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前的1992年8月，笔者作为全县区（镇）长赴江浙乡镇企业考察团的随员，执笔起草过江浙乡镇企业走向“集中”的考察报告。近日，笔者独自行走在杭州、宁波、舟山、苏州、扬州、南京等城乡，处处感受到中国正在接受世界几乎全部的现代科技成果。20多年前那种两条铺门夹条公路、两边铺门不时沷出饮食店脏水的城镇已不见踪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笔者称为第二代工业园区），一栋又一栋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已取代初始工业园区（笔者称之为第一代工业园区）的外在形象，与中西部一些工业园区的低矮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些大商场的豪华已大大超过笔者1990年代在西欧见到的水平。各种交通应有尽有。随处青山绿水。人们神清气爽，自由自在。乡村进城人员已是“中青成群走，安能辨我是城还是乡”。
　　
　　但是，在原有的工业园区和新近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虽然一进场便会收到“欢迎你来到某某高新产业开发区”的短信，但少见人行车马稀，沉寂之念，油然而生，这似乎成为当前经济形势“中央急、地方等、百姓忙”的一个注脚，并由此引起了一些思考。
　　
　　经济理论要始终让“三斯”在场。即斯密的自由市场，马克思的资本道德，凯恩斯的政府作为。特别要注重政府的作为。相对于农耕社会，现代经济发展的主体首先是政府，而不是大众或全民，因为金融、土地、科技等关键要素都不在大众的手头上，投资、外贸、消费的权力也不全都在大众或全民的手里。产品（包括工农业产品）的生产“集中”和“过剩”，早已成为经济的主题，大众或全民的信息和投资都是非常有限的。
　　
　　科技始终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第一推动力。科技的进步已表明大众或全民难以承担起科技进步的重任，百姓中谁能获得那怕是“扫把”一类的家庭清扫工具的前沿信息？只有国家科技部门或大公司、大学校。中国正在接受世界几乎全部现代科技成果，也标志着已有的科技成果已基本上投入使用，要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要依靠科技的再次进步。世界经济周期性发展的根源在于科技的周期性进步，科技进步是需要时间的，这是新常态一词的深刻内涵，任何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只能适得其反。新的科技进步包括基础研究的新进步，产品的新发明，管理的新组合，都需要政府到场。
　　
　　省级以上政府，要建立指导市县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专门机构，把高新技术开发区从现有的经信部门管理转变为高新技术指导机构直线管理，切实解决市县和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所有的县以上高新技术开发区，都要与高校及其科研机构建立联合创新机制。要切实向一级和地一级城市下放必要的土地、资金和投融资的权力，而不是那些可有可无的、甚或假做和做假的所谓审批权下放。所有的高新产业园区的土地，一律不得转为房地等商业用地。要制订切实可行的知识产权及价格体系。要适应新的业态，修订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定义，改变单一接收沿海“腾笼换鸟”出来的低端产品的现象，造就生产设备、产品设计、关键技术、管理方式及其技术、专利、许可、人才等多种转移方式，拉近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差距。对于已经和正在建成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各种设施，目前暂无产业产品进入，不必急于转变用途，政府要在过渡期内给予必要的扶持。要把握好高科技产品商业化的时机和强度，做到高科技新产品长流水、不断线，防止新产品频繁颠覆老产品而带来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
　　
　　加快城乡经济社会结构的查漏补缺、填平补齐。这个有很大、很多的发展潜力。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有必要结合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分别南北东西中不同的经济区域，制订阶段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指标体系，然后分市分县分别查漏补缺、填平补齐，拉长短腿，缩少差距。有的城市的城乡空间边界已基本上稳定，至少在十几二十年间，城区难有大的扩展，这就要及时把城乡的空间固定下来，划定永久的农村区域，因人口和工商业向城镇集中后出现的农村已废弃的工商业用地，应及时修复，退工还田。
　　
　　扩大消费要有政府作为。要让富裕的、中产的、贫民的各个阶层都有钱可用、有钱能用，用得心情舒畅。其中的重点的是让有钱人的钱在国内有用处，由此来推动产业发展，带动大众特别是大学生就业，无钱变有钱。这就需要一系列政策的顶层设计。
　　
　　大众消费的大头仍然是住房、学校、医疗、养老等。在江浙的城市中，随处可见一些国外或国内开办的教育培训机构，面向小学、初中和高中生，开展校外培训。但在湖南的一些地方，这样的社会教育培训机构，至少也得躲闪一点。公立学校正在走向贫民化。所谓贫民化，实是衰退的代名词。公共服务贫民化的现象，还不止于学校，还有公立医院、公立养老院等公字号的事业。是让公立和民立竟相发展，还是压制民立而保护公立，这是下一个五年计划不得不认真思考的大事。
　　
　　经济宣传要准、要实。认识新常态，要把科技周期、经济周期等常识说清楚、说明白。这不但不会影响人们的信心，而恰恰会增强人们的信心，明确努力的方向，以满腔的热情推动新的发展。
　　
　　文/刘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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