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石钟山记》中说：“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钟磬不能鸣，甚至在大风浪中都无所作为，原因就是放在水中。一个人，一个官员，如果置身于私利之中，也会像那钟磬一样，纵使时代大风浪磅礴激荡，也是不能鸣，这是任何时代吏治都面临的问题，因此古人有“尸位素餐”“滥竽充数”为之画像，也是当今时代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易炼红同志的文章《干部要干事，为官要有为》，结合长沙的实际，从“想为，敢为，勤为，善为”四个维度阐释了这个古老的命题，也是现实的命题。言辞犀利，直指作风之弊；责任紧迫，犹如泰山压顶，不仅有现实的针对性，有较强的操作性，而且引发人深长的思索。
　　
　　干部一词，是外来语，来自日本，从20世纪初叶，就风行神州大地，我们党保持了这一个词，“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深刻指出了干部工作的重要。干部干事，为官有为，这是一种良好的生态，在当今时代，不应该成为悖论。但现实生活中，偏偏有那么些人，把这个问题演绎成了作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是自古时起义利之辨在现实生活中的继续吗？是家国情怀的严重脱节吗？是这么回事，但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关键是理想信念的缺失，宗旨意识的淡薄。君不见，他们忘记了本心和初衷，把入党时的誓词抛到了九霄云外，把当官与发财绑在一起，把公权力与私欲混淆在一起，没有好处的事不干，不能中饱私囊的事不做。还有一种人是意志衰退，或者知识老化，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不得要领，显出本领恐慌，因此大事做不来，小事做不好。也有一种情况，是一些干部害怕出错，害怕失败，害怕承担责任。这几种情况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当官不为”的市场。
　　
　　“当官不为”是会拖时代的后腿的。我们可以遥想一下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想有所作为的。在神宗皇帝支持下，他推行青苗法，在第二次出任宰相时，他写出了梦想实现之后的得意之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但改革触动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改革失败，整个宋朝文官集团又成了唯唯诺诺、无所作为的一个个山头了。这是宋朝靖康之耻后偏安江左直至灭亡的导火索。历史教我们理智和明白，一旦“当官不为”在一个时代成为一种气候，就会侵蚀国家的肌体，人民就会遭受苦难和灾祸。我们党绝对不会容忍“当官不为”大行其道，是对“当官不为”口诛笔伐的时候了。
　　
　　有人说，当官是一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是有几分道理的，必须要有服务意识，有实干精神，有工匠风范。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干部干部，干是当头的，既要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要能干会干善于干。”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用想干事干得成事的干部。在当今中国，人民群众都睁大眼睛盯着我们的用人。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重用狮子型的干部，重用敢于担当的干部，重用有想法、干起事来精气神都来了的干部，会是人民的福气。同时，干事创业要建立容错免责机制，为敢想敢干的人开绿灯，兜底线。对于一个人来说，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要有交学费的意识，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不重复错误。因此，一定要把违法乱纪与探索性试验中的无意过失区分开来，保护作风正派、锐意进取的干部。
　　
　　对于官员来说，“为”是最好的强心剂，“为”是最好的定心丸。当官当然不止一个想为、敢为的问题，还有一个勤为、善为的问题。易炼红同志的文章系统地为我们做了一个方法论上的引导，值得每一个“关键少数”在潇潇春雨之夜好好回味和琢磨。
　　
　　文/龚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