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太平天国事息，政局相对稳定。从此时起，中国社会逐步产生了一些新的因素，“放眼看世界”的呼声渐起，民族资本主义逐步发生发展，一批又一批的爱国志士走上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真理的道路，西学日渐输入中国。正当沿海及内地部分城市洋务运动兴起之时，湖南社会却对外来文化表现出顽强抵抗力，有学者将太平天国事息至戊戌维新运动前的湖南称为中国“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敌的、特别引人注意的省份”，省城长沙则被称为“铁门之城”。这一时期，表现为内陆地区突出的守旧心理和闭塞特征。

　　一、湖南近代化进程的停滞及其表现

　　郭嵩焘、曾纪泽及在此之前的魏源堪称中国放眼看世界的先驱，可惜持有这种开明思想的人在当时的湖南尚属凤毛麟角，且受到非议。曾国藩、左宗棠办洋务，均在省外，省内响应者寥。可以说，湖南在维新运动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最保守的省份之一。

　　（一）湖南机器局的停办及电报等新事物的受阻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前半期三十余年间，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先后创办了近200个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同时开始派留学、译西书、创报馆等；内地省份如湖北、四川以至陕甘地区，也有引人注目的建树。但是在湖南，此一时期却相对显得沉寂，尽管一度也有“湖南机器局”的设立，并开始筹办电报事业，然而总的来说，起步迟，项目少，收效甚微，并未为湖南的近代化奠立真正的基础。

　　1875年（光绪元年）湖南巡抚王文韶满怀信心创办湖南机器局，计划以后制造“数千斤以至数万斤大炮”。然而实际上，该局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发展。由于省内只筹得经费银l万余两，而清政府未准予报销和拨给常年经费，该局仅存一年即宣告停办。直到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在湖南廵抚陈宝箴的促成下才创办了长沙的第一个近代工厂——善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

　　中国近代电报事业始于1879年(光绪五年)。这年，在李鸿章的主持下，架设了一条由大沽北塘海口至天津之间的电线，并投入使用。次年，全国电报总局成立。而在湖南，直至1890年(光绪十六年)才有安设电线的筹议。该年初，湖广总督张之洞“拟将荆州商局电线由沙市过江，接造至湖南澧州，经长沙省城，直抵湘潭，以通紧要信报”。4月(闰二月)，电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获得核准，并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备案。然后咨商湖南巡抚张煦，委派前湖南候补直隶州知州钱绍文，雇带工匠，实地勘察，驰赴电杆拟经的澧州、武陵、龙阳、益阳、沅江、宁乡、长沙、善化、湘潭等地，会同地方官，向绅民等进行疏导工作，“告以开路安线，均用华工，不用洋匠，与民间坟墓、田庐毫无妨碍”。所需经费、物料，均由商电局自行筹办。筹议既定，便由张之洞于1891年1月15日(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正式奏报清廷。很快获准，正式开办。然而，阻力重重，甚至发生湘民拔杆毁线之事，故开办后不久，即宣告停工。直至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湖南境内才架设成第一道电线，而且是改道由长沙历湘阴、岳州一带驿路，安设至湖北蒲圻县境。到1897年，湘鄂电报干线才全线竣工。

　　1887年，电灯在沿海城市已视为常物，而在长沙出现时，却被市民诬为鬼火，有人掷石击之。1888年电灯亮不到一年就被禁用。10年后，固守熏灯烛火的陋习被外地人讥笑，长沙人方知电灯的益处。直到1911年，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才告成立。

　　（二）对郭嵩焘等新派人物的无情打击

（郭嵩焘）

　　一是上林寺被焚事件。上林寺坐落在长沙城中心旧藩王府西常平仓之后(今仓后街)，是湖南著名古刹之一。同治初在郭嵩焘等的捐助下，由住持僧西枝主持，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建，颇称壮观。但1876年10月4日(光绪二年八月十七日)，它突然被民众放火烧毁了。愤怒的人群追捕西枝，并一度冲击郭嵩焘的住宅。参与其事者多系前来省城参加乡试的各地士子以及长沙三书院学生，而为首鼓动者据说即为早年从事反洋教宣传最力的宁乡绅士崔暕。

　　但反洋教并非动员民众焚毁佛寺的理由。一种说法是：“光绪二年，郭侍郎嵩焘将使英吉利，值乡试，湖南举子讹言洋人将至，噪于闱，请兵迎击，又榜道欲毁嵩焘家。”此段记载未提及上林寺事件，但与应试士子焚毁上林寺确属同时。而据郭嵩焘的回忆，此事实为针对湖南机器局而发。郭在两年后光绪五年闰三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罗筱垣过谈，言及丙子(即光绪二年)秋焚毁上林寺，其源由崔贞史欲怙众人狂逞之力毁撤机器局，约期会议。人知机器局奏请设立，不宜毁，一泄其毒于上林寺。王夔石以上林寺由我创修，闻其毁，大喜，急据之以为士气，从而嘉奖之；又令首府出示揭寺僧西枝之罪，驱逐拿办，为之扬其波。而于毁庙滋事，乘机纵掠之士民，一置不问。自是而民气之坏乃益不可支．至于动辄榜示揭督抚、司道之名，指斥为勾通洋人。藐法玩上，导民于乱，而湖南乱机之动，至是而益烈。”

　　这则日记，清楚地指出了毁寺之“源”，原是“欲怙众人狂逞之力毁撤机器局”，后经会议，知机器局系“奏请设立，不宜毁”，于是转而“一泄其毒”于洋务派郭嵩焘等捐修的上林寺。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湖南官绅之间的矛盾，以及相当一部分官绅的严重守旧倾向。

　　二是郭嵩焘出使引起的风波。l875年(光绪元年)，郭在经历了近10年的家居生活之后，被清政府重新起用，次年受命为首任驻英公使，实授兵部侍郎，l878年并兼任驻法公使，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位至二品，并享有钦差大臣的头衔。然而，就在此过程中，他在湖南官场和绅士们中的声誉和地位却急转直下，一落千丈，讥讽、嘲笑、侮辱、谩骂，层见叠出，铺天盖地而来。当时在长沙的王闿运，曾依据传闻，在日记中记载了这种情况：“……越岑继至，言时事，多拂人意，余不欲闻。惟传骂筠仙(郭嵩焘之字)一联云：‘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人至耻与为伍！”

　　1876年11月10日(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郭嵩焘离开北京，启程赴使节任。一路上他逐日将所见所闻，参以自己的感想和认识，以日记的形式详细地记载下来。其中不乏对西方政教制度的称赞和对中国“虚骄”、闭塞的批评，并提出要研究、学习西方治国之道。到伦敦后，他将这部日记寄回总理衙门，希望能在提供洋情、打开国内人士眼界方面有所裨益。总理衙门迅即将这部日记印刷出来，分发给有关部门和人士参考。这就是有名的《使西纪程》。不料此书一经刊行，又惹来一场更猛的轩然大波，朝野上下，一片讨伐声。

　　1879年2月(光绪五年正月)，年逾花甲的郭嵩焘，满怀忧愤之情，卸任离英返国。抵上海后，未上京复命，而托病请假径回湖南，于5月5日(闰三月十五日)乘轮抵达长沙。然而，就在他日夜思念的桑梓之邦，竟受到意想不到的难堪待遇。郭嵩焘本人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并为之悲叹：“十五日，北风。正以轮船为士绅所惊讶，而南风方劲，又不能不令拖带，幸有此北风为之化解。会蔡蓉仙、蔡儒珍枉送，一切未能清理，乃令轮船拖至青泥望，以免迟滞。二点钟抵省，泊舟草潮门。接意城(郭嵩焘弟崑焘字)书，则两县(指长沙、善化二知县)以轮船不宜至省河，属书阻之。……士绅之狂逞，实由官吏愦愦引而导之，真可笑也!比由舟登岸，濡延两时之久，仅崇星陔方伯、夏芝岑观察一差帖迎候而已！而裴越岑实亲枉谈，因告以湖南官吏素尊，不能邀迎，然吾此行，奉旨赏假三月，钦差之命犹在身也。而自巡抚以下，傲不为礼如此，无他，以吾奉使出洋，宜从薄待，诸君贱简之亦宜然。而士绅至于直标贱名及督抚之名，指以为勾通洋人，张之通衢，国典、王章悍无所顾，此风何可长也！”

　　无独有偶，曾国藩之子曾纪泽，1872年从上海乘小火轮返湘奔丧，湖南士人也为之哗然，攻击他辱没先祖。后来曾纪泽接任郭嵩焘驻英法公使，也遭到无端的攻击。

　　（三）把忠孝节义等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引入地方志的编修

　　修志本无可厚非，但要害是借地方志来褒扬忠孝节义等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1885年由曾国荃等最后编定的《湖南通志》揭示其目的是要使“湘之贤大夫砥砺名行，敦厚风俗，用以踵乡先哲之遗烈，栋家干国无负颂臣”。这些新编的地方志都在人物志中增加了“义勇”一门，不厌其烦地刻写了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争中毙命的数万名湘军将士姓名，以宣扬他们的“忠义血性”。《湖南通志》还在原有的“贞节”“烈女”门类中大量载记太平天国时期丧生的妇女名单，仅长沙一府就有300余人。并作记曰“臣之死忠，妇之守节，此宇宙之杀机而乾坤之秋气也。上天好生而不能无杀。故寒暑相推而成岁，仁义相辅而成德。臣忠妇节，凛然不可犯，确乎不可拔，上以扶三光之明，下以壮河山之色”。把普通妇女的死与忠义纲常相联系，并提到明日月、壮河山的地位，无非是借此强化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

　　（四）大建昭忠祠和大肆灌输旧学

　　太平天国事息后长沙府各县纷纷修建胡林翼、罗泽南、王錱等湘军人物的专祠，用以“励世劝忠”，湘乡所建昭忠祠，曾国藩特为其作祭文鼓吹湘军的所谓忠勇拙诚品格：“君子之道，以忠诚为天下倡，君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厉九州而勘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亦岂始出时所及料哉？”长沙建祠之风尤盛，兴建或重修了三公祠、三忠祠、五贤祠、十五忠祠等。长沙街名三公里、锡庆里等即以此而名。据清光绪《湖南通志》载，三公里原名三公祠，系祀咸丰年间湖南巡抚骆秉章、张亮基和布政使潘铎而名。三公祠为1874年(同治十三年)湖南巡抚王文韶所奏建。骆、张、潘三人因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守住长沙城有功，而受到以后历任湖南巡抚的敬重，方得此礼遇。长沙天心区南门外马益顺巷附近有条叫锡庆里的街道。“锡庆”二字，系皇帝的赐敕用语。清光绪《湖南通志》载，锡庆里原名三忠里，建有三忠祠。三忠祠祀创建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有功的江忠源(新宁人)、罗泽南(湘乡人)和塔齐布(满洲人)三人。三人曾分别官至安徽巡抚、浙江布政使和湖南提督。五贤祠建在小东街，祀湖南巡抚赵申乔、李发甲、潘宗洛以及御史吕谦恒、方伯宋公，五人皆为对建立湖南贡院有功之人；十五忠祠建在荷花池，祀湘军将领江忠源、塔布齐、罗泽南、李续宾、胡林翼、王錱、萧启江、李续宜、张运兰、江忠义、李臣典、黄润昌、刘长佑、褔诚、邓绍良。同时又奉谕建了一系列湘军将领专祠，又重修了明兵部右侍郎王伟、清康熙间湖南廵抚李发甲、布政使郎永清、乾隆间长沙知府吕肃高等官员，以及宋末、明末殉节官员等专祠。

（曾国藩旧居）

　　太平天国时期，湖南的学校、书院大量被毁，战争平息后，湘省官绅急于重加建葺。1867年(同治六年)，又在长沙荷花池和司马桥二处增建求忠书院，专收湘军战死将士子弟，建院原因是“军兴日久，殉难者多，欲求忠臣”，故曰求忠。当时的各级学校都以课读《四书》、训练八股为业，书院也以传授程朱理学为务，还增加了对忠义卫道一类所谓湘军品性的宣扬。可见，学校、书院的扩建重修，其主观愿望是使传统意识得到强化。

　　二、形成“铁门之城”的原因分析

　　（一）地域文化造就的卫道士精神

　　湖南一省，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自成一相对封闭的区域地理环境。由于古时交通不便，给湖南与中原文明的交流带来了诸多困难。以与中原关系较为密切的长沙而言，至汉王莽时，尚称“填蛮郡”，处于“半蛮夷”状态，说明西汉时尚很少得到中原文明的泽惠。自东汉始，下讫隋唐，湖南与中原的交流虽有所增进，但从总体上而言，仍“殊鲜进步，故不为蛮夷所嫉视”。

　　到了宋代，湖南同中原的政治和文化联系开始加强，湖南的区域经济得到发展。北宋末年，湖南“有膏腴之田弥亘数千里”。北方人口大量南徙，进入湖南，使湖南“户口之众，数倍前日”。区域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区域文化的兴起。南宋建炎年间，理学家胡安国、胡宏父子讲学衡岳，开创湖湘学派。绍兴年间，胡氏弟子、理学大家张栻掌教岳麓书院，进一步推动了湖南文教事业的发展，使之一跃而为“理学之邦”。先前的文化自卑感骤变为一种学术荣誉感，使得湖湘士人对理学十分珍视。尤其是朱熹、张栻等理学大师在岳麓书院的“遗泽”，更成为书院重要的精神支柱，成为湘人持续传承的“道德偶像”。清帝康熙和乾隆分别为书院赐额“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对书院理学地位予以高度肯定。故此，湘人多奉理学为“正学”，甚至称理学“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湖南道学一时为天下宗，书院之兴，于斯为盛，自理学大著，渊源不绝，先圣之道，赖以不坠”。官僚、士大夫亦多以理学之道劝勉、激励湖南士子，使理学思想不仅作为学术思想受到士大夫的崇奉，而且渗透到了日用伦常和社会习俗中。

　　清代湖湘理学经世人物曾国藩、刘蓉、江忠源、李元度等都在岳麓书院打下了深厚的理学根基，他们出仕理政之后，则成为理学的卫道士，严守封建纲常伦理。如刘蓉的座右铭是：“仁义理智之德，无须臾之敢离；日用伦常之理，无毫发之敢差。”曾国藩则称：“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而这一信念在湘军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太平军起义爆发后，曾国藩会同湖湘士绅编练湘军，以维护纲常伦理相号召，打起了“保卫圣道”的大旗。湘军动员文告《讨粤匪檄》这样说道：“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主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以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可见，在湘籍官绅看来，针对太平军的作战，不仅仅是对叛乱者的镇压，更主要是一场维护名教圣统的文化保卫战。历经十余年的战斗，以理学思想武装的湘军终于将雄踞金陵的“异教徒”剿灭，不仅挽救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完成了保卫名教圣道的“光荣使命”，进一步确立了湖南在封建统治者心目中的“忠义之邦”形象。经此一役，湘军走向全国，湘军将领成为晚清政坛一支重要力量，湘人名声大震，使湖南一改以往“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的局面。高度的成就感和荣誉感又进一步助长了湘人的自负感与使命感，强化了湘人自觉卫道、鄙夷洋务的社会观念。

　　（二）绅士势力的膨胀其及保守心态

　　清同光时期，湖南绅士阶层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首先是队伍的壮大。无论是离退职乡居的官僚，还是取得功名的士子，在数量上都有较多的增加，形成愈来愈大的社会集团。除离退休官僚和取得功名的士子外，还崛起了一大批军功出身、荐举出身以及捐纳出身(买官)的人员。特别是军功出身的绅士，由于其数量庞大，成为近代绅士阶层和绅权势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湖南为湘军的故乡，湘军将才、兵源、饷源的基地，因领兵、筹饷等而致通显者，成批涌现，居各省之冠；以军功而保荐各类虚衔者，更是比比皆是。“矧通显既多，将互相汲引，一时攀鳞附翼，泰运同襄，亦固其所。”以当时全国21行省计(当时新疆、台湾、青海等均尚未建省)，湘人之任督抚者12省，居一半强。真所谓“文武彬或，蔚为国华”，“天下人才之盛，尤莫如楚南”。又据光绪十一年刊《湖南通志》所列名单，全省因军功保举武职游击以上人员，即达6319人之多。其中提督478人，总兵1077人，副将1534人，参将1464人，游击1766人。这在全国各省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在地方政治、经济、文教、社会公益事业各个方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在乡居中，有的不甘寂寞，继续干预地方军政和其他重大事务；有的利用丰厚的资财，热心公益活动；更多的是凭借他们的声望和诸种关系，成为地方各项民间事务的主持者和裁决人。

　　“官退为绅，绅出为官，初非异致。”官僚队伍的扩大，直接导致地方绅士阶层和绅权势力的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不断有些官僚功成身退，或告老还乡。如：长沙人黄冕早期历任上海、镇江等地知县、知府，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因裕谦抗英殉难事被参谪戍新疆，不久返回长沙；原任山西按察使、后入左宗棠西征军总理营务的长沙人陈湜，于1873年(同治十二年)镇压河州、西宁回民暴动后，辞去军务归里；居长沙坡子街的叶德辉1892年(光绪十八年)授吏部主事后，次年即回湘不复出，等等。尽管他们一生的经历、遭遇彼此有异，但退居地方后，凭着他们原有的地位、声望和诸种关系，仍为“一邑之望”，各自在不同的方面进行着有影响的活动。

　　迅速壮大起来的绅士阶层，在社会上必然发挥作用。其一是举办团练或者应聘入幕参预地方军政事务。其二是担任各书院山长、讲席,执掌地方教育大权。其三是总揽地方公共事务。包括修志、昭忠、宗族、社团、族田、社仓、学田、差徭、捐赈，以及各项公共事业的举办、民事纠纷的调处等。绅士阶层左右了各级地方政府,而且他们大多数以卫道者自居,其心态是极其保守的。同治初年，刘蓉就感叹士行不修，学术不正：“天下之士，群趋于浮诡虚诞，矜速化而务苟得，不耻不仁，不畏不义，而先王之礼教荡然矣。”出于这种忧虑，他们在战后急忙在湖南着手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和强化传统的纲常伦理。

　　（三）秘密社会对新生事物的抵触

　　哥老会是清末势力最大的秘密结社组织。它发源于乾隆初年四川的咽噜会，到嘉庆、道光年间，由于南方天地会势力的北移，与川楚一带的白莲教、咽噜会势力相会合，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了哥老会的组织。同治、光绪年间，随着湘军等营伍的遣散和破产劳动者无业游民队伍的激增，哥老会在湖南勃然而兴。与天地会、斋教不同，湖南哥老会主要成分是散兵游勇，尤其是他们的头目，更主要是营伍出身。被遣散的数以十万计的兵勇回乡后“多未安贴”，哥老会因之“乘之以兴”。

　　封闭的哥老会与外面精彩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咸同之际长沙府宁乡人崔暕所撰《哥老会说》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至会中口号，曾究其略，爰次举之：其结会，或数十人，数百人不等，共饮雄鸡血酒立誓……以后称会首为‘老冒’，会末为‘老么’，并有‘冒壳子大爷’‘圣贤二爷’‘当家三爷’‘红旗五爷’之称。其余为八牌上的，有上四牌、下四牌之分。并各带小儿，曰‘少侄兄’，又曰‘太保’……窥其举动，能相比为恶，即升入会中为哥老。”

　　从崔暕的《哥老会说》可看出，同治初年，哥老会在湖南已渐具规模，发育已基本成熟，组织、口号、隐语一应俱全，形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封闭王国，它与洋务思想是水火不融的。哥老会具有反清、反社会作用，这种作用由于与当时湖南官场的腐败和湘军的撤裁联系在一起，因此，哥老会成为当时地方当局最为头痛却又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哥老会利用各种形式、采取不同手段反抗清政府。长沙地区可以说是19世纪中后期湘境哥老会活动的核心。哥老会活动必然要以经济基础作支撑，因而在经济相对发达、交通十分便利的长沙地区，哥老会的劫财活动十分频繁。有些富绅也附会自保。如长沙府湘阴县汤又新“由捐纳教职保举候补知县，加同知州衔。平日居住湖滨，结交匪类，遇有遭风船只，捞抢货物，坐地分赃”。长沙府为湖南心脏地区，哥老会的劫富活动十分常见。这种活动也常常发展为抗官行为。如在长沙，“哥老会给发飘布，抢案四出”。1876年(光绪二年)，“省城有剪发一事，谣为九龙山教主遣徒收魂为阴兵，被剪者百日内死燃”。1866年(同治五年)，在长沙府湘潭县，“会匪向荫和彭四铁匠等纠众千余焚掠锦弯”。八年九月初七日，“会匪起朱亭……蔓延金田、黄茅驿焚掠，以凤凰山为盗薮。巡抚刘崐遣参将柳万胜，练军营官于高胜等讨之，数月，盗众稍稍自散”。九年，“潭、衡会匪骚攸县西北乡”。

　　会党组织虽然在后来的辛亥革命运动中被革命党人所利用，对推翻清王朝起过积极作用，但在同光洋务运动期间，它却是一个阻碍社会进步的破坏性组织。旧式会党团体大都用宗教迷信作为团聚成员的工具，采取家长制的组织形式，封闭排外色彩十分浓厚，拒绝一切新生事物，有的还拥有武装，带有严重的封建性和盲目的破坏性。参加这类团体的人，多为社会底层的人，他们企望依靠会党找到一条生路，因而积极参与劫富济贫之类的事。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不仅不可能依靠这类团体得到出路，反而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所操纵和利用。

　　（四）反洋教运动的排外风潮

　　湖南“深闭固拒”，突出表现在湘绅的“仇夷”“拒洋”心态，突出反映在以长沙为中心的一系列反洋教运动中。长沙第一次反洋教集会是在1861年(咸丰十一年)，时有法国传教士自湘潭来长沙，长沙绅民激于义愤，数千人集于长沙县学宫明伦堂(今学宫街)，进行口诛笔伐。一些鼓动性较强的反洋教檄文迅速传播。这些檄文列举了天主教“不敬祖宗”“男女不分”及“采生折割”等危害，将教士传教同西方各国发动的侵华战争一起进行批判，号召士农工商“拔剑同仇”，反教拒夷。这些檄文很快被散布到湖南各地和近邻各省，对各地民众反教情绪的滋长，产生了明显的促动作用。例如在江西南昌，士绅“将楚南《公檄》鸠资付梓，一日夜刷印数万张，遍揭省城内外通衢”，江西士子“见有《湖南檄文》一纸，一倡百和，攘臂共攻，将天主堂毁拆”。

　　此后，湖南绅民的反教拒洋之风愈演愈烈。1876年(光绪二年)七八月间，湖南士子会集长沙，参加秋闱考试，互传湘省已许通商，西人将至，于是群情激愤，争言抵制。长沙城内，很快便“揭帖满街”。例如，其中一份揭帖指出，“自洋夷肆毒，率土罹殃”，“固尽九牛之毛，不足以数其罪”；号召湘人，“洋夷入境，不问有无情弊，立即格杀，毋令遗遁”，“天主教设立教堂，立即约众拆毁”，“湖南各处码头，不准售与洋夷修占，如有勾通情弊，立即格杀”。长沙绅民的反洋教宣传在19世纪90年代初达到了高潮，以致有了“周汉反洋教案”和长沙士民的一系列反洋教活动。周汉的反洋教宣传品，均以“崇正黜邪”“杀身报国”为旗帜，着重从传统文化心理的角度对西方宗教进行揭露和批判，称一切洋教都是“鬼叫”(叫、教谐音)或“邪教”“妖教”“天猪教”(天主教的谐音)，应该加以诛灭，把反洋教活动推到极致，反洋教演变成了盲目的排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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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到了后来，从1894年到1897年，陈宝箴、江标、黄遵宪、徐仁铸等具有新学思想的官员相继来湘任职，形成了一个以陈宝箴为中心的具有维新性质的官僚团体。“长官导之于先”，而本地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等新派人士聚集长沙，“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大力倡言和推行变法维新，使湖南从最保守的省份，一跃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本文来源于《文史拾遗》，作者系陈先枢，原标题为《湖湘文化的另一面：19世纪中下叶的“铁门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