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之道——心性之学与理势合一》(中华书局，2013年7月北京第1版)一书是香港中文大学谢茂松博士读船山学说的一部力作。全书从王船山《读通鉴论》、《宋论》入手，将历史上诸多著名官员之得失予以分析，并进行了精细分类与整理。同时通过对“政治实践的思考”，“大臣之志、量、识”，“理、势与时、几”三个方面的分析论述，着重强调了“心性之学”对为政者的重要意义。以古论今，发人深省。
　　
　　深入地梳理船山“大臣之道”立论的基础
　　
　　作者指出，如果要以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明之要义以及治道，那就是“内圣外王之道”。这是中国文明之大本大源。内圣是“修已”之心性修养，外王是由“修已”而后“安人”、“治人”的治国平天下之经世致用，“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内圣为“明体”，外王为“达用”，体立而用达，由内发乎外，内外一体贯通，二者缺一不可。
　　
　　内圣外王之道为士君子之道，彻上彻下，贯通于为君之道与为臣之道，君臣相互感应一体，“为君难，为臣不易”。书中虽也讨论到为君之道，君心之敬与肆，一念之慎、一念之惧而受天命成盛治等等，但主要还是集中于为臣之道，尤其是作为大臣、政治家的大臣之道。
　　
　　大臣之道同时也意味着在心上下大功夫，立大本大源。此心非他心，为道义之心，仁义之心，持之定而不动摇，而后方能发而为经世、应万变之全体大用。
　　
　　有心、有仁心还需有术，方能成就仁政之功业，故术甚为紧要。术是什么呢？术中“心之所生”（正所谓“心术”），是“四通八大之道“，心中所自有的处处逢源之道，而人却不自知心原本有广大深远之术，具广大变通之用。心是术之本，术不在心之外，术也反过来成全了心。只有对术有此精微之诠译，方可去除人们对于术的理解误区，即术尽为权术、权谋、阴谋之狭窄、阴暗，而为人在道德上鄙视、但在行动上又不得不然之两难。
　　
　　大臣之道亦离不开心对于天理之信心，对于事理、时势之洞悉以及将理与势二者完全打成一片之把握，此即心与理之最终达到合一、理与势之最终达到合一。故大臣之道与心性之学、理势合一观实为三位一体，大臣之道绾合心性之学、理性合一观于一体，在彰显中国政治传统之伟大。
　　
　　以上立论之依据本于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之学，尤其是其经学《周易内传》、《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以及史论《读通鉴论》、《宋论》。经史之学为中国学问之根本，经学为体、为本，史学为用。必有体之立而后才能有大用，体亦必发而为用，体不离用，体在及中显，没有无用之体，用乃是用其体。王船山之学体用兼备、体用互见，为做事、做大事之学，集中国历来治道之大成。
　　
　　详尽地描述船山的“大臣之不易任与大臣之道”
　　
　　作者首先介绍了研究本题的方法，指出，先从具体的“用”的角度入手，而后由用而明“体”，将大臣之道归为心性之学，这是基于政治作为实践性知识、默会性知识的特性，它不同于规则性知识，所以要先从“用”下手。史较之经，则是“用”相对更为显在的呈现，故对于大臣之道之讨论，也先从船山之史论入手，然后才及于其经解，由用而及体。讨论心性之学则次序刚好反过来，先经而后史，由“体”而及“用”。这表明了作者研究船山之大臣之道的严谨的学术态度，而不是随心所欲，意气用事。
　　
　　作者指出，中国古代政治的结构由君、臣、民所构成。作为最高权力的唯一世袭的君，其一言一行自然是一人而可影响天下。而作为君与民之间的臣，即主要由科举而产生的士大夫官僚群体，是政治的实际操作者。大臣，即今天所说的政治家，更在其中起关键性的作用。船山指出，“国必有所恃以立，大臣者，所恃也”，而“无人者，无大臣也“。由于“大臣”任天下之重，大臣之品格则需要极高的要求，这即是船山所提出的“大臣之道”。
　　
　　作者认为，船山在《读通鉴论》、《宋论》中以士大夫的政治成熟度、政治能力为标准，对历史上各种士人、臣子进行了辨识与批评：一类是逃避政治的清高之士。二类是不考虑政治后果的直谏之臣、妄人、意气之士、躁人。第三类是急于求成以至不择手段的功名之士、刻核之吏、矫诡之士、游士。第四类是政治能力不足的疏庸之士、鄙陋之臣等。
　　
　　在船山看来，大臣之为大臣，必须能入参坐议，出接四方;要有决大疑、定大事的方法;要久任，不能经常更替。这是大臣成其为大臣之基本，但真正允为大臣、得大臣之道者：(一)大臣当制治于未乱。(二)大臣当独任、不好言、不好听而民不知感。(三)大臣之平情、坦然无我之大用。(四)社稷臣者，唯正而已。(五)大臣之简、静与易风俗、养人才。
　　
　　捧读《大臣之道——心性之学与理势合一》一书，船山神来之思，随处可见，极精治道，众儒之上。比如：船山以贾谊、晁错为例，提出政治家如何居静以消弭、化解政治危机于无形的重大问题。这并非保身为哲，实是以静制天下之动，而使小人自敝。船山强调，“当危乱之世，镇之以静，虑之以密，守之以大正，而后可以为社稷之臣”。大臣之镇静、虑密、大正，方可化解政治危机于无形，船山之论可谓深得治道之精义，迥出众大儒之上。
　　
　　又比如，船山以包拯为例，强烈批评酷吏激起百姓之戾气，强调“养天下之和平”，指出政治之最终目的乃是化民成俗，养百姓和平之气，这是政治的出发点。
　　
　　再比如，船山提出要处理好集思广益与离人独任的关系。集思广益，而功不必自已立，这自然是大臣之道，但船山指出，也不尽然者，非光大宅心而忠忱不渝者，不能知之。船山提出，定社稷安危之事机决于俄顷的状况下，大臣当离人而独任，而不为擅权。船山将司马光与东晋谢安、唐郭子仪作一比较，“谢安石抗桓温，却符坚，而民不知感。郭子仪厄于程元振，困于鱼朝恩，而众不为伸。”非常精到地提出了政治家之或用或不用，都不应由百姓为之欢呼拥护或为之伸张为判断的重要问题，否则就可能引发种种意想不到的政治后果，真正的政治家，乃是功成而不为百姓知，不为百姓感。那么政治家个人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在船山看来，大臣即大政治家乃是独任，而天知命而不忧，其政治乃是有所持守，反求诸已，出于内在之性，即天命之为性，性之善，不是为了显赫的声名与权力，做了一点好事，就大肆张扬。
　　
　　船山在《宋论》中对“大臣之道”有一归纳：“国家之政，见为利而亟兴之，则奸因以售；见危害而亟除之，则众竞于器。故大臣之道，徐以相事会之宜，静以需众志之定，恒若有所俟而不遽，乃以熟尝其条理，而建不可拔之基。志有所愤，不敢怒张也；学有所得，不敢姑试也。”
　　
　　船山大臣之道的这些德行，正是允为大臣者区别各种士，也区别于貌似大臣者的关键处，它显示出真正成熟的政治，显示出责任之重，对政治后果之承担，它是政治品格与政治能力的一体，是至高的政治实践的智慧。
　　
　　精练地讲述船山关于志、量、识、理、势、时、几在大臣之道中的精义
　　
　　大臣之道意味着在心性上下功夫，心性之学是政治家政治的政治实践之保证，这是中国的伟大传统之所在。船山以志、量、识言心性，使得心性之学最终真正全然贯穿、落实于政治实践，发而为大用。
　　
　　政治之为政治，其保证在于心性之学，有此内在之大本大源，然后发而向外应世、通变才能得乎时中之道，使天下事事之处理皆得其宜(即达到善)，应世也就离不开心对于外在事物的理、势与时、几的把握。作者精练地讲述了船山上述关于志、量、识、理、势、时、几的深刻含义。
　　
　　作者一再指出，船山之学，既为做大事之学，则欲任大事者不可不学船山学，而又只有做事者方能真正体验船山学之精义利用而入神。故而其学当时虽不显，但其后一百多年，终为从晚清曾国藩、郭嵩焘、梁启超、章太炎，一直到通过杨昌济而为其学生毛泽东所大用，断不可仅以湘学观之，乃是如船山学堂创办人刘人熙日记中之语：“方今朝野周行，无真正豪杰，前途正未可知。亦冀传播船山学说，为兴起中国之种子”。这也就引出船山所诠译的合心性之学与理势合一观为一的大臣之道对于今天中国政治的意义，即温故而知新。
　　
　　附注：《大臣之道——心性之学与理势合一》一书的作者谢茂松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先后受历史、文学、哲学之学术训练，历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执行编辑，研究兴趣在经学、史学、宋明理学、明清与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十多年来专精于王船山之学及经学、史学、理学与政治实践之关系。他在给本文作者刘放生信中说：“先生读书真细，拙作的脉络与用心皆诠释无余，甚为感谢！船山为孔子之后，我最佩服之大儒，十多年来也一直专研于船山的经史之学，今年可能会写完关于船山易学的一本书，题为《易为君子谋》，到时奉上，请批评指正！船山在衡阳的故居一直想拜谒，如能躬迎盛会，乐莫大焉！我现在中央党校给他们的研究生开始《中国文明研究》、《论语》等课程。”
　　
　　文/刘放生(作者为衡阳县委宣传部退休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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