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服务消费的特性决定了疫情对生活性服务消费行业的致命性冲击。生活性服务行业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应对疫情冲击的脆弱性。应该谨慎应对服务企业的复产复营可能由于人员流动性和集聚性对疫情再次传播带来的潜在风险，同时根据疫情进展程度及时落实和制定各项政策，多措并举助推生活性服务企业浴火重生。

当前疫情防控初步呈现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中央要求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秩序，完善相关举措，力争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早日全面步入正常轨道。服务消费关系百姓衣食住行乐和社会稳定，是经济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该积极应对疫情对服务消费的冲击性影响。

服务消费具有不可逆性，生活性服务行业普遍受疫情冲击

一是服务消费的特性决定了疫情对生活性服务消费行业的致命性冲击。传统的生活性服务消费大都是面对面的体验式消费，服务消费场所多是人员集聚性的，消费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人员排队和等待。这就容易导致疫情在人与人之间的加速传播与扩散，全面禁止生活性服务行业在疫情爆发期的经营活动是防止疫情扩散的最有效、经济成本最低的方式，这直接导致了生活性服务企业的营业收入骤然较少。即使在营业恢复期，消费者的余悸心里也会导致营业额大幅减少。

二是生活性服务行业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应对疫情冲击的脆弱性。大多数生活性服务行业是中小微企业，更多的是个体经营户。经营场所基本上靠租赁，水电费是按经营性质收取，固定成本中很大一部分是雇佣员工的工资、“五险一金”和各种税费等政策性成本。由于缺乏固定资产抵押，很难直接从银行贷款或从资本市场融资，大多只能靠经营者的自有资本进行补偿疫情带来的收益和成本损失，因此靠自身力量来抵御疫情的冲击性影响的能力较脆弱。

三是服务消费过程的时令性特征决定了疫情的冲击性影响较难补偿。尽管部分服务消费在短期内可以延期，但多数服务消费具有时令性约束。如果疫情传播和扩散的周期过长，容易错过消费期，对服务消费行业带来的冲击性影响难以补偿。根据各行业协会的统计调查数据，现有的各类生活服务企业普遍出现了生存困难，尤其是时令性特征显著的住宿餐饮业和旅游行业。

谨慎应对生活性服务企业复产复营的潜在风险

一是服务消费的人员流动性和集聚性对疫情传播具有潜在风险。服务消费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具有集聚性和开放性，人员复杂、流动性很大。一旦防控不严，则会产生“坏蛋”效应，传播网络迅速扩散，显著增大政府防控成本，毁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效，只要国内外疫情没有完全消退，就要警惕这种风险存在。

二是大部分生活性服务行业的服务消费过程较难控制。尽管服务企业从技术层面上限制消费人流，实行错峰消费，但实际消费过程中，服务提供企业和服务消费者则可能破坏既有规则，如果没有足够的管理人员实施过程监督，没有足够的防控物质储备，没有科学的隔离处理预案，发生疫情再次扩散的潜在风险较大。

三是服务消费场所和消费进程中的消费者健康信息难以甄别。由于服务消费的人员复杂，人员流动性大，消费者的健康信息仅凭一次性体温测试难以甄别。一旦有无症状病毒携带者进入服务消费场所，其他人群感染的风险程度和概率显著增加，给政府的疫情防控带来极大的风险隐患。

因此，政府部门对于生活服务行业的复工复营要充分考虑服务消费人员流动复杂性带来的潜在风险，鼓励生活性服务企业创新服务消费经营方式，有效降低疫情防控风险，确保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效。

多措并举助推生活性服务企业浴火重生

中央和各地各部门已出台了一系列疫情防控和推动复工复产惠民利民政策措施，要广泛宣传、深入落实，把已经出台的财政贴息、大规模降费、缓缴税款等政策尽快落实到生活性服务企业，比如要进一步落实各金融机构在疫情防控期间不得随意向各生活性服务企业进行抽贷、断贷和压贷的政策，进一步落实向已依法缴纳保证金、领取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旅行社旅暂退现有缴纳额80%的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政策。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出台针对地区、针对行业的减税降费政策，加大帮扶力度，精准帮助生活性服务企业渡过难关。

一是要根据疫情发展程度继续研究制定有利于降低生活性服务企业固定成本的各项政策。建议政府对生活性服务企业免征半年营业收入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免征疫情停业时期的养老、失业、工伤保险费，缓交职工住房公积金，对恢复营业期间一年内的水电煤气费和物业管理费按照居民生活标准收取，减免生活性服务企业疫情停业期间的房租。

二是要针对生活性服务企业可抵押资产少、贷款难的问题进一步出台金融创新政策。建议政策性银行专门针对生活性服务企业特点进一步出台优惠中小微企业再贷款利率，或者对生活性服务企业进行为期一年的贴息贷款，采用政策鼓励各商业银行开发针对中小微生活性服务企业的金融产品。

三是要对生活性服务企业进一步加大专项资金支持力度，避免企业因资金流断裂而停产停业。建议政府提高对教育、医疗、养老、健身、社区管理等基本公共性生活服务的采购资金预算，重点向信誉良好、服务质量高的企业采购基本公共服务，重点向中西部偏远地区倾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供给程度。建议政府对就业吸纳较多、疫前纳税较多的生活性服务企业以发放消费券的形式给与专项资金扶持，进一步制定鼓励生活服务夜消费习惯的措施。

四是要进一步加大生活性服务行业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此次疫情爆发充分暴露了部分地区医疗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的缺陷，特别是农村偏远地区的网络信息服务设施还很难满足各类数字服务消费的需求。建议政府进一步实施村村通无线网络工程，优化升级信息通讯基础设施，特别是5G等新一代信息网络，制定鼓励政策推动各市州职业院校加大对农村信息技术职业培训力度，充实各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五是要引导生活性服务企业创新灵活的服务供给模式，大力探索各行业的无直接接触式服务消费。建议政府采用定点购买的方式鼓励生活性服务企业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在线教育、在线医疗、智慧管理、远程办公、智能配送、智能护理、智能清扫等智能无直接接触服务项目，培育数字服务消费，实现服务消费升级。

（本文系2016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互联网+背景下分享经济促进公共服务消费升级”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YJB130。作者曾世宏，湖南益阳市人，湖南科技大学湖南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