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才子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写了一个“微故事”：当一名庸官对阎王炫耀自己为官一世两袖清风时，阎王痛骂他庸碌一世，没有为老百姓做出一点实事，还不如木偶。
　　
　　看来阎王真的铁面无私，明辨是非，这也为我们提拔任用干部提供了参考。
　　
　　在古人的服饰中，是没有口袋的。平民百姓的衣襟向右掩，在腰间束有一条带子，随身携带的散碎东西可揣在怀里。官员则穿长衫，袖子特别宽大，便于放些银两、诗词文章等。古代的贪官在受贿时，也就把钱财放进了自己的衣袖里。倘若官吏廉洁，没有贪赃受贿，两袖中除清风外，自然别无所有。后来，“两袖清风”逐渐成为了官员廉洁的代名词。
　　
　　但“两袖清风”者就是清官吗？我看未必。一些人认为，只要不出腐败问题，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只要不吃拿卡要、与民争利，就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是好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是将做清官与当庸官混为一谈。看看历史上那些“堂前木偶”式的清官吧，几个又能流芳百世、清名长存呢？
　　
　　唐玄宗开元元年为宰相的卢怀慎，廉洁朴素，不搜刮钱财，他的住宅和家里的陈设用具都非常简陋。他当大官以后，没有随着身份高贵而改变，妻子儿女仍然寒冷饥饿。而且所得到的俸禄赐物，还常常毫不吝惜地送于亲戚朋友，是个公认的好官、清官。虽品行端正，廉洁无私，但卢怀慎在政务上却碌碌无为，是个典型的“无为”官员。任职期间，他自知与其同殿的名相姚崇相比，能力不在一个档次，因此，事务都推让给姚崇，自己则概不问事，姚崇说什么就做什么，被称之为“陪伴吃饭的宰相”。
　　
　　北宋神宗时的王珪，也是这样一个无所作为的高官。虽然居相位16年之久，政务只是得过且过，无所建树。每每遇到朝廷大事，他少动脑筋，不献策略，仅仅是个上情下达的“传声器”。每次上朝呈送奏章时，跪拜皇帝高呼“取圣旨”；皇帝批阅后跪喊：“领圣旨”；出殿见人就说：“得圣旨”。总之，事事依圣旨而行，惟上是从、马首是瞻，世人讥笑为“三旨宰相”。
　　
　　世人有“清官”情结，自封建社会迄今，民间对好官的称呼皆为清官，顶礼膜拜之极。当然，真正的清官能够推动历史进步、促进社会发展、形成精神力量，应该人人敬之、代代相传。然而卢怀慎、王珪之流，虽廉洁自律、勤俭节约，宽厚沉稳、谦和礼让，能配得上好官、清官的称号吗？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早有论断。这样的好官，不过是充当“好好先生”；这样的清官，就是为乐得清闲自在。其实，历史上的“包公”包拯、“青天”海瑞等清官之所以受人爱戴，关键在于他们具有多重可贵品质和人格魅力，包括正气、勤政、谏诤、执法、爱才、律己、家教等各个方面，而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仅为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说，“两袖清风”者并不等同于清官。
　　
　　时下，有少数领导干部虽然两袖清风、不贪不占，但作风散漫、尸位素餐，办事拖拉、效率低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的官员不但不是清官、好官，也与贪官一样危险。这些人一旦蒙混过关，长期掌权执政，就会贻误事业、耽搁发展。所幸，党中央高瞻远瞩，看到了这种危机、发现了这种危害。近年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查，腐败、作风一起抓，腐败现象和“四风”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从政环境、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然而，问题又来了！大多数官员确实收敛了，害怕了，不再行贿受贿，不再公款吃喝，不再公车私用，不再迟到早退......可是他们在埋怨“为官不易”的同时，也“为官不为”了：求稳怕乱、瞻前顾后“做样子”；空喊口号、不见行动“唱调子”；安于现状、按部就班“混日子”；回避矛盾、遇到困难“绕弯子”；不敢担当、推诿扯皮“撂挑子”；掩盖问题、欺上瞒下“捂盖子”等等。老百姓感慨，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但事情更难办了。一批轻松自在的当代“清官”就此产生。
　　
　　俗话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封建社会尚且如此，今天更容不得“逍遥官”乐逍遥、“太平官”享太平！或许基于此，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重点要解决干部能下问题。这不仅是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的有效举措，也解决那些所谓“清官”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突出问题的有力武器。愿利剑发挥威力，造福大众！
　　
　　文/吴展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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