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笔下的“圈地”二字，在原产地的英国，不是一个贬义词。是指1701年条播机发明后，英国议会为适应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于18—19世纪期间，通过四千多件圈地法案，批准以绅士为主体的人士圈围敞地、公地、森林地、沼泽地和其他荒地二百六十多万公顷，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把“圈地”二字引入中国的当前话语，旨在期待从法律和政策层面，鼓励国内外各种资本进入农村，长久流转农民承包而不耕种或无力耕种的农地以及国营、集体直接经营或闲置的农地，用于发展现代农业企业，提供优质农产品，获取投入资本及其经营收益，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之一，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如期实现。资本下乡圈地的外延是“资本农业”，即“以资本为纽带，并通过市场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配置，最大限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生产方式”。“资本农业”与“农业企业”二者互通，资本农业是指农业生产要素构成，农业企业则是指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

　　从理论上讲，资本下乡“圈地”如同农地家庭承包制一样，也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同时符合现行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的体制，按习惯性话语，资本下乡“圈地”似乎突破了农地集体所有者单位的“成员权”界限，但其实质仍在“三权分离”内涵之列，而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也为资本下乡“圈地”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和保障。

　　从政策文本上讲，资本下乡“圈地”不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外挂之作，而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和主梁主柱，是打通乡村振兴战略与实施途径的总开关和纽带。十九大根据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部署乡村振兴战略，都需要土地来承载，需要吸纳资本的土地制度及其体制机制来保证。

　　从现实必要性来讲，资本下乡“圈地”之所以可能，主要有以下10个方面的因素。

　　1、40年前的农地家庭承包，作为一种土地制度，其核心是农村土地集体单位内部成员之间的均分制。但这次均分，几乎在极短时间内同时走完由“自给自足”到“自己劳动并出售自己的产品”两个进程后就走上了终结和新生。这是此前数千年一次又一次均分农地时所没有的，其根本差别在于此次均分的背景是社会性质的变革，即不是农耕经济社会的延续，而是工业化、城市化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推进。笔者试着套用马克思关于“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的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用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的句式，描述为“构成中国现代农业和农村社会骨架的将是三个并存而又互相依存的阶层——农业工人、农业企业家、土地所有者集体。”

　　2、“作田靠钱不靠力”。资本替代劳动，机械力替代人力、畜力。这也是历次农田均分时所没有的。但初始阶段，还只能算是小农基础上的资本农业，这就难免是亿万农民把自己全都拖入“铁桶般”的竞争之中。由于人均土地资源有限，没有向外部扩张的余地，为了获得较好的收益，就只好从产量上来打主意，所谓向科学技术要效益。于是，就多下化肥，多施农药，透支农业自然再生产能力，其结果是居民对食物的恐慌，农业面源污染日重，更不可理喻的是，依靠卖农药、卖化肥求生存的基层农业技术站所 ，“不怕有病虫，只怕没病虫，有了大病虫，才好卖农药”，本该为民造福的工业成果和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就这样被“异化”，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的话：“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

　　3、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这是行业、产业发展的铁律。农业的三个特征决定农业中“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种植规模，规模越大，收入越多。中国当前的农业种植规模，在黑龙江一年只耕种一季的农村，一个劳力可耕种2000亩以上；在南方水稻产区，比如湖南，至少也要维持一个小农户耕种粮食作物50—100亩或蔬菜5—10亩，才能获得相当于工匠的收入，才有人把作田当作职业。这也就同时意味着农村一个二三十户人家、百十亩农田的土地集体单位（现村民小组，原生产队），只容得下一个小农户的农业经营。人们往往担心一些糟遇“老弱病死苦”的农村家庭，需要临时或短期内继续耕作自有承包地。其实，这类社会保障，丝毫没有理由让资本农业来承担。国企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剥离公共职能，农业改革也应如此。

　　4、集体所有者成员中，“在村所有者”日见减少，“不在村所有者”逐年增加。那些不在村的所有者，已有不少陷入“承包有权、所得无益”的境地，尤其是人均耕地少的湖南等中部省份，远走他乡的农民，回乡打理承包地的往返差旅和乡邻见面的人情等费用，远远抵不了农田承包权的收益。父祖辈逝去后，“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无奈泪别故土，回归他乡。

　　5、时下流行的大户主导型合作社，其“合作社”三个字，在原产地，已不是最初意义上的小农户的合作，而是通过各种途径扩大了种植规模的大中型农户的合作。中国的大户主导型合作社，其土地整合途径、运作方式、收益分配、资本积累等都未及规范，如不及时依法进行更新改造，将不被资本农业所融合。现有的家庭租地农场，虽形式普适，但长期缺乏合法有效的“圈地”保障，也难走多远。

　　6、小农户中留守农业的老人，面对有限的耕地，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的分工分业，自给自足和拿出来卖的，只能是容易生产的常规性产品，对特色农产品无能为力，农产品区域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优化，举上维艰。这就一方面造成“农产品卖难”成为一把长期悬在亿万农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另一方面又无法满足城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一些优良的传统农产品有名无实或一朝消亡，结构性过剩和短缺长期并存。

　　7、农业分为种植业（主要是粮食作物）、畜牧业和园艺业（果蔬）三大块。畜牧业在2007年前后的几年间便不声不响、一点抵抗都没有而转型为资本经营。 园艺业（果蔬）也基本上实现资本化。唯有粮食生产的资本化，因其触动的是传统农业的根本，“死人抓住活人”，转型困难重重，难在资本落地难。

　　8、进城务工，回乡种田养老，直至归山入土，一二代农民工，不行也得行；三四代农民工，说行也不行。因为他们归乡后所面对的将是没有人气的乡愁和生活上的忧愁，两愁并行，重归故乡的动力随着代际更替而自然消散。

　　9、在远郊农村，大量的乡村砖混住房，除了极少一部分将有可能成为下乡农业企业租用或乡村旅游的季节性店铺甚或逃亡中的假冒伪劣产品生产场所以外，多数住房无非成为进城农民回乡祭祀祖宗的“祠堂”或没有香火的“土地庙”。

　　10、绝大多数农民供应极少数城里人，通过统派购和价格垄断也可让城里人端上饭碗；但到了极少数农民供应绝大多数城里人时，没有城乡平等交易，没有资本农业和国际贸易，城市食品的供应状况不难猜想。人们常说，几十年来，不都是小农户实现了粮食连增吗？试问，如果没有资本，没有土地开放，没有科学技术，从而没有北方耕种上千亩、南方耕种成十成百亩的大中型农户，没有成百上千亩的蔬菜场，没有存栏量成百上千的猪牛场或成千上万的鸡鸭场，没有大中型养殖水面，没有大型远海远洋捕捞团队，没有农产品大商户，没有穿行于南北的粮食、果菜专列，城市的农产品供应将是什么样？

　　资本生来具有奔走于世界各个领域的无穷智慧和强大生命力。40年来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激发资本的活力。如今的中国，资本已先后进入各种经济实体，其中包括一些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都表现出无穷智慧和辉煌业绩。市县党政领导引进资本和开放土地，成为40年来地方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公开秘诀。资本进入农业的产前、产后和畜牧业、园艺业也已娴熟，相信资本也绝不会让农业种植业（主要是粮食肿植业）失望！

　　“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作者刘放生为湖南衡阳县委宣传部退休公务员。内容有所删减，原文为第四届绿色发展论坛优秀征文获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