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守愚，长沙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理事，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驻会研究人员，湖南省社科院宗教文化中心研究员、中南林科大艺术研究所研究员，长沙市益阳商会文化艺术顾问团秘书长，儒家忏悔堂创始人。主编《儒学新编》，参编《湖湘文化大辞典》《湖湘文化读本》《湖湘文化》等，著有《四书新注》《先秦性思想研究》《中国槟榔文化史》《益阳商帮史》等。

　　益阳地处湘中偏北，跨越资水中下游，处沅水、澧水尾闾，环洞庭湖西南，背倚雪峰山，向为军事、文化、经济重镇。自古以来，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益阳物产丰阜，民众富饶；资水是一条黄金水道，百舸争流，通江达海。这样的宝地孕育出的益阳精英勤劳勇敢、经世致用、崇文重武、急公好义，是一群驰骋天下、享誉国际的儒家文化群体。他们会读书，会写书，会做对联，会写字，会经商，会武功，会打仗，会做官，会搞科研，会拿奥运金牌，会搞外交，无所不能，无远弗届，创造了无数的辉煌奇迹，赢得了无数的荣誉，彪炳千古，受到无数人的崇拜和仰慕，为之口口相传。

　　总结益阳的文化特色，我认为应当概括为经世理学和儒商文化。儒商文化促进了益阳经济发展，化育了益阳人的勤奋守信、血诚坚韧、勇毅务实、视野广阔、开拓创新的精神品格，使得益阳享有“金湘潭、银益阳”之美誉，而这些又肥沃了经世理学的土壤。在益阳著名作家周立波《山乡巨变》里面，可看到扎根于益阳农民心中的儒家文化。

　　一

　　据民间传说，女娲在资水一带补天，黄帝在此登熊湘山，炎黄二帝在此言和，帝者师善卷在此隐居，屈原在此问天。秦汉以来，益阳人素来崇尚儒学。汉初，儒者陆贾出使南粤，途经益阳，随地讲学。南北朝时，儒者、数学家、天文学家何承天久居益阳，弦歌不辍。唐宋以降，益阳人也办书院，兴教化，相传唐朝裴休曾在益阳白鹿山读书讲学，有白鹿衔花而来听课；松风书院出了益阳历史上的第一个进士黄照；湖湘学派的祖师张栻在碧云峰建有小庐精舍，而闽儒朱熹也曾来讲学；湖湘学派的祖师胡寅曾在益阳定居讲学；元代，益阳人景仰先贤的德行和学问，在县学西北建有“五贤祠”，崇祀屈原、诸葛亮、张栻、张咏、胡寅，因明中晚期王阳明、湛若水的弟子蒋信常年在龙洲书院讲学，所以明末以蒋信取代张咏。明末，益阳罗敦仁、罗喻义父子以经学鸣世，著作满门。罗喻义曾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是东林党湖广首领。郭譓，字本明，郭都贤之父，他从学王阳明弟子邹守益最久。郭都贤克承家学，博学强记，工诗文，书法瘦硬，兼善绘事，写松、兰、竹尤妙，明亡后逃禅，骨气凛然，不肯降清。到了晚清时期，陶澍、罗绕典、汤鹏、胡达源、胡林翼等军政文化人物崛起，作为“传统导向”的权威人物，是“众趋人格”的典范，其经世理学思想因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益阳人。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从安化陶澍开始。陶澍是“晚清人才第一”，不仅大开晚清人才兴起之源，也开湘学崛起之源，是湘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据清末名士张佩纶的《涧于日记》记载，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与当时洋务派领袖张之洞在一起评论人才说：“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在上者则贺耦耕，在下则魏默深诸子，而曾文正总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则林文忠、蒋励堂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曾、左，直凑单微。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他们认为，贺长龄、魏源、包世臣、姚莹、龚自珍、黄爵滋、汤鹏、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阎敬铭，甚至琦善、蒋攸铦等，都在不同方面受到陶澍的影响，所以张佩纶称赞陶澍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山”，即黄河发源的昆仑山、长江发源的岷山，意思是说陶澍是晚清时期全国人才兴起的导源。虽然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人都受陶澍影响，但他们都仅只得陶澍的一部分才能。学术界公认，没有陶澍，就没有湖南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崛起。所以萧一山在《清代通史》里说：“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成就，京赖陶澍之喤引尔。”

　　陶澍作为经世理学改革派领袖，著有《印心石屋诗抄》《蜀輶日记》《陶文毅公全集》等。道光十五年(1835)入觐，赐御书“印心石屋”匾额，官至两江总督、太子少保。他是湖南历史上最杰出的经济人才，是近代政治经济改革的先驱，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在担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任上，成功地实行了漕运和盐务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陶澍还主张改革币制，倡议铸造银币，统一钱法，可惜没被清廷采纳。他一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主张商农并重，重视和依靠商人的力量，注意照顾和保护商人的利益，甚至于提拔商业人才向政治领域发展，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尊重商品经济的规律和商业的特点，促进工商业的繁荣，支持商业的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可见，陶澍的改革是建立在“利商利民”“因商用商”的基础上的，并且他对政治、经济的改革是同步进行的。

　　汤鹏是晚清经世理学派代表人物，著名诗人，与龚自珍、魏源齐名，著有《浮邱子》《七经营补疏》《明林》《海秋制艺》《海秋诗集》《信笔初稿》等。汤鹏是我国首起研究中国近代经济问题的思想家之一，是古代经济思想向近代经济思想启蒙转型的过渡性人物。当时的晚清政治腐败，弊政丛生，为了救国救民，汤鹏在治国、思想与文化、用人、经济、军事与治安等方面都提出改革的主张。他认为要发展农业经济，抑制土地兼并和豪强，使民力农致富。他还善于理财，主张进行政治改革，政府要开源节流，勤俭节约，官吏禁奢，减少社会管理成本。他还提出减免工商税，鼓励商贸和发展工商业。他还提倡平等，认为“士农工商”的等级不合理，四民应该平等。

　　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是湖北楚军实际掌控人、湘军崛起时期第一领袖兼灵魂人物，经世理学改革派代表人物，曾在贵州、湖北两地任职，官至湖北巡抚、太子少保，著有《胡文忠公遗集》。曾国藩、左宗棠一致认为，胡林翼的才能远在他们二人之上。事实上，胡林翼在湖北的改革实践，发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经济改革和实业实践之先声。胡林翼深谙为官之道，善于理财和调和矛盾及建立各种社会关系，乐于培养和扶植人才，在长期事功的过程中，形成了浓郁的湖湘文化特色的经世理学思想。

　　胡林翼在担任湖北巡抚的任上，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推动了湖北近代化的进程。他主张商农并重，大力发展工商业。他的盐务改革具有创新性，打破了官商垄断食盐运销的局面，为商民开设盐行大开方便之门，还允许带有自由贸易性质的私盐合法化，并使官府也从事盐务，官运官销，开官商合办企业之先河。他改革湖北漕粮制度，开始了由农业实物税到商业货币税的转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他改革牙帖捐输制度，为湖北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拓宽了渠道，增加了财政收入，使得湖北农业社会向商品社会转变，发展了商品经济。他在湖北还创办了厘金制度，清除工商业税收中的弊病，为繁荣工商业创造了条件，诸多措施照顾和维护了商人的利益，并为商民的经济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曾国藩常说：“润芝之才胜我十倍。”湘军崛起时期的曾国藩并非众望所归，他说，“胡公关系安危，百倍于鄙人”，“江、楚、皖、豫诸将帅，(除)非润帅能调和一气，联合一家”，“万一有它，四省大局，实虞其散”；“水陆数万人皆仗胡公以生以成，一旦失所倚恃，关系甚重”。攻下安庆之后，曾国藩上奏朝廷说：“楚军围攻安庆，已逾两年，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画图决策”，“前后布置规模，谋剿援贼，皆胡林翼所定”。胡林翼为曾国藩解困，替他谋取总督之位时说：“督符更重于兵符。”所以只有在曾国藩取得两江总督之位和胡林翼病逝后，才真正成为有权威的湘军领袖。

　　对于胡林翼，绍兴人李慈铭评价他是“中兴第一流人”，湘潭人王闿运评价他是湘军崛起和晚清中兴之业的奠基人，“中兴之业，实基于胡”。刘体仁《异辞录》称赞他为“中兴诸贤之冠”，汪纶《胡林翼语录序》认为他是“近代第一实行家”，沈卓然《胡林翼全集序》认为他是“中兴功首”。胡林翼在用人之道上胜于曾国藩、左宗棠，在清末属于共识，所以唐文治《胡林翼语录序》云：“文忠则专以至情至性，鼓舞群儒，然而故老传闻曰：‘用人之道，文忠更胜于曾、左二公。’”胡林翼的《读史兵略》一度是清末的军事畅销书。他曾绘制《大清一统舆图》，为我国早期较完整的全国地图。蔡锷所编的《曾胡治兵语录》，被蒋介石采用为黄埔军校的教材，后来也成为八路军的教材。他七次推荐左宗棠，传为一段佳话，有 “晚清第一伯乐”之美誉。他为官清廉，重视教育，晚年创办箴言书院，培育了大批益阳人才。所以，他的思想光芒四射，不仅在益阳、乃至两湖地区，而且在全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说起益阳，自然联想到“大码头”，那是资水商业繁荣的历史记忆。民国时期，益阳县城的资水沿岸有42个港口，各类码头86个，工商企业一万多家，可谓门泊千帆，力夫以万计，九宫十八庙，一路香火缭绕。2013年发现的益阳兔子山遗址，是战国楚至汉魏益阳县治，可见益阳置县的历史悠久。今日资水之北的老城区，老巷子、老庙、老码头都是益阳经世理学和儒商文化的见证者。

　　早在春秋时期，益阳商人在湖南最早开采黄金和从事黄金贸易。楚人开发益阳时，手工业发达，商贸繁荣。依据楚怀王六年（前323）所制的《鄂君启节》可知，益阳境内活跃着一支又一支庞大的商旅队伍，资水沿岸设有税关，由驻守官收税。清代，益阳县城是洞庭湖地区商业最为繁华的城市，沿着资水，从西北的黄溪桥到东边的清水潭一带，帆樯如织，码头林立，商埠连连，绵延十余里。最迟不晚于清康熙年间，以益阳为中心，连接上游的广西资源县、宝庆五县（新化、邵阳、武冈、城步、新宁），下入洞庭，与湘水、沅水、长江相通，逐步与洪江、常德、湘潭、长沙、岳阳、武汉、南京、泾阳、兰州、祁县、上海、天津、广州、俄罗斯恰克图等城市串连，形成十方贸易网络，并由此显露出以资水流域为特征的区域经济。

　　受经世理学的影响，益阳的码头多出儒商。早期的益阳商人群体大多有学儒的经历，以儒经商，崇文尚义。晚清湖南经世理学家、改革派讲究仁义礼智信、忠孝血诚，这些文化精神流淌在益阳儒商群体的血脉中。如安化人黄自元，他本身是科举殿试的全国第二名——榜眼，既是大学者、大书法家，又是大实业家，谦和至诚，是儒、商合一的典范。如黄孟祥、彭先泽、李芑荪、陈云章都是少小习儒，壮而为学术专家兼实业家，是学、商合一的典范。李燮和是辛亥革命元老，但他功成身退，继承父亲李春轩的商业衣钵，兴办实业和文教事业。他们作为益阳商人的典范，既是专家学者，又是商人，无不表现出谦和进取、至诚至正的人格魅力，可谓正人君子，道命在身。

　　过去，益阳儒商群曾是湖南势力最大的商帮之一。明清以来，益阳是湖南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益阳商帮在湖南省内势力最大。在武汉，益阳商帮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木商行业社团组织，也是势力最大的商帮。据史料，“益阳帮”“安益帮”“宝庆帮”是武汉码头三个最大的社团组织，其中两个来自益阳，而传说中的打下“宝庆码头”也有益阳帮的功劳。2005年，湖北作家方松华出版小说《风云大武汉》，以“益阳帮”“安化帮”“宝庆帮” 为代表来展开武汉的码头风云。他认为，“益”“安”“宝”这三个组织不论是人数还是生意规模，都是武汉三镇码头最大的组织，其他组织规模、名气均小，无法承载武汉百年码头江湖文化。到民国时期，益阳商帮打败安徽、江苏等地的商帮，垄断了南京、镇江木业市场。益阳船帮是湖南最大的船帮，安化马帮是中国南方最大的马帮，陕西商人、山西商人若无益阳船帮、安化马帮的合作，无法将茶叶运往长沙、汉口等地。益阳伞商是长江流域最大伞商，几乎垄断了汉口纸伞出口。益阳儒商开启了湖南近代工业史，也开启了武汉近代工业史，推动了长江流域的工业化进程。黄自元创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开办湖南第一个近代民用机器制造企业。后来又办发电厂，开湖南电力工业和电灯业的先河。梁啸岚创办长清两湖轮船公司，是湖南近代民营轮船业之滥觞。后来，梁啸岚又创办永丰翻砂厂，首次用传统翻砂技术铸造现代工业机械。

　　益阳儒商推动了第一次全球一体化进程，为加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益阳茶商举足轻重，在清朝他们生产的茶叶占据世界大半市场，欧美人非安化红茶不买，俄罗斯人非安化黑茶不吃。武汉、长沙、湘潭、泾阳、太原等地也因经营益阳茶叶而融入了第一次全球一体化大潮中，与欧美地区血肉相联，而武汉一度成为世界最大的国际茶叶市场。到清同治年间，益阳儒商依靠有利的政商关系，打败陕西商帮、山西商帮，突破二者在西北边疆和俄罗斯地区的茶叶贸易垄断，取得竞争的战略优势。

　　三

　　说到益阳的乡土文化，一般会提到竹文化、水文化、码头文化、梅山文化、书院（儒家）文化、儒商文化等；说起益阳的文化代表人物，一般会提到齐己、罗喻义、郭都贤、罗绕典、陶澍、汤鹏、胡达源、胡林翼、黄自元、李燮和、夏思痛、姚洪业、何凤山、周立波、周谷城、周扬、高希舜、海印、佛源、林凡、叶梦等。但是，我倾向于用儒商文化、经世理学（儒家）文化来概括益阳的文化特色。当然，仅属一家之言，他人未必认同。我信奉儒学，创导普世新儒学，主编《儒学新编》，既有家学渊源，也因有益阳崇儒之熏染。我的先伯曾祖父黄孟祥既是儒医，也是儒商；我先伯祖父黄孟麒、先曾祖父黄玉书都是儒生，办学教人，注重著书立说，垂范后昆。

　　因爱称儒，曾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外交官何凤山博士，就是一位儒家的仁人义士。二战期间，何凤山发恻隐之心，向数千犹太人发放了前往上海的签证，使他们免遭纳粹的杀害，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据益阳市三周研究会会长周宪新先生的研究，“三周”家族有儒商背景。益阳儒商，有待于挖掘更多史料来呈现真相。譬如我在桃江大栗港镇碑矶村《卢氏家谱》里就发现了儒商卢镜堂的史料。

　　李湘舟先生曾在《益阳商帮史序》中指出：“晚清以来，益阳先后涌现了一大批军政、文化、商业精英人物，为政治经济改革和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中，黄自元、梁啸岚、李春轩、黄孟祥、彭先泽、陈云章等人崇文尚义、儒商合一，以实业救国砥砺心志，弄潮一时之大势，为流光溢彩的益阳商帮提升了文化品格。”当今之世，具有典范性的三位益阳儒商领袖是吴长云先生、于建初先生、卢德之先生，并且这三人都著书立说，还做慈善，而卢德之先生更是以慈善家著称。吴长云先生是长沙市益阳商会会长，由大学教授下海经商，自称“老儒商”，一副“儒以治商”匾额就悬挂在他办公室背后上方，继承与创新益阳儒商传统，倡导“谦和进取，至诚天下”的益商精神，领导着益阳儒商群在长沙谱写益阳商帮史的新篇章。他从1986年开始，大量发表经济、法律、管理等方面的论文和专著。很快，他就发表了218万余字理论文章。其中，1991年主编的《中国税法原理》，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税法理论规范的著作。于建初先生当前从事新能源产业，不仅是儒商、资本家，更是著名作家，有《于建初文集》行世，畅销小说《脚都》《茶都》风行一时，以文学带动经济，每年为长沙、安化创造了几百个亿的经济价值。据说，当年的长沙黄泥街书市，他是三个大老板之一。

　　至于卢德之先生，今主要在北京做投资、慈善，他是伦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国际儒联学会副会长，还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著有《交易伦理论》《论慈善事业》《走向共享》《让资本走向共享》《资本精神》《资本精神：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力量》等。他倡导的资本精神、共享主义，已产生了深远影响。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惟有继承、创新益阳经世理学和儒商文化，才能在21世纪为中国和全世界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