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1877年—1968年)，又名徐立华，湖南善化(今长沙县江背镇)人。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他一生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伟大的一生、革命的一生”。早年，他曾有过断指血书的壮举。但对于这一事件的具体情况，诸如发生时间、血书内容、起因、目的等，说法甚多，甚至出现较大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伊杰教授曾著文《徐特立“断指血书”事考》，作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拟在该文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考证。（重点考证断指血书的时间）
　　
　　假说  有四种不同时间的说法
　　
　　从已有资料来看，关于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时间，至少有四种不同说法：
　　
　　1906年说。徐特立在《六十自传》中写道：“二十九岁时做过反对铁路国有以反对满清的运动，发动了全省城的学校罢课。我断过指写过血书。”徐特立出生于1877年，29岁时是1906年。按这一说法，断指血书也应发生于这一年。同为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持相同说法。他在文中写道：“1906年初的南昌教案，就曾经轰动一时……当时正在长沙教书的徐特立同志，闻悉之后，立即向同学们演说，他愈说愈恨，随取菜刀砍去一指，誓与众同报此仇。”
　　
　　1907年说。较早研究徐特立的蒋崇伟、邹秋龙等人即持此说，在《徐特立》一文中写到：“1907年，他（指徐特立）至长沙修业学校兼课。一天，在该校操坪作时事报告，慷慨激昂地痛陈帝国主义的暴行和清朝对之屈服投降的政策。越讲越激昂，越讲越悲愤，以致声色俱厉，热泪如倾。突然，他纵身从台上跳下来，跑进厨房，取来菜刀一把，当即砍断左手小指以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报仇雪耻的决心。顿时指血不止。他写了血书后，晕倒了。当时省内外的某些报纸曾经报道过这一新闻，……一时徐特立成为一个有名的爱国者，蜚声湖南，名扬全国。”
　　
　　据称，《长沙日报》“1907年农历十月刊载的《断指送行》报道了徐特立的壮举：徐为支持湖南代表进京请愿早开国会，在修业学堂断右手小指以血书“请开国会，断指送行。”该报由湖南巡抚端方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4月主持创办，虽然没有官报的牌子，但巡抚衙门既审定稿件，又行文各县派销，因此实质上是一份官报，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1908年说。中国国家博物馆保存有一份徐特立血书，其说明文字为：“近代，1908年，纵36.3厘米、横62厘米，张清华捐赠。”并对徐特立本人以及血书的缘由做了如下说明：“徐特立（1877-1968年），湖南长沙人，著名教育家。宁乡速成师范学校毕业后，长期在中学任教。他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学说。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但无任何准备立宪的措施，立宪派和部分群众多次联名上书，请求速开国会。1908年8月前后，各省立宪团体的代表先后到京向都察院呈递速开国会请愿书。这时徐特立正在湖南长沙修业学校教书。他愤而断指，写成血书，怒斥清廷误国，以此为请愿代表送行。原由张清华保存，1950年2月27日捐赠。”
　　
　　1909年说。关于这一说法，伊杰教授在《徐特立“断指血书”事考》一文中，做了比较详细而令人信服的考证。他写道：
　　
　　据上海《时报》1909年12月20日报道，徐特立断指血书为同年12月8日(农历十月二十六日)，原文为：“善化徐懋生〔恂〕名特立，十月二十六日九时在湖南修业学校断指沥血，书此八字，为请愿人送行：请开国会断指送行”。
　　
　　此前的12月11日，上海《申报》刊登了如下一条电讯：“长沙公电。各报馆鉴：湖南教员徐x立痛外交种种失败，非组织责任内阁无以救亡，自断其指，血书‘断指送行，请开国会”八字，送捧呈员行”。11日见报的电讯距8日仅差三天，又是由长沙发来的“公电”，可谓及时而可靠。由此可见，断指日为1909年12月8日，当无疑义。”
　　
　　笔者见到的最早报道如前所述，为徐断指三日后的1909年12月11日，同月20日《时报》刊印出血书，其后《申报》、北京的《正宗爱国报》、天津的《大公报》、奉天的《盛京时报》也陆续作了报道。此外，还见诸1909年12月末张謇写的《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
　　
　　上海《时报》报道的血书原文，从国家博物馆所藏血书可以得到印证，唯“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应在前，不知报道何以将其置于后。
　　
　　张謇的记载则是这样的：“咨议局既闭会，相约以十一月上旬，各推代表集于上海。先后来者凡三十余人，就预备立宪公会日共讨论，谋所以纾国家之难，而称先帝明诏立宪，使人民参预政权之盛旨。会，湖南罗君（杰）、刘君（善渥）宣示善化徐君断指请开国会之血书，殷赤淋漓，众咸感泣，益思亟行，乃定十五日大会，十六七日分道即发。”
　　
　　分析  第四种说法应该是最可信赖
　　
　　从以上四种说法看来，第四种说法应该是最可信赖的。

    第一，关于1906年说，徐特立自己的回忆可能因为时代的久远而出现误差；吴玉章虽与徐特立同为中共五老，两人交往较多，但他的说法不过来自于徐特立本人或听其他人所说，未必可靠。

    第二，关于1907年说，如果真有《长沙日报》1907年农历十月刊的相关报道，应该非常可信，因为长沙终属事发之地，但伊杰教授就蒋崇伟、邹秋龙之说明确指出：“笔者未有查到当时湖南省的报纸，仅翻阅了一些其他报纸，可是一直未发现1907年有关这一问题的报道，不知论者查考了1907年哪些报纸而下此断语。”

    第三，至于“1908年说”，主要是根据一个历史背景：“1908年8月前后，各省立宪团体的代表先后到京向都察院呈递速开国会请愿书。”中国国家博物馆在作这一文物说明前是否进行过仔细的考证，不得而知，但应该存在问题。据查史料，在立宪之风日起的情况下，清政府于1907年9月颁布上谕，决定先在中央设立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各省则设立路议局，以为“采取舆论之所”，“并为资政院预备议员之阶”；1908年7月，清政府又颁布上谕，“着各督抚迅速举办（谘议局），实力奉行，自奉到章程之日起，限一年内一律办齐。”以后，各省（包括湖南）立宪派都投入路议局的筹备工作，请开国会的事被暂时搁置下来。因此，徐特立于此时写血书“怒斥清廷误国，以此为请愿代表送行”之说，根据根本不成立。

    相比较而言，第四种说法明显更易令人信服：有公电电文、有报纸报道，还有名人日记记载，而且与“1908年说”所持的理由一致——都为立宪、都为请开国会，仅时间上相差一年而已。但一年后的1909年，各省咨议局已经成立，于10月份首开常会，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张謇发表《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书》，并呼吁各省组织起来联合请愿。徐特立于此背景下，于1909年12月8日（农历十月二十八日）断指写血书，以为湖南代表送行，可谓合情合理合历史真相。
　　
　　（本文作者系长沙师范学院徐特立研究所研究员梁堂华。本文原标题为《徐特立“断指血书”事件再考》，内容有所删减。原文系湖南省改革进行时的“思与行”暨第六届湖南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一等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