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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文化与中国梦

来源:红网 作者:陆魁宏 编辑:程赛 2015-02-16 1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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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要落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物质上强大起来的硬道理,也要有道德建设方面的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构成中国梦的价值内核,它指明了我们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建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培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以这样的核心价值观兴国、立世、育人,因此它是国家发展壮大、社会文明和谐、个人成长进步的价值动力和精神源泉;以这样的核心价值观为中国梦定性导向,因此它是中国梦之魂,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软实力。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特别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华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的根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甚至孔子以前的思想家,都提出过许多合理管用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周代就倡导“六德”的核心价值观:忠诚不偏私,和而不同、刚柔适中,恭敬,恒常,孝敬父母,友于兄弟。春秋时期就有传习六经的传统,重视仁德、孝顺、忠诚、信义的价值指引。传统道德仁、义、礼、智、信“五常”和礼义廉耻“四维”是千百年来治国安邦最普遍、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今天,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中华传统美德中找到丰富的思想资源。
  
  舜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最早源头,舜是中华传统道德的始祖,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德文化对于周朝的“修德配命”、孔子的“为政以德”,乃至当今的“以德治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要深入挖掘和阐发舜德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之转化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养料,进而转化为实现中国梦的文化软实力。
  
  讲仁爱。“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爱父母谓之“孝”,在氏族时代,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从爱父母推广到爱一切族人,爱一切人,这就是仁爱。舜生活的新石器后期,社会文明已有相当水平,“孝”已成为当时普遍认同的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是评判一个人品德是否高尚的一项重要标准。舜被尧帝选择为接班人,就是因为“舜年二十以孝闻,”在“父顽、母嚣、弟傲”的恶劣家庭中,他“能和以孝,烝烝而治,不至奸”。舜以大孝享名于世。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作了详细记载:舜的父亲双目失明,舜的生母死后,其父娶了一个后老婆,又生了个儿子叫象。舜的后母对舜十分凶狠,象对舜也很傲慢无礼,舜的父亲也很不清白,几个人纠结在一起加害于舜,几次欲置舜于死地。然而,舜作为一个大孝子,他决不以牙还牙,而是诚心诚意对父母敬孝道,即帝王后亲自去拜见父母,谦和孝敬,极有礼貌。对同父异母的弟弟也疼爱有加,封象为一方诸侯。以孝事父母,以悌待其弟,这种行为感动了天地。舜“克谐以孝”,对迫害过自己的父母兄弟依然孝敬爱护,不藏怒,不蓄怨,不记仇,把这样一个“父顽、母嚣、弟傲”的家,竟能建成一个和谐家庭,实在难能可贵。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有了家庭美德,推广于治国、平天下定能起作用。孝为仁之本,仁爱源于虞舜之“大孝”。舜对父母敬孝,爱父母,而且做到了“不独亲其亲”,推广到爱一切人,讲仁爱。历山之农者侵畔,在历山开荒种粮的人为争夺田畔而扯皮打架,舜耕历山后,对历山之人讲仁爱,帮助调解纠纷,大家互相关心爱护,年把时间,“侵畔”现象没有了,而且还“皆让畔”。在雷泽打渔的人争夺水中的小块陆地,舜渔雷泽后,同雷泽之人讲仁爱,帮助调解纠纷,大家彼此互谅互让,年把时间,在水中小块陆地上搭个棚子居下的雷泽人不争坁了,而且“皆让居”了。在东夷制陶的人制造出来的陶器质量不高,舜陶河滨后,对制陶人讲仁爱,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并诱导大家加强责任心,把好质量关,言传身教,年把时间,大家生产出来的陶器质量很快得到提高,“河滨器皆不苦窳”了。舜讲仁爱,很有感召力和凝聚力。《帝王世纪》说:“舜每徙,则百姓归之”。所以,舜所到之处,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重民本。舜是以民为本的。舜的亲民之德为万民所称颂,舜为民兴利、为民除害、服务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是载入史册的,孟子在阐述民本思想时大量地引用了舜帝的例子。舜为民兴利,《史记·五帝本纪》有这样的记载:舜帝选贤任能,举尧之未能举,任用高阳氏才子八人,让他们参政议政,协助处理日常政务;任用高辛氏才子八人,让他们“布五教于四方”,宣扬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伦以教化万民,使国泰民安。舜给大臣们做了明确的分工,用其所长,各司其职,为人民办实事。舜经过考察,让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把水患变为水利。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舜见百姓仍然被饥饿所困,便任命弃主管农事,教百姓种植谷物,发展农业生产。为了让百姓有一个舒畅、祥和的生活氛围,便任命契为司徒,主管思想教育工作,开展“五品之教”。除了道德教化的一手之外,还抓刑的一手,搞法治化。他任命皋陶主管刑狱,使用五刑,对不同程度的犯罪行为给予不同的惩罚。舜还关心百姓的精神生活,用音乐陶冶人的性格、情操,他让虁主管音乐,教化万民,使大家通过音乐的熏陶,促使心态平衡,彼此和睦相处。为了知晓民意,集中民智,舜专门任命龙为纳言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信也”。舜为民除害,《史记·五帝本帝》有这样的记载:舜把老百姓深恶痛绝的浑沌、穷奇、梼杌,饕餮这些穷凶极恶之徒发配至离开王城四千里的边远地区。经过打击治理,扬善去恶,社会上“无凶人”,无邪恶之徒侵扰,人民守伦常,知礼仪,过上了安定和谐的日子。舜是执政为民的典范。他制定了巡狩制度,按时到各地巡阅,考察官员们的政绩,了解民情民意。即使到了晚年,仍不远万里巡狩南方,最后死在南巡的途中,舜这种为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永远值得敬仰,值得学习。
  
  守诚信。舜在辅佐尧帝期间,就很注重守诚信,认为是否守诚信是能否取得天下的重要条件。《荀子》有这样的记载:尧问于舜曰:“致天下,为之奈何?”舜答曰:“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执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诚盛于内,贲于外,形于四海,天下其在一隅耶!夫有何足致也!”舜的答词里面,守诚信是一个人应当具有的重要品质。尧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后来舜向禹禅让帝位时,也向禹强调了守诚信才能治理好国家。《尚书·大禹漠》记述了舜对大禹的告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允”就是诚信,“允执厥中”,就是牢牢把握正确观点。舜告诫禹,人心叵测,道心幽微,只有自己一心一意,精诚秉行中正之道,才能把国家治理好。“舜有诽谤之木”,这是《吕氏春秋·自知》明文记载的。为了表达听取民意、集中民智、接受民众监督的诚意,舜在宫廷前的广场上竖起“诽谤之木”(类似今天的意见箱),让大家把意见和建议写在上面,尤其欢迎对于帝王和朝廷的过失提出批评,舜派专人负责定期察看,记录下来,然后认真研究,择善而从,诚心诚意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决不打击报复。舜对臣子们总是以诚相待,布置工作时不是单纯运用行政手段,而是进行坦诚的谈话,如实地摆明情况,讲清道理,诚心诚意地平等商量。比如,舜派弃担任后稷之职,教民众“播时百谷”,顺四时而种百谷,就坦诚地告诉弃,“黎民始饥”,老百姓还在挨饿,一定要管好农事,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问题。舜派契担任司徒之职,分管五品之教,就坦诚地告诉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驯”,父、母、兄、弟、子之间的关系有点乱套了,一定要抓好五品之教,而且告诉契,“敬敷五教,在宽”,要谨慎地施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常的教化,教化民众时要遵循宽厚的原则。舜任命龙作纳言之官,就坦诚地告诉龙,他对那些色取仁而行违的阳奉阴违的人非常厌恶,因为这些人以邪说暴行惊动民众,他勉励龙一定要守诚信,“夙夜出纳朕命,惟允”,无论早晚,都要如实地及时转达下情,传达命令。
  
  崇正义。舜崇尚公平正义在用人上表现非常突出。有一个“杀其父而用其子”的故事。唐尧时洪水滔滔,曾用鲧治水,鲧用堵塞的办法愈治愈糟,九年时间未见一点成效,给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危害,舜当政后依法处决了鲧,“行视鲧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史记·夏本纪》)鲧死后,舜起用了鲧的独生子禹来治水。因为经过考察,禹“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所以,舜不怕禹有“杀父之仇”,而是“唯才是举,虽仇不弃”。禹既尽心尽力又充满智慧,他全身心投入治水,“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入”。而且吸取了父亲的教训,不是用堵塞的办法,而是用疏导的办法,“分导其流而分其量,疏浚河身,以安其流”。这样,顺水势,理河道,使天下之水汇流东归,于是乎,“九州攸月,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史记·夏本纪》)。通过治理山川,导通了九大山,整治了九大泽,疏浚了九大河,变水患为水利,发展了农业生产,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了。这是舜帝公正用人创造的丰功伟绩。舜公正用人还表现在正确对待自己的子弟上。舜的儿子商均,同尧的儿子丹朱是一窑货色,专门吃喝玩乐,不务正事,屡教不改。舜年老的时候,有些人推举舜的儿子商均继承帝位,但舜认为在用人上不能放弃公正的原则,所以决定由德才兼备的禹作为接班人。但又怕将来商均与尧子丹朱一样作乱,于是想了一个周全之计,早早把儿子封到偏远的商地,以免给接班的人带来麻烦。《吕氏春秋·去私》赞颂说:“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舜帝建都蒲坂后,瞎子父亲要求舜给同父异母的弟弟象一块封地。舜拒绝说:“土地爵禄是国家赏赐给功臣和贤人的,怎么能随便赏赐给自己的亲人呢?”瞎子父亲说:“你当哥哥的成了天子,让做匹夫的弟弟怎么和你来往呢?”舜出于无奈,便把象封到边远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对此,《荀子·成相》赞颂说:“舜授禹以天下,尚德推贤不失序,外不避仇内不阿亲,贤者予。”舜在公正执法方面也坚持得很好。舜帝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刑律制度:“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过,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舜帝罚“四罪”(三苗、共工、欢兜、鲧),流“四凶”(浑沌、穷奇、祷杌、饕餮),其中既有蛮夷,又有黄帝族人,还有东夷族人,既有高官诸侯,又有不肖子弟,做到了“维明克允”,公正执法。
  
  尚和合。《尚书·虞夏书》有这样的记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帮。黎民于变时雍。”这段话贯穿一个“和”字,亲、睦、平、协、雍,都含有和的意思,舜的治国方略,核心是一个“和”字。舜在处理家庭关系上体现一个“和”字,尽管“父顽、母嚣、弟傲,皆欲杀舜”,做到家和极其艰难,但舜忍辱负重,“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不失为子为兄之道,终于孝感天地,建成了一个和谐家庭。在处理社会关系上,也体现一个“和”字,比如,历山之农侵畔,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河滨之渔者争坻,舜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不和”的地方,舜一去做工作就出现了“和”的景象。《尚书·尧典》记载,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让“契主司徒,百姓亲和”。舜行厚德,远佞人,舜干戚于三苗,四方巡狩,教化修好各周边氏族,实现了氏族关系的“和”。舜派禹治水,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变水害为水利,实现了人与自然界的“和”。舜讲的“和”是和谐、中和、和合,有“和而不同”、允许存在差异的统一的意思。孔子称赞舜有大智,说:“舜其大智也与!舜好问好察尔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舜帝“用其中于民”,就涵盖了两端的融突,达到了对立的统一,实现了和谐、中和、和合。《尚书·尧典》有舜让乐官对未冠青少年(胄子)进行乐教的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舜要夔去告诉孩子们,正直而温和,宽弘而坚栗,刚毅而不虐害,简约而不傲慢。要懂得诗所以言其志、歌所以咏其言的道理,依其所咏以定五声,而以六律六吕和之,这样八音就和谐了,就形成优美的和声了。这是以讲音乐来讲品德,讲善德与美乐是一种分立中的调和艺术,主张分立双方的对立统一,同中有异、异中求同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不是没有差异、结成板块的绝对同一,这就是舜践行的中和之道,和合之道。
  
  求大同。儒家早期经典《礼记·礼运》对禅让时代构建的大同社会的和谐美景作了精彩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描述是以史实为根据的,尧舜时代确实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尚德友善,确实是人人在关爱他人,人人被他人关爱,确实具备构建大同社会的条件。从家庭和谐、邻里和谐、社会和谐到协和万邦,治国平天下,都可以看到舜帝以“和”为治国方略的影子,看到尚和合、求大同的传统文化的优秀元素。协和万邦、天下大同,从构建和谐社会到构建和谐世界,这既是理想目标,也包含实现目标的途径。“协和万邦”,我们的祖先很有智慧,是告诉我们,要实现天下大同,国家与国家之间要建立和谐关系,就要“协和”,就需要协调各种矛盾,协商各种措施。比如,从文明冲突到文明对话,就要能坐下来对话,就要承认彼此的平等地位,我们古人讲的,“以他平他谓之和”,要允许他者的存在,不能你死我活,有我无你。这样,就可以由对话而导向和合。要通过协商,在“求同存异”上取得共识,大家都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同而不相害,“和而不同”地和谐共处。要通过协调矛盾,使不同国家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认识和体验到“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在地震、海啸、沙尘暴、大气污染、恐怖势力面前,人人都受到威胁,都逃不掉,躱不开,大家是命运共同体。有了不同文明对话的共同基础,在抗灾、排污、反恐等共同目标或相似目标的追求中,就可以获得相当的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互联网普及化把世界连成一片的大背景下,国与国之间搞经济共同体,搞共同开发,接合资共建,互利互惠,达到双赢,这都是协和万邦、实现大同的好举措。
  
  通过对舜德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的挖掘和阐发,深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底蕴,更加深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进一步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自觉性,从而更好地去发挥它转化为实现中国梦的软实力功能。
  
  文/陆魁宏(作者单位: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本文转自2014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界第五届学术年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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