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如何对接，近年来已有了研究，如辛秋水等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对接——新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一书已有了一些交代。那么，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如何对接？是近年来流行的“文化下乡”，还是笔者1980年代中期提出的“农民进城，乡土文化也进城”（《湖南日报农村版》1987年2月3日）？读《乡土衡阳》丛书，再次引起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首先想到的就是“让文学记住乡土”。
　　
　　《乡土衡阳》丛书（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由衡阳市“西乡八子”联袂结集，包括彭绍章的小说集《桃花行》、王雁鸣的散文集《故乡风》、邱初开的古体诗集《九峰·疏花》、刘定安的散文集《农历》、欧阳强的小说集《老东老西》、任东华的哲理散文集《人生如此》、王启生的小说集《一湾新月》、刘牧黎的随笔集《那年那月》。他们的作品，形式多种多样，但内容却是一色的衡阳味道、情感、期待和思考。丛书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有过乡村经历的读者的喜爱。已有国内外10多位文学评论界博士的热情品评。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协主席唐浩明在《乡土衡阳》丛书总序《乡土文学的拓展与创获》一文中阐述了乡土文学的历史及其地位，评说了丛书的鲜活、生动与气派及其具有的标本意义和独特的艺术韵味，并预言，《乡土衡阳》丛书在未来地方文学史上将具有不可抹灭的生命和存在价值。
　　
　　《乡土衡阳》丛书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还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意义。
　　
　　《乡土衡阳》丛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历代思想大家对小说的史料价值有过精到的论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导言》中说：“法国社会将成历史家，我不过是这位历史家的书记而已”，恩格斯说，《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翦伯赞说，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之丰富，正如一座无尽的矿山，其中蕴藏着不可以数计的用于历史说明的宝物。中国农耕社会历史悠长，但典籍很少。在古代，“皇权不下县”，甚至在多个时段，国家在乡村组织空缺，或者实行职役制，就是乡长不食俸禄尽义务，谁家的钱多粮多谁来当乡长，农民缴不起税费，则由他们代缴，以至于有的富户为躲避职役而逃亡。这样一来，关于乡村社会史籍很难进入国家的层面，仅散见于乡土文学、地方官绅笔记等书籍之中。后来的学者研究乡村社会时，往往从这些书籍中引用例证，吸取营养。晚近以来，一些国内外学者引入西方学术方法研究中国乡村，但又囿于研究范式，往往呈现的是线多、面少。近年来，地方史志走向繁荣，但触及乡土社会和民生的仍然有限。《乡土衡阳》丛书的作者都出生在乡村，学成后又都回到本土市县工作，他们以厚实的乡村生活经历和直观感受，以文学的形式，把生养之地的过往还原出来，具有重要的乡村史料价值。
　　
　　《乡土衡阳》丛书作者之一的彭绍章老师，曾经当过多年的“半边户”，到了周末就回到老家杨冲，成为一个纯粹的农民。在他的《观音庵里两家人》中：“那时萧启桂是大队书记，萧启文是小学民办教师，同住在观音庵。萧启桂住在东厢，萧启文住在西厢。中间的观音娘娘的宝殿成了堂屋，为两家公用。堂屋后面用木板隔出一个退堂。这个退堂虽然没有辽西走廊那么重要，却是两家思想和经济交流的必经通道。萧启桂和大初吵架了，便从这条道路逃到西厢避难。‘我的爷，她一时气来了，话就冲口而出，你让她几句吧！’萧启文的堂客二初压住堂兄说。萧启文家里来客了，没有菜，二初便从这条通道悄悄地溜到东厢求援：‘我的娘，你借得几个鸡蛋出么？’大初跑到鸡窝边一看，鸡婆还蹲在窝里，然后跑回来：‘我的娘，鸡婆死不着急！你把这条鱼端去吧。’……”这种细腻、生动的记载，可谓非他莫属。
　　
　　《乡土衡阳》丛书具有很强的新闻性。这里撇开新闻、文学的真实性之比较这个永恒的话题，只谈一些新闻和文学评论家对《乡土衡阳》丛书的评论。
　　
　　华东师大博士后、复旦大学副教授李明评论《乡土衡阳》丛书时说：“丛书所选有小说，或中篇或短篇；有诗歌，或旧体或新体；有散文，或写人或纪事；有随笔，或新闻纪实或人生哲理，但都是有质地的。”显然，评论者在这里对一些作品赋予了“新闻纪实”的性质。
　　
　　丛书作者刘牧黎和他的本土中学同学符亚威在大学读书期间所写的“奶奶讲的故事”，被衡阳日报副刊编辑发现后，特为他们开辟《奶奶讲的故事》专栏，编发20多篇，被评为湖南省副刊年赛金奖和湖南新闻奖一等奖。他的《拳师赵春林》在衡阳日报副刊刊载后，热心人士打电话到报社，称赞作者写得好，并对故事中的人名进行了考证。
　　
　　《乡土衡阳》丛书作者采取老实的现实主义手法，在此基础上融进自身最真挚的情感。在他们的笔下，并非完全虚构的故事，有的故事中的地名、人名，真名实姓，连个学名、艺名都没有给起，有的故事早已在当地口口相传，与其说是文学故事，还不如说是新闻特写，只觉其真，不觉其幻。试想，如果乡土文学有的只是梦幻般的虚无，没有社会实际经验的真实呈现，当社会现实走来时，将是什么状况，可想而知。
　　
　　“乡土衡阳”丛书呈现出家族文学薪火相传。《乡土衡阳》丛书作者中的刘定安、刘牧黎是父子关系，其他几位作者、作品中，家族文学中乡园、门风、家学、宗脉意识显而易见。家族文学（包括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是中外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著名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1895—1990）说：“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一切”，法国人类学家、二十世纪人类学之父的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1908—2009）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家族是最古老、最深刻的情感激动的源泉，是他的体魄和个性形成的场所”。历史发展到今天，家族文学、家族文化的存在形式虽然发生了重大变革，但家族文学、家族文化特征及其价值仍然存在。可以预见，在家族文学与文学、文化主流接轨融合中，无论是历史悠久、文化沉积深厚的“传统型”文学家族，还是考举后发的“新兴型”文学家族，都将如同政治家族、经济家族一样，与时俱进，当春发生，生面常新，群星闪烁。
　　
　　“乡土衡阳”丛书拓展了“乡土文学”的概念，为城乡文化融合提供了大量鲜活的实证和思考。“乡土文学”概念应拓展，莫言较早就注意了这一点。他谈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农村的地盘正在缩小，原始的乡土生活，正在变成一个遥远的梦境，因此，应该拓展乡土文学这个概念。《乡土衡阳》丛书的作者们，既关心“农民农”，更关心“农民工”、已经进城和进城路上的人们，为城乡文化融合提供了大量鲜活的实证和思考。
　　
　　欧阳强笔下的《C栋6号车库的老农》，被称为“五代贫农”，老婆子去世后，跟随在鑫源市场开装饰材料商店的崽和媳妇进城住在C栋1501号，但他晕电梯，住不得高层，整天一把椅子呆坐在院内车库的门边，歪着头望着对面花坛几年不开花的桂花树。后来有人请他当麻将替补，别人“赢他的钱都觉得冒味”。临时替换着看院门，“坐得住，不打瞌睡，记得人和车”三条职责，他一条都做不到。后来简直是得了自认为“到医院都治不了”的病。再后来，他得知院落墙外有待开发的荒地可以耕种，他迅速备置全套工具前往种植果蔬，送给院内人尝鲜，说这荒地“救了一命”，老脸才又泛起了红光。
　　
　　有人说，人一出生，就走在返乡的路上。乡村田园的空间形态、色彩质感以及特有的生活方式，曾经是中国“士人”心目中的精神领地。无论农耕社会还是工业化的社会都是如此。一次又一次的出发，是为了更大的发展；一次又一次的回归，或修复疲惫和倦怠的心灵，或回报祖宗、乡邻与土地，或探寻再出发的智慧。丛书作者刘定安，人称“西乡赤子”，自称“西乡打柴人”，从农民工、乡干部、学子一路打拼进城，有了稳定的工作，进入了房车族。但他仍一次又一次回到《雨中季节》、回到《远山》、回到《弯弯的石板路》、回到《烟雨犁头背》、回到《晚稻田》，去找寻《老水车》、《七月荷》……在他的笔下，《回到祠堂》（诗集《在雨季》，远方出版社，2003年第1版）时。祠堂黑瓦无几，青砖斑驳，乌鸦不见，燕子他乡，老祖父“把之乎也者种成了青草”，“父亲记不起放牧的坟场/牛为什么时常抬起头/深情呼唤”，“教我启蒙的先生一生失意/他的消息就是故乡的容颜/从来如此/紫色页岩/只有泥泞的路/刚上路的消瘦子弟/一晃也人到中年/回是回不去了/只能回忆从前/回到祠堂/祠堂已老/已经是书声朗朗的校园/二楼/西头/靠窗的孩子轻问/找谁？看一眼二大组第六排/是不是二十年前的那个少年”。在此，作者分明是回到祠堂、回到启蒙的课堂和座位，从之乎也者、从祖辈、从教我启蒙而一生失意的先生……寻找着潜在的不被轻意发见的文脉，寻找着中年再出发的智慧。
　　
　　进城路上的农民，这种出发又回归，回归又出发，何止刘定安一人？他们既经历了乡村生活，又经历了城市生活，他们给城镇带来的农业文化、传统文化，成为城镇文化的主体。诚如武汉大学博士后晏杰雄所说：“中国乡土生命形式是沉默的灵魂，这种灵魂具有全世界最坚忍的精神和独有的生存智慧，即便在乡下人进城的全球化时代，乡土灵魂仍是中国人无法摆脱的生命密码。”从这点上讲，不是“文化下乡”，而是“农民进城，乡土文化也进城”。要说“文化下乡”，所下乡的也只是现代科技的包装和外壳，其文化的内涵和核心并没有改变。如果说农业文化、传统文化有保守的一面，事实则证明，思想文化保守，行动不保守，这不仅是政治家的手头工具，而且是广大民众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孔子有言：“礼失而求诸野”！
　　
　　近年来，农村衰败，农业凋蔽，农民老弱，农业文化断裂，成为人们的普遍忧虑。有的三农研究新人感到“黔驴技穷”，找不到研究的课题；有的跑农村的记者感到“失业了”，找不着可写的新闻；更多的是人们忧虑三农“已死”。这种状况会延缓到何年的何种程度？《乡土衡阳》丛书的作者们告诉我们，只要农业仍然是人们的主要衣食来源，农业就不会衰败；只要农业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紧密结合的特征仍然突出，农村的凋蔽很可能为农业生态的恢复提供机遇；只要工业化不倒退，资本替代劳动、机械力替代人力畜力，老弱的农民就并不可怕；只要农耕存在，农业文化、传统文化就不会消亡。
　　
　　人是文化的存在。中国人多地广，地方文学、文化及其作家成群结队。继宁夏“三棵树”、甘肃“八骏”为代表的西部作家群之后，出身草根、“用数钱的手写作”的文学“温州现象”，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乡土衡阳》丛书出版之时，湖南省作协主席唐浩明为八名作者题写“西乡八子”的群名，“西乡八子”就是衡阳这支文化大军的番号。期待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乡土文学这支大军中来，为后代提供更多“奶奶讲的故事”，用文学、文化记住乡土！
　　
　　文/刘放生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