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委秘书长 韩永文)

　　把握好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仍处在极为珍贵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每一次阶段性转换背后都隐藏着新的发展机遇一样，新常态正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利好。
　　
　　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加多元化。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增长的重大动力支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型城镇化。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2014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4.77%。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新型城镇化将带来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从而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持续而强大的动力。二是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中央出台《中国制造2025》规划，计划用3个十年，通过“三步走”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中央紧紧盯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历史机遇，推动我国制造业发展在关键共性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培育全国工业发展新业态，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三是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型业态的出现。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随着“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推进，将推动我国现代制造业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将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四是科技创新。在经历了“市场换技术”“资源换技术”阶段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特征的技术跟随战略后，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2013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已占全球总量的32.1%，超过了美国和日本。我国在高铁、核电、工程机械、航天航空、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智能控制等许多领域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更有质量和效益。新常态下经济结构的调整会带来巨大的市场倒逼作用，迫使企业改进生产，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一是产业结构优化的迹象更加明显。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8.2%，移动互联网、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电子商务、物流快递等新业态快速成长。二是消费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加显著。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加快，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201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达到51.2%。随着智慧生活消费、绿色环保消费、全球时尚消费、文化体育消费等一批新的消费热点的出现，以及扩大商品降税范围、增设口岸进境免税店、增加免税购物额等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将进一步增强。三是区域经济发展更加协调。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区域经济结构将会逐步优化，各个区域之间将更加协调发展，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重要的推动力。
　　
　　改革红利仍会不断释放，市场活力将不断增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中央有关部门完成108项改革任务，出台370条改革成果。从实际成效来看，这些举措正在不断释放出改革红利，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一是简政放权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2013年以来，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和商事制度改革，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全面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制定负面清单、责任清单、权力清单制度。截至2014年底，先后取消和下放了共700余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市场倒逼企业创新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提高效率和创新驱动，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由市场决定。在巨大的压力下，我国企业主动转型、加强创新的意愿明显增强，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创新驱动力。三是国有企业改革将极大地提高效率。国企与政府进一步分离，促进国企的资本化运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自然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业务，开展混合所有制经营，或者引进新厂商，可以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四是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将对经济增长形成重要推动力。完善税收体制，调整完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利率市场化改革，民间资本创办银行，资本账户开放，这些改革都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
　　
　　技术变革带来巨大变化。20世纪下半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使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随之而来的移动互联和大数据，加上云计算、搜索引擎、移动终端和传感器的普及，给产业发展带来了一次根本性变革。以3D打印、分布式能源、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必将对生产组织方式、商品流通方式、居民消费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产生深刻影响，给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以改革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推进经济发展迈向高端水平
　　
　　较之原来注重增长速度的经济发展模式，新常态则要求经济社会发展多目标协调平衡发展，更加注重通过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这要求我们必须坚定有序地推进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完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既要保持定力，以平常心来对待经济增长的减速，又要防止经济出现过大波动，保持经济运行不滑出合理区间，实现稳中有进。首先，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不断扩大，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减缓，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合理适速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学术界看法不一。一般认为只要就业不跌出合理区间，不出现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6%的速度也是可行的，甚至再低一点的速度也是应该接受的。如果一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结构调整遇到阵痛、企业经营困难增多等问题，就采取强刺激政策，不仅难以阻止经济增速放缓，而且还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负债上升、资产泡沫、环境污染等结构性问题。因此，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应该保持定力，坚持既定调控思路，保持宏观政策基本稳定。其次，优化和完善区间调控。保持宏观政策取向基本稳定，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调速换挡是要把高速增长转换为中高速增长，使经济运行质量更高。要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发力，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更加注重定向调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第三，坚持和完善定向调控。要通过激发活力、优化结构、释放长期发展潜力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和可持续性。财政政策不仅要在增加政府定向支出扩大需求上着力，更要在支持市场创新、推动生产要素重组、推进企业进步上着力，在合理减轻社会税费成本负担上继续做好文章。货币政策一定要下决心解决好脱实向虚以及“临危就控紧贷款”的问题，坚定不移地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坚持在定向降准等措施基础上，着力降低融资成本，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形成新的增长动力。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趋势变化和特点，必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新潜能，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一是高度重视原始创新。原始性的技术创新越来越重要，只有重视原始创新，才能使生产率长期保持较快增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更多的附加值，进而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二是加大政府引导支持力度。当前，很多国企的创新动力不足，倾向于通过并购或购买技术来保持竞争优势，民企则存在创新融资难、创新成果市场准入难等问题。要发挥好市场对各类创新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和企业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坚持市场导向明确的科技项目由企业牵头、政府引导、联合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实施，不断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政府在资金支持上要更多地运用财政后补助、间接投入和政府购买产品等方式，同时优化国家实验室、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布局，建立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有效开放机制。推动部分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型高等学校转型，开展校企联合招生，大力培育企业创新人才。三是积极促进创新成果转化。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破除创新障碍，通过成果应用体现创新价值，通过成果转化创造财富。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将职务发明成果转让收益在重要贡献人员、所属单位之间合理分配，鼓励各类企业通过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方式，调动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建立促进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制度，对在创新中作出重要贡献的技术人员实施股权和分红激励。建立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技术转移机制，强化科技成果以许可方式对外扩散，在合理期限内未能转化的，由国家依法强制许可实施。四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创新环境。积极营造重视创新、保护创新的良好环境，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和潜力。打破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规定和做法。加快形成要素价格倒逼创新机制，由市场决定要素价格的机制，促使企业从依靠过度消耗资源能源、低性能低成本竞争，向依靠创新、实施差别化竞争转变。
　　
　　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进入新常态，必须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一是优化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从长期来看，必须实现由主要依靠资源要素驱动向主要依靠制度变革、要素升级、提高效率方面转型。具体到当前，重点是改善需求边的结构，即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转向主要依靠消费。需要注意的是，强调向主要依靠消费转变，并不是说投资、出口就不重要。当前正处在经济增长新旧动力的交替阶段，必须对经济增长动力不连续的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的情况下，适当增加投资是非常必要的，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确保资金投向符合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方向。二是优化产业结构。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要坚持市场导向，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从过去的情况看，越是政府有意扶持的行业，越难以达到预期的发展成效，反而是一些没有得到扶持的行业，抓住了市场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因此，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关键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市场去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坚持有扶有控、有保有压的原则，对基础薄弱的产业要加强，服务业比重要提高，大力淘汰落后产能，消化过剩产能。三是优化区域结构。进一步创新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不断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加快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协同发展，促进东部地区产业创新升级，实现更高层次的开放发展，更好发挥东部地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作用。落实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加快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组装产能向中西部转移，保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推动东北地区进一步激发发展活力，努力扭转经济下滑趋势。
　　
　　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充分释放增长活力。新常态下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关键是要全面深化改革。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重塑经济增长的动力，进而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一是加大简政放权。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发展动力和社会创造力，但仍存在政府资源配置范围过宽、市场监管薄弱、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改革力度，向市场、社会、地方政府放权，建立和完善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切实为市场和企业松绑。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清单，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资的行业、领域和业务等，清单以外的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实行宽进严管，清理规范与行政审批相关联的中介服务，促进政府管理重心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移，解决好监管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二是深化财税金融改革。充分发挥财税金融在“激活力、补短板、强实体”方面的作用，使中高速增长与中高端产业相适应。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卸掉制约民间投资的“弹簧门”“玻璃门”，对规划内投资项目减少审批、简化程序，降低交易成本。要高度重视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偿还及地方融资平台的转型。国务院已经下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地方政府可以建立债务偿还基金，有计划、有步骤地偿还融资债务。同时，通过出台优惠政策、资源支持等举措，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融资平台转型，从现在的单一融资功能转向真正的实体型公司，走向“市场化”“实体化”。三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鼓励企业走出去，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建立以备案制度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通过对外投资打造一批能够在全球整合资源的跨国公司。“走出去”不仅是企业、产品、设备走出去，更深层次的是标准、技术和服务走出去。李克强总理出国访问时，多次当起中国高铁的“第一推销员”，推销的不仅是中国制造，更重要的是中国标准。要推动国标、行标、企业标与国际接轨，把现有中国标准国际化。同时，加快研究和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更多参与国际标准组织，更多和国外优质公司企业联合，把握国际标准制定和修订的话语权，与更多的国际标准认证组织互认互信互用，真正实现产品、标准一起走出去。
　　
　　（《新湘评论》2015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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