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善恶之分，官也有好坏之别。人们常常把坏官分成两类：贪官和庸官。其实在他们之间还有一些官员不太好归类，说他们爱财吧，又看不出他们贪得无厌；说他们慵懒吧，他们好像整天忙忙碌碌，甚至还有些许才华或政绩。这类官员，就是“巧官”。这种官员历史上有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清朝的曹振镛。
　　
　　很多人说身为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宰相的曹振镛，一生唯唯诺诺，除了“少说话、多磕头”就没别的本事。事实并非如此。曹振镛当官长达52年，年届80岁才退休，在清代官宦岁月之长，无人能比。并且他的仕途自始至终，如一马平川，一江春水，步步高升，无灾无难，单靠“少说话、多磕头”恐怕难以做到。
　　
　　公元1782年(乾隆46年)，27岁的曹振镛考取进士，并很快得到重用。不久又任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到了道光朝，他再升一级，任武英殿大学士，成为道光的心腹之臣，曾代理皇帝事务三个月。曹相上台后十分低调，没烧“三把火”，只是闭嘴、磕头、旁观，等终于摸清了新老板的底牌，就循着领导思路，因势利导，顺水推舟，不慌不忙跟了三张牌，一是照猫画虎装节约、二是借刀杀人除劲敌、三是斩草除根掌大权，迅速获得了道光帝的绝对信任，奠定了千古“名”相的基石。曹振镛的三张牌贯穿了一条主线：上有政策，下有“顺”策。当时，官场中人大都像曹振镛一样，苦心钻研如何应付皇帝、如何让领导高兴，对自己没好处的事没人想、没人干，能推就推，能糊弄就糊弄，逐渐造就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天下。曹振镛的荒唐成功，逐渐消解了整个干部队伍对国家的信心、对朝廷的期待，为清王朝的急速下坠踩了油门。
　　
　　历史是最好的“照妖镜”，群众是最终的评判员。“巧官”自欺欺人，最后只能是自己把自己钉在耻辱柱上。何谓“巧官”？就是指面对突发事件，把国家利益放到一边，把上级作为“应对”对象，欺上瞒下、不择手段的官员。之所以成为“巧官”，关键在于他们把握好了一个“巧”字，表现在言语是“巧言令色”，体现在行动上是“投机取巧”。用时下的一个新词来形容就是“两面人”。翻开史书，曾有不少留名的“两面人”遗臭万年。唐代李林甫口蜜腹剑，妒贤嫉能；明代严嵩结党营私，窃权罔利；清代和珅溜须拍马，贪得无厌。他们官居高位、权倾一时，然而巧言令色、道貌岸然之下，干的却是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勾当。
　　
　　现在的“两面人”狡猾程度比起古人来，不遑多让。“请大家从监督我开始，决不插手任何土地、工程、项目、国有资产、招投标，决不利用自己的权力为亲友、为他人牟取私利，决不追求特权、追求享受。”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落马”之前在台上言辞“恳切”，正气凛然。“落马”之后，人们发现他流连会所、以权谋私，承诺的事没有一件做到，让人大跌眼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表面上“玩命干工作”、“每天除了睡觉就在办公室待着”，甚至“严格按程序办事”、“谁叫吃饭都不去”。但私下里，信奉个人利益至上，“总觉得妻子受了委屈”、“想多帮帮儿子”、“担心自己的晚年生活”，为填充私欲，收受巨额贿赂；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则喜欢塑造自己“高调反腐”形象。他常常在重要会议上谈反腐，振振有词。特别对在监狱开展警示教育“情有独钟”，把监狱设为警示教育基地，还亲自揭牌。不知情的人还真以为他是个大清官，哪能想到他私下里毫无顾忌地滥用职权、大肆受贿？
　　
　　点灯是人，吹灯是鬼；台上孔繁森、台下王宝森；白天像焦裕禄，晚上像雷政富......在政治生态存在严重问题的情况下，一些官员的表现也是形形色色，一类叫“巧官”的官员更具隐蔽性和破坏性。现实中，贪官、庸官容易暴露，最可怕的是“巧官”。他们往往巧舌如簧，善于做秀，像狐狸一样狡猾，像变色龙一样善变。领导和群众很容易被蒙蔽，觉得他们处事圆融、沉稳可靠，甚至尽善尽美、德才兼备。于是，“巧官”浑水摸鱼，屡屡被提拔重用，严重败坏了所在地方和单位的政治生态，贻害无穷。
　　
　　贪官人人喊打，“巧官”无影无形，表面上好话说尽，实际上坏事干绝，凡有良知者，无不深恶痛绝。因此，撕下“巧官”的伪装，刻不容缓，否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官员面上一套，背地一套，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然，惩治“巧官”最根本的还要从制度入手，只有把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使官员无“巧”可钻，最终让他们再也不敢、不能一边高唱廉政调，一边大肆捞钞票！
　　
　　文/吴展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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