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与现代中国》封面（资料图）

　　裴士锋，是一位美国人，他大学毕业后在长沙雅礼中学教过两年英语，视湖南为他的第二故乡。回国几年后成为耶鲁大学中国史研究所的博士，将湖南作为他关注的重点。《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就是他的博士论文，200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2015年8月31日，他又把《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的中文版（黄中宪译，谭伯牛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献给他在雅礼中学时的同学和老师们。这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的特点在于依据大体相同的史料，写出完全不同的史著。贯穿全书的主线就是：19世纪以来，湖南人一直在为中国构想另一种未来。为此，作者围绕两个不同的主题来展开，一个主题是湖南人的民族主义，另一个主题是湖南学者对王夫之（王船山）的重新发掘。
　　
　　对王夫之的重新发掘，裴士锋不是着眼于研究王夫之的思想本身，而是研究王夫之的著作如何被后人所运用，即近代学者如何复兴他的著作，如何重新解读他的著作，又如何在数个世代的岁月里把他转变为令人仰慕的现代湖南精神象征。
　　
　　对此，可能有读者会认为只在长沙生活了两年的裴士锋，聪明地避开了阅读王夫之著作的艰难，选择了一个快捷的方式。对此，裴士锋在导论中是这样解释的：本书是探讨思想历史的专题论著，具体地说，这是一部以如下信念为基础的论著：思想不是抽象且不变的，而是有所待（contingent）且处于动态变化中的。了解思想史的最佳之道，乃是把思想史摆在人的时空环境（human context）里去了解，这个时空环境包含了受自己生命中特别关注之事物驱动的读者塑造文本的意义以满足自己需求的方式，以及他们接下来将之解读并化为行动的方式。同时，王夫之也非常重视文本意义经时空转换而改变的类似观念。
　　
　　作者的上述解释，正是道出了思想家的思想落地时的方式和形态。换个说法，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一个思想家的思想的完整形态或学者对它的解读，都可能是著作等身。但当它变为人们的行动纲领时，则可能仅仅是其中的几篇短文或几句话，甚至可能仅是意义相近的几个关键词。一些年长的人，回顾一生以来对一个思想体系的接受历程，这样的例子可随手捡来，数不胜数。由此，捧读着《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一再为美国学者的务实精神所感动。
　　
　　诚如作者所述，近200年来，湖南之所以人才辈出，还因为经世之学盛于湖南的岳麓、城南两书院，实行了思想文化、世界现代科学技术与体育三者并重的教学，且世代相承。这一点对于当代湖南人才的成长仍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所要多说的是，湖南还有一个人才走得出、回得来的社会环境。湖南的人才，志满走出去时，当地全力周济；需要回湘时，又不拒不舍，来去自由。
　　
　　王夫之在无亲无故的隐居之地，先后获得三处宅地和农田，没听说过遇到过什么麻烦。当地刘近鲁家藏数万册典籍，无疑是一个不错的人家。面对穷困潦倒的王夫之的到来，不拒不舍，为其研读提供了方便，后来，还成为王夫之儿媳亲家。
　　
　　曾国藩与左宗棠，人们连称为“曾左”，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说。《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的校核者谭伯牛就讲过他们的一个故事：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苦于经费不足，被迫“勒捐”，一次向陶桄一家勒捐10万两银子，左宗棠、胡林翼共同说情，曾国藩不为所动，可说是满满地得罪了左宗棠。但从咸丰四年（1854）到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全力助推湖南财政新政，通过减漕、办厘的增收，在军费上为湘军建立了稳固的后方基地，让湘军进无后顾之忧，退有修整之所，进退自如，四处作战十余年。左宗棠这种不囿成见的开放气度正是湖南的集体精神之一。
　　
　　（本文作者刘放生曾先后参加1982年、2002年、2009年三次船山学国际研讨会，其中2002年为船山学国际研讨会组织者之一，执笔撰有《传大的思想家王船山》一书，并当选湖南省船山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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