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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忏悔自新是曾国藩的成功法宝

来源:红网 作者:黄守愚 编辑:程赛 2015-10-08 11:09:49
时刻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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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湖文化代表性精英人物曾国藩(1811-1872),以一介书生统兵打仗,最后封土裂疆,功成名就,实现了人生的最高成就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因此,他备受后人仰慕和效法。尤其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对曾国藩和胡林翼推崇备至,视二者为人生导师。
  
  纵观古今,人活着,无非都在追求幸福。虽然人们对于幸福的定义各有不同,但是都在追求所期望的幸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境。语境相似,对幸福的定义也会出现一些相似。因此,人们会探究历史人物的成败案列以寻找成功的智慧。这种历史人物,离古不能太远,距今不能太近,曾国藩就是一个典型案列。像唐朝的杜如晦、明代的张居正,似乎远了一点,不十分接今气。曾国藩具有典型性还在于他出身类似今日所谓“屌丝”,没什么背景关系,通过个人奋斗走向了成功的巅峰,辉煌灿烂。在为人处世方面,曾国藩从稚嫩的愤青到游刃有余的里手,其成功的经验足以供人借鉴。总之,曾国藩为当今时代的个人奋斗树立了的榜样,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大。
  
  一、曾国藩真正忏悔自新的因缘
  
  读《曾国藩全集》,发现曾国藩走向成功的奥秘只有四个字——“忏悔自新”。当然,这是指方法论而言。至于曾国藩的根本思想,无非是儒家的“诚”。诚就是真实不欺,发而为恭敬、仁爱。这是走向老熟状态下的曾国藩的境界。
  
  曾国藩的出身环境、天资以及教育、生活经历决定了他早年的庸俗不堪,十分普通平常,可以说是一个庸才。他没有什么雅致,言谈举止粗俗,受制于动物本能和社会习性:贪婪、好色、空虚、寂寞、好胜、自私、好玩、粗痞、爱慕虚荣、好动、易怒、好骂、狂傲,等等。凡是一般世俗之人身上有的习性,他都有。早年的曾国藩,真的只是一个中人之资的混混而已,道德修养极差,除了精通科举考试外,没什么值得傲人的本钱。
  
  到了北京做官,这是一个各路名流汇聚的地方。不同的圈子里,有不同的名流。每一个名流被一圈崇拜者包围着,其言行对朝廷和社会产生影响,而社会民众又对这个名流交口称赞。曾国藩所知道的名流有唐鉴、倭仁、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汤海秋、何绍基等人,这些人各扇风华,让曾国藩羡慕嫉妒不已。正是有这种虚荣心的动机,使得曾国藩有了向学之心。古语云:云从龙,风从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择友很重要。而君子也应当发扬道德的光辉,感染他人,教化小人。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写给诸弟的信中说:
  
  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名锡振,广西主事,年二十七岁,张筱浦之妹夫),朱廉甫(名琦,广西乙未翰林),吴莘畲(名尚志,广东人,吴抚台之世兄),庞作人(名文寿,浙江人)。此四君者,首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浅深,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
  
  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别人,恐徒标榜虚名。盖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天下有益之事,即有足损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
  
  曾国藩这个人运气好,遇到了名师唐鉴和倭仁,幸得指点,脱胎换骨,克己复礼归仁,由凡入圣,最终功成名就。什么样的个人修行方法让曾国藩走向了成功呢?唐鉴教导曾国藩归宗程朱理学,而倭仁教导曾国藩每天写日记忏悔,并请人批阅检察,这是明朝和清初十分流行的忏悔法,可谓陆王心学的洪范大法。有人讲《曾国藩日记》是一本忏悔录,真实不假!
  
  曾国藩的日记从道光十九年(1839)开始,时年29岁。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曾国藩在琉璃厂买来《朱子全集》,为了弄清门径,便向唐鉴求教。据曾国藩当天的日记:
  
  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治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辞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事,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之内。”又问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先生尝教之曰:“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闲邪存诚。”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着”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不过,曾国藩并没听从唐鉴的教诲,虽然在专心读《朱子全集》,并没做札记以及静坐、真正忏悔自新工夫,因此效果并不佳。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一日,曾国藩求教倭仁,倭仁教他“写日课”、“研几”:
  
  拜倭艮峰前辈,先生言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偿不知,是研几也。周子曰:几善恶。《中庸》曰:潜虽伏矣,亦孔之照。刘念台先生曰:卜动念以知几。皆谓此也。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又云: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又教予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
  
  这次回家后,曾国藩真正开始修身养性,每天静坐、认真写忏悔日记。刚开始,因毅力不够,有点失败,但十多天之后,又习惯起来了。不过,两个月后,曾国藩发现当一个纯粹的理学家有点难,而他的体质本来孱弱,每天神经绷得紧紧地,不久得了失眠症,白天面如菜色,提不起精神来。勉强再坚持二十多天,又突发吐血之病,从此曾国藩开始另起炉灶,寻找适合自己的修身方法,不再盲目仿效他人。不过,日记忏悔法是一直坚持下来了。
  
  翻读曾国藩见倭仁之后的忏悔日记,可知曾国藩的忏悔自新的艰难。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二日日记云:
  
  午正,金竹虔来长谈。平日游言、巧言,一一未改,自新之意安在?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日记云:
  
  一早,心嚣然不静。……默坐,思此心经常有满腔生意,杂念幢幢,将何以极力扫却?勉之!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七日日记云:
  
  本日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都检点不出来,自治之疏甚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日记云:
  
  果然据德依仁,即使游心于诗字杂艺,亦无在不可静心养气。无奈我作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未正诗成。何丹溪来久谈,语多不诚。午正会客一次,语失之佞。酉正客散,是日与家人办公送礼,俗冗琐杂可厌,心亦随之纷乱,尤可耻也!蹬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几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已矣。谨记于此,使良友均知吾病根所在。与子贞久谈,躬不百一而言之不怍,又议人短,顷刻之间,过恶丛生,皆自好誉之念发出。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九日日记云:
  
  晡时,赴小珊处。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漫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记云:
  
  至海秋家赴饮,渠女子是日纳采。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与人言语不由中,讲到学问,总有自文浅陋之意。席散后,闲谈皆游言,见人围棋,跃跃欲试,不仅如见猎之喜。口说自新,心中实全不真切。归查数,久不写帐,遂茫茫然不清晰,每查一次,劳神旷功,凡事之须逐日检点者,一日姑待,后来补救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是席间海秋言:“人处得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此余所不能也。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日记云:
  
  因心浮,故静坐,即已昏睡,何不自振刷也!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日记云:
  
  早起,读《易经》震卦,无所得。午初,人欲横炽,不复能制,真禽兽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日记云:
  
  醒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平旦之气安在?真禽兽矣!要此日课册何用?无日课岂能堕坏更甚乎?尚腼颜与正人君子讲学,非掩著而何?辰正起,读旅卦,饭后,读巽卦,一无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甚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相似,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日记云: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在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日记云:
  
  起亦不早,焚香静坐半时,饭后仍静坐,不得力,枕肘睡去,醒来心甚清。……饭后,静坐半小时,颓然欲睡,可恨之至。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日记云:
  
  与子敬围棋一局。前日服树堂之规而戒之,今而背之,且由我倡议,全无心肝矣。归,房闼不敬,成一大恶。细思新民之事,实从此起。万化始于闺门,除刑于,以外无政化,除用贤以外无经济,此之不谨,何以谓之力行!吾自戒妄语!吾自戒吃烟,将一月,今差定矣!以后余有三戒: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房闼不敬。一日三省,慎之慎之!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日记云:
  
  余今闷损至此,盖因身皆私意私欲缠扰矣,尚何以自拔哉!立志今日自新,重起炉冶,痛与血战一番。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二日日记云:
  
  阅山谷集,涉猎无得,可恨!好光阴长是悠忽过了。又围棋一局,此事不戒,何以为人?日日说改过,日日悔前此虚度,毕竟从十月朔起,改得一分毫否?未正,朱廉甫前辈偕蕙西来,二君皆直谅多闻者,廉甫前辈之枉过,盖欲引予为同志,谓可与适道也。岂知予绝无改过之实,徒有不怍之言,竟尔盗得令闻,非穿窬而何?贻父母羞辱,孰有大于此哉!二君久谈,廉甫自言,得力于师友为多。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日记云:
  
  自立志自新以来,至今五十余日,未曾改得一过,所谓“三戒”、“两如”及静坐之法,养气之方,都只能右,不能行,写记此册,欲谁欺乎?此后直须彻底荡涤,一丝不放松。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务求息息静极,使此生意不息,庶可补救万一。慎之,勉之!无徒巧言如簧也。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廿六日日记云:
  
  晏起,可恨!点诗一卷。至杜兰家拜寿,说话谐谑,无严肃意,中有一语谑而为虐矣,谨记大恶。拜客两处,微近巧言。未正至竹如处,谈至昏时,竹如有弟之丧故就之谈以破寂,所言多血气用事。竹如辄范我于义理,竹如之忠于为友,固不似我之躁而浅也。归,接到艮峰前辈见示日课册,并为我批此册,读之悚然汗下,教我扫除一切,须另还一人。安得此药石之言,细阅先生日课,无时不有戒惧意思,迥不似我疏散,漫不警畏也。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著圈而已。夜深,点诗一卷。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七日日记云:
  
  饭后,走唐诗甫处拜其年伯冥寿,无礼之应酬,勉强从人,盖一半仍从毁誉心起,怕人说我不好。艮峰前辈教我扫除闲应酬,殆谓此矣。与岱云同至小册处,渠留晚饭,有援止而止底意思。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其所以臻多言者,都从毁誉心起。欲另换一人,怕人说我假道学,此好名之根株也。尝与树堂说及,树堂已克去此心矣,我何不自克耶?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廿八日日记云:
  
  饭后,岱云来,示以诗。艮峰先生日课,见其孝弟之情,恳至流溢,钦仰之至。因遣人送还,另纸称诵此节,即牵连而别有所陈,亦撮壤崇山之意。何子敬、吴子序来,总是不克寡言,以说话不迟重故也。如果语语由中,岂能开口容易乎?子序最后散言取人最要取长录短,人有寸长,我必暴之。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九日日记云:
  
  祖母大人七十六寿辰,晏起。逢此庆节,不黎明而起,何神昏一至是耶?田敬堂来拜寿,一无预备。抱愧何己?朱廉甫前辈来,谈甚久。予又病多言。昌黎云:“默焉而其意已传。”哓哓胡为者、,况其一无真知耶?廉甫言取人,但当求其长,与子序昨夜言同。又言济世以匡、主德、结人心,求贤才为要,余皆未节耳。傍晚去,饭后,冯树堂、易莲舫来,谈良久。予内有矜气,而语复浮,所见不合,仍尔自是器小,可鄙。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日记云:
  
  客来,同出门拜寿。见人围棋,跃跃欲试,意越俎而代①,又何说自解耶?渠四人皆博学能文,予虽留心缄默,而犹多自文固陋之言,此等处所为虽十缄亦不妨者也。惟其平日重内轻外,故见有才者,辄欣羡耳。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日记云:
  
  海秋来,以所著浮邱子嘱为商订,久谈,有不忠语,有诌语。邵蕙西来,示以方世史所作论,年才十五而才华如此。黄子寿来,示以所作选将论,真奇才也,心中艳羡,既已重外外,而又有自文固陋之言数语。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三日日记云:
  
  所记者,都是空言,究竟一过未改,日日有腼面目,与人酬酢而已。阅山谷集。力戒多言,已觉冷落。仅写八幅,便学困倦,精神不养,则不裕也。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日记云:
  
  早起,海秋以所撰浮邱子嘱予细读一遍,而订是非。予向读海秋诗文,不无面谀之时,今阅全册,仍遂前失,欺友自欺,罪恶大极。无论是否,总须直陈所见。自辰初看至申正,尽二卷。出门访苗仙露,河间人,精六书谐声之学,观所藏“君子馆砖”、“开元瓦”诗册,因嘱予题诗。旋走树堂处,渠自初一日起又重换一个人,对之愧死!真无地自容。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日记云:
  
  心摇摇如恩旌,又皇皇如有所失,不解何故?盖以夙诺久不偿,甚疚于心,又以今年空度,一事无成,一过未改,不胜愤恨,又以九弟之规,心常耿耿,及他负疚于师友者,百念从集,故昨两夜不能寐。树堂谓予有周旋语,相待不诚。诚为最不可掩,则何益矣,予闻之,毛骨悚然。然比时周旋语已不自记忆,疏而无忌,一直是耶?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日记云:
  
  岱云之勤,子贞之真,对之有愧。归,读史十叶。寝不寐,有游思,殆夜气不中以存矣。何以遂至于是!不圣则狂,不上达则下达,危矣哉!自十月朔立志自新以来,两月余渐渐疏散,不严肃,不谨言,不改过,仍故我矣。树堂于昨初一重立功课,新换一人,何我遂甘堕落耶?从此谨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日记云:
  
  申刻,海秋来,谈一时,言不诚,有一语斡旋无痕变,是奸人伎俩,右不从此等处严为警戒,将来机变愈孰矣。夜,觉心火上炎,不静故也。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日记云:
  
  晏起,绝无警惧之意矣!一早悠忽。饭后,读史十叶。房闼又不敬。前誓有三戒,今忘之耶?既写日课册,于此等大过,尚不改,其他更复何说?甘心为禽兽,尚敢厚颜与正人君子往还耶?……余语多失之谐,又背议人短,亦见豕负涂之象,不能惩忿,生出多少毛病来。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廿日日记云:
  
  艮峰先生来,一风惶愧之至,真所谓厌然者矣!向使时时慎独,何至见人而惭沮若是?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廿一日日记云:
  
  晏起。昨夜寝不成寐,思又虚度一岁。一事未作,志不立,过不改。精神易乏,如五十岁人,良可惧也。何以为人?何以为子?又思有应了事数件,一诺愆期许久,思之悚然汗下,辗转不寐。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日记云:
  
  昨日今日,俱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静坐功夫,须是习熟,若不勉强苦思,更说甚?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元旦日记云:
  
  未明起,敬神,北向朝贺。静坐半时,心有忿念,即克去。假寐。磨墨试笔,谨书“孝”字、“敬”字,写课程单。饭后,记昨两日事。出门贺年,酉麝香方归,车中倦甚。于与人往还,最小处计较,意欲俟人先施,纯是私意萦绕。克去一念,旋生一念。饭后静坐,即已成寐。神昏不振,一至于此!记本日事。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二日日记云:
  
  有一语极失检,由忿“字”伏根甚深,故有触即发耳。树堂至情动人,异不得使舍弟见之兴感,又惜不得使霞仙见之也。说到家庭,诚有味乎!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日记云:
  
  饭后,语及小故,予大发忿不可遏,有忘身及亲之忿。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此时绝无忌惮。树堂昨夜云,心中根子未尽,久必一发,发则救之无及矣。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余则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心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日记云:
  
  车中无戒惧,意为下人不得力,屡动气。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字往复,知而不克去,总是此志颓放耳!可恨可耻。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七日日记云:
  
  自去年十二月廿后,心常忡忡不自持,若有所失亡者,至今如故。盖志不能立时易放倒,故心无定向。无定向则不能静,不静则不能安,其根只在志之不立耳。又有鄙陋之见,检点细事,不忍小忿,故一毫之细,竟夕踌躇,一端之忤,终日粘沾恋坐,是所以忡忡也。志不立,识又鄙,欲求心之安定,不可得矣。是夜,竟不成寐,展转千思,俱是鄙夫之见。于应酬小处计较,遂以小故引伸成忿,惩之不暇,而更引之,是引盗入室矣。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九日记云:
  
  记初五以后事。所以须日课册者,以时时省过,立即克去耳。今五日一记,则所谓省察者安在?所谓自新者安在?吾谁莢乎,真甘为小人,而绝无羞恶之心者矣。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一日日记云:
  
  竹如教我曰“耐”,予尝言竹如:“贞足干事,予所缺者,贞耳。”竹如以一“耐”字教我,盖欲我镇躁,以归于静,以渐几于能贞也。此一字中以医心病矣。谨记,谨记。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日记云:
  
  记云:“君子庄敬日强。”我日日安肆,日日衰累,欲其强,得乎?譬诸树木,志之不立,本则拔矣。是知千言万语,莫先于立志也。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廿六日日记云:
  
  高景逸云,凡天理自然通畅。余今闷损至上,盖周身皆私意私欲缠扰矣,尚何以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炉冶,痛与血战一番。而半月以来,暴弃一至于此,何以为人!何为为子!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三十日日记云:
  
  自正月以来,日日颓放,遂已一月,志之不立,一至于此。每观此册,不知何谓,可以为人乎!聊存为告朔之饩羊尔。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初二日日记云:
  
  看子贞所圈古文及史记,信乎其能自立者。杨子云云:“其为人也多暇日者,其过人也不远矣。”自念如此悠忽,何以自立!若子贞者,名不苟立,可敬也。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初九日日记云:
  
  读杨园近古录,真能使鄙夫宽,薄夫敦。年在壮岁,而颓惰成病,可耻孰甚!今年瞥已四十日矣,一事未成,晏安自甘,再不惩戒,天其殃汝!惕之惕之!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初十日日记云:
  
  予对客有怠慢之容,对此良友,不能生严惮之心,何以取人之益?是将拒人千里之外矣。况见宾如此,遑问闲居?火灭修容之谓何?小人哉!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日记云:
  
  蕙西面现予数事:一曰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三曰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恶而不知矣!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廿一日日记云:
  
  竹如言及渠生平交道,而以知己许予,且曰:“凡阁下所以期许下走之言,信之则中以长自是之私,辞之又恐相负相知之真,吾惟有惧以终始而已”云云。予闻此数语,悚然汗下。竹如之敬我,直乃神明内敛,我何德以当之乎!日来安肆如引,何以竹如知己?是污竹如也!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日记云:
  
  今年忽忽已过两日,自新之志,日以不振,愈昏愈颓,以致不如禽兽,昨夜痛自猛省,以为自今日始,当斩然更新,不终小人之归,不谓今日云阶招与对奕,仍不克力却。日日如此,奈何?
  
  二、曾国藩因忏悔改号涤生
  
  陆九渊、王阳明心学以及王门后学主张心即理,认为人都是成色十足的金子,个个都可以成圣。只要不自我埋没,甘自堕落,没有不能成圣的,所以有人逛街,“见满街是圣人”,“满街圣人见我是圣人”。对于刘宗周、陈确等人看来,人是天之灵秀,一旦为人,就必须成为圣人,不为圣人,便为禽兽。那么怎么成圣,惟在每日忏悔自新。曾国藩接受了阳明后学的这种观点,写有“不为圣人,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对联以自勉。
  
  曾国藩自幼因品性顽劣,经常被父亲打骂。在日常生活中碰壁后,一度受民间善书和功过格的影响,尤其是袁了凡的影响,也曾生过忏悔之心。这说明这个人还是有向善之心的,否则会自甘堕落,不可救药。另外也可见,曾国藩不读什么圣贤书。据史料,曾国藩在21岁时,即道光十一年(1831),因被父亲曾秉钰痛斥,所以发心忏悔自新,改号涤生。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七日曾国藩写日记云:
  
  留馆后,本要用功,而日日玩耍不觉过了四十余天。兹拟自今以后,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晨后温经书有所知则载“茶余偶谈”;日中读史亦载“茶余偶谈”;西刻至亥刻读集,亦载“茶余偶谈”;或有所作诗文,则灯后不读书,但作文可耳。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热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庶几稍稍培养精神,不至自速死。诚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蓄,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谨记于此。
  
  不过曾国藩早年的忏悔自新,是为了功名,为了子孙积福,谈不上什么了不起。同乡友人刘蓉说他当时“锐意功名”,曾国藩也承认当时头等大事是“急于科举”,并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终日与一些俗人交往。
  
  “涤生”,这个“涤”是洗涤过去的污染恶习,“生”是浴火新生。不过,曾国藩刚毅不够,口里喊喊要忏悔自新,却没实际行动,所以从改号“涤生”以来九年,徒有虚名,自我欺骗而已。
  
  与湘乡这种闭塞的地方不同,京城里各路高人咸集,呼风唤雨,让到了京城做官的曾国藩大开眼界。受这些人的熏染,曾国藩羡慕不已,开始意识到要“转向”了,试图做学问和修身。他在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写信给诸弟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苦无良友。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这个时候,曾国藩正式走上了成圣之路。
  
  让曾国藩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是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一日拜见倭仁之后。所以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给弟弟的信中说:“……余自十月初一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余自十月一日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故,前嫌尽释矣!”因此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曾国藩写信告诉弟弟,表示已经立定了终身之志:“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至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于为天地之完人。”
  
  这次曾国藩真正开始忏悔自新了,由此种下了中晚年福报的因。中国文化讲厚德载物、以德配天,只有明“德”才能获得所期望的幸福。
  
  三、曾国藩忏悔自新经历:戒浮躁、戒妄语、戒色、戒烟
  
  在早年的生活中,凡人曾国藩浮躁、暴躁、懒惰、虚伪、狡诈、狠毒、好妄语、好打架骂人、好色、好抽烟、寂寞空虚,有种种劣性恶习缠身,不得自如。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一日忏悔自新之前后,还是有两次谩骂打架的经历。第一次是道光二十年曾国藩进翰林院后不久,与郑小珊一言不合,便恶口相向,“肆口谩骂,忿庆不顾,几于忘身及亲”;第二次是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三,与同年兼同乡金藻因小故口角,“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这说明,年轻的曾国藩性格十分暴躁,品性顽劣,粗痞野蛮,毫无雅致可言。
  
  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记曾国藩好色云:
  
  至海秋家赴饮,渠女子是日纳采,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与人言语不由中,讲到学问,总有自文浅陋之意。席散后,闲谈皆游言,见人围棋,跃跃欲试,不仅如见猎之喜。口说自新,心中实全不真切。归查数,久不写帐,遂茫茫然不清晰,每查一次,劳神旷功,凡事之须逐日检点者,一日姑待,后来补救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是席间海秋言:“人处得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此余所不能也。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记曾国藩浮躁、好游乐云:
  
  讹言是日某武臣拟斩立决,人邀同往西市观,欣然乐从,仁心丧尽,此时悔之而不速反,徘徊良久,始归。旷日荒谬至此,尚得为人乎!”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五日记曾国藩浮躁云:
  
  昨日今日,俱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静坐功夫,须是习熟,若不勉强苦思,更说甚?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记戒色、戒烟、戒妄语云:
  
  与子敬围棋一局。前日服树堂之规而戒之,今而背之,且由我倡议,全无心肝矣。归,房闼不敬,成一大恶。细思新民之事,实从此起。万化始于闺门,除刑于,以外无政化,除用贤以外无经济,此之不谨,何以谓之力行!吾自戒妄语!吾自戒吃烟,将一月,今差定矣!以后余有三戒: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房闼不敬。一日三省,慎之慎之!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陈源衮新纳小妾,传闻惊艳无比。曾国藩获悉后,羡慕不已,便假装有事去拜访,企图一睹芳颜,大快春心。到了陈府,曾国藩先谈一些学问的事情,趁机夸奖陈源衮艳福不浅,要求让小妾出来给他瞧瞧。陈源衮极不情愿,但还是碍于情面,让小妾出来见客。曾国藩大加赞美之余,说了一些挑逗放肆的话,令人很难堪。不过,在民间,闹洞房之类的风俗,也确实如此。当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猥亵大不敬。”后来,他又在日记当中写到:“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
  
  一次,曾国藩在朋友田敬堂家作客,因为好色,控制不住欲望,对楼上田家漂亮的女眷“注视数次”,回家后,自责“大无礼”。
  
  纵观曾国藩的日记,他为了戒掉这些劣性恶习,反反复复,不断自责,认识到要干一番大事业,走向成功,必须发动“诚心”,“截断根源,誓与血战一番”,因此他最终还是成功了。
  
  四、曾国藩的成功靠每日忏悔自新
  
  天地有一个生机,也有一个杀机。生机是诚明,杀机是无明。曾国藩从湖南到北京,从湖南到江西,到南京,到北京、天津,他一直处于生机、杀机之中,有几次试图自杀的经历,时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读《曾国藩全集》,翻阅其家书、日记,可知曾国藩一生都在忏悔自新之中,这是“诚”的澄明。在天曰诚,在人曰仁,仁曰爱,亦曰自在。只有忏悔自新,才能明诚体仁。摘录曾国藩的部分每日忏悔材料如下:
  
  咸丰十年正月十四日日记云:
  
  是夜,睡略成寐,五更醒。念此身无论处何境遇,而“敬、恕、勤”等字无片刻可弛。苟能守此数字,则无入不自得,又何必斤斤计较得君与不得君、气谊孤与不孤哉!
  
  咸丰九年四月初十日日记云:
  
  志不能帅气,老而不变,可愧也。
  
  咸丰十年九月廿八日日记云:
  
  睡后,细思余德薄能鲜,忝窃高位,又窃虚名,已于造物之忌,而家中老少习于“骄、奢、佚”三字,实深惊惧。
  
  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八日日记云:
  
  又思“劳、谦”二字受用无穷,劳所以戒惰也,谦所以戒傲也。有此二者,何恶不去?何善不臻?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廿一日日记云:
  
  冯竹渔自广东购寄千里镜二具,在楼上试验,果为精绝,看半里许之人物如在户庭咫尺之间。其铜铁、树木等,一经洋人琢磨成器,遂亦精曜夺目。因思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一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余志学有年,而因循悠忽,回思十五年前之志识,今依然故我也,为之悚惕无已。
  
  同治元年十二月卅日日记云:
  
  温《诗经·静女》以下三篇。三更睡。光景似箭,冉冉又过一年,念德业之不进,愧名位之久窃。此后,当于“勤、俭、谨、信”四字之外,加以“忍”字、“浑”字,痛自箴砭,以求益炳烛之明、作补牢之计。
  
  同治三年一月廿二日日记云:
  
  近日于应办之事,往往因循迁延,不克即日了毕,乃知“佚”字之病最难克去耳。
  
  同治三年三月廿七日日记云:
  
  因沅弟与纪泽儿均有病,甚为忧灼,夜睡不甚成寐,百感交集。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其成败祸福则天也。
  
  同治七年正月十七日日记云:
  
  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立见者三次,坐见者二次。习字一纸,核对各拓片。专差发年终密考等摺。围棋二局。阅苏诗七律十二叶。午正出门,拜客三家。至竹如处一谈,至春织造处赴宴,申正归阅本日文件。至幕府一谈。摺差自京归,接京信多件。阅十二月邸钞,核批槁各簿。四点睡,三更成寐,四更未醒。是日阅张清恪之子张懿敬公师载所辑《课子随笔》,皆节抄古人家训名言。大约兴家之道,不外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谨等事。败家则反是。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翕谢余致赙仪之信,则别字甚多,字迷恶劣不堪。大抵门客为之,主人全未寓目。闻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黄,而丧事潦草如此,殊为可叹!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字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为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吾家子侄辈亦多轻慢师长,讥谈人短之恶习。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成其骄;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因周少君之荒谬不堪,既以面谕纪泽,又详记之于此。
  
  同治八年八月二十日日记云:
  
  念平生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极。
  
  同治九年三月三十日日记云:
  
  二更四点睡。日内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馀年。
  
  同治十年十月初一日日记云:
  
  余前有信至筠仙云,近世达官无如余之荒陋者。倾接筠仙信,力雪此语之诬。余自知甚明,岂有诬乎!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一日日记云: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惶悚惭郝!
  
  归纳起来,中晚年的曾国藩的儒学思想来源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以及善书、功过格等。程朱理学讲“敬”,时刻保持省察,陆王心学讲“改过迁善”,善书、功过格讲“忏悔自新”,因此李二曲以“悔过自新”描述宋明理学的宗旨,于今而言,用“忏悔自新”来描述更为恰当。这一点,大儒梁漱溟已有论述。
  
  曾国藩的名言“不为圣人,便为禽兽;但问耕耘,莫问收获”,应当说至少可追源于刘宗周以及其弟子陈确。可见曾国藩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当然,明代以来,民间善书也是大致如此述说。
  
  宋代,书院出现写日记以进行自我省察的方法。明代,大量忏悔文本涌现,尤其是日记忏悔薄。刘宗周著《人谱》,倡导改过迁善以成圣。当时,省过会、规过会之类的社团也大量涌现,通过相互检察的方法进行忏悔。陈确更是对人“四路把截”,不成圣贤,便成禽兽。颜元、李塨的日记忏悔法便是宋明日记忏悔法的集大成,被士林广为推尊。这种日记忏悔法,要求公开忏悔日记,相互批阅、检察,通过这种办法,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忏悔自新。曾国藩从倭仁处受教后,开始认真写忏悔日记,并将日记呈送倭仁等人批阅、检察。这是明末清初十分流行的日记忏悔法。曾国藩的日记忏悔法一直坚持到逝世,并且还通过家书、诗文等形式表达忏悔自新。
  
  自我检察,以忏悔自新,这是最为基本的忏悔法。通过他人的批评检察进行忏悔,以求自新,这也是必须的。因为一般人难得自明,需要他者这面镜子。曾国藩的忏悔自新,尤得力于北京朋友圈的检察。人的无明,在于不能破除“局限”。通过自身不断学习、检察,可以破除一部分“局限”,但是未必能完全破除“局限”。这是需要他者这面镜子的原因。甚至于说,人类也有可能全都受到“局限”,即全人类都处于无明状态,那么是非常悲催的事情。这需要“敬畏天命”,需要上帝。维特根斯坦说,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就在此。因为“明”是相对的,“无明”永远是绝对的,那么忏悔也是日需品,正如吃饭、睡觉一样。维特根斯坦说,忏悔必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道理在此。
  
  应当这么说,曾国藩的忏悔自新受益于社契精神。据曾国藩日记,唐鉴、倭仁、冯树堂、陈岱云等人,都是不断鼓励、指点曾国藩走出泥坑的朋友。没有朋友圈的这种社契精神,曾国藩恐怕永远光明可言。尤其是倭仁,批阅检察曾国藩的忏悔日记,帮助曾国藩修身养性,栽培之心如父母!
  
  在儒家思想中,忏悔自新就是“明诚体仁”。孔子站在河边说:“逝者如斯夫!”《易经》讲“易”,一切皆流,时旧时新,永远在变化、生成。这就是“诚”。不诚无物,至诚无息,这些都是讲“物”由诚而开显,不断生成。诚,即天以言开显实在,而人与天签订誓约来维持人的存在。“自诚明,天之道。自明诚,人之道。”诚,是明。不过,诚,为物不贰,生物不测,不一不二,也不一定能预见未来的变化,即有明而无明。这就需要忏悔自新。
  
  曾国藩学到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精华,即恭敬、仁爱、忠诚的精神,所以能每天忏悔自新,没有丝毫的懈怠。曾国藩没有去做学问,而是追求事功,这属于儒学的实践,他以一个普通人的天赋,终于修炼成圣贤,实属难能。“不为圣人,便为禽兽”,这是何等伟大的立志!
  
  忏悔自新需要坚强的超人意志,一般人没这个百折不饶的贵族精神,无法持守下去。曾国藩刚开始忏悔自新的几个月,屡改屡犯,反反复复的,但他没丧失信心。直到去世前,曾国藩还在写日记忏悔自新。
  
  从曾国藩的范例看来,他走向成功,全靠忏悔自新。忏悔能除一切苦,自新可得一切福。只有忏悔自新,才能天天向上,走向光明,否则是日日堕落,永受黑暗之苦。忏悔自新是君子所为,不忏悔自新是小人或者禽兽。忏悔自新是雅致,不忏悔自新是庸俗。忏悔自新是值得荣耀的事情,不忏悔自新是耻辱。忏悔自新是生机,是诚明;不忏悔自新是杀机,是无明。忏悔自新是有尊严,不忏悔自新是无尊严。用世俗的话来说,忏悔自新是有脸有面,即有面子;不忏悔自新是没脸没面,即没面子。
  
  黄守愚于阙一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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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网

作者:黄守愚

编辑:程赛

本文为论道湖南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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