心圆，垸田沟港城镇才是它的第二个同心圆。有水才能有湖，如果没有了水、没有了湖泊，洞庭湖就成了洞庭野、云梦泽和罗布泊，湖南也就成为了漠南，一切皆无从谈起。在国务院批复的稳定和恢复生态水域面积和调蓄容积的整体目标时，改善需水期进流条件，引江济湖，构建江河湖畅通、洪水调蓄、枯水调剂、江湖两利的水网体系，科学制定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调度方案，都是作为维持洞庭湖生态水域的主要手段。

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洞庭湖治理上打破条条框框，从宏观决策和顶层设计上下工夫，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必须要把稳定和恢复洞庭湖生态水域面积和调蓄容积的整体目标上升到省一级的五年规划和中长期规划考量，分段实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安全、生态安全问题，延缓洞庭湖的寿命。

（红网记者王小杨 刘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